西摩·托平，普利策評委會主席，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著名記者。
1921年他出生於美國，作為第一個外國記者，1949他目睹了解放軍進入蔣介石政府所在地南京城的一幕，他曾經多次遠赴“紅區”采訪毛澤東、周恩來，並在中國找到了他一生的伴侶、《國家地理雜誌》首席攝影記者奧黛麗·朗寧。
作為美國《紐約時報》的副總編，1971年他在中國旅行了五個星期，除了對周恩來總理進行了長時間的訪談，還走訪了農民、學生、城鎮工人和各級政府官員，寫下了大量的觀察手記。
作為“中國通”，1972年他就將所看到的中國撰文出版了英文版《在新舊中國間穿行》，成為西方國家研究中國問題時必讀的25本書之一。
親愛的同行和朋友們：
歡迎來到這個充滿市場經濟激烈競爭的地方，一個能給你帶來巨大回報，但同時也有著殘酷競爭環境的地方。隻有遵守了一定的規則，你才能在這裏生存和發展。根據美國的經驗，其中有一條規則是：你必須接受在經營過程中經常會出現的起起浮浮。而讀者和廣告商們的品位和需求也不斷地在改變。如果你沒有緊隨其後和對他們的需求做出反應，無疑你經營的報紙就將被淘汰掉。這給中國的報紙編輯們帶來了不小的挑戰。全球社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發展，而中國很大程度上是其中發展速度最快的一個。因而，你們的報紙必須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要適應能夠嚴格地測試編輯們的敏感度、技能和勇氣的發展速度。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都能擁有電視和電腦，以及能利用互聯網，處在電子媒介激烈競爭下的你們就被賦予了更加嚴峻的使命。
那麼接下來該怎麼做呢？如果可以，在此我還是想借用美國的經驗來做參考。假使你要準備去適應讀者和廣告商們不斷變化的需求，你也會非常自信地去麵對未來。關於美國的電子媒介競爭，隨著互聯網的出現，一些觀察家們將“報紙”戲諷為“恐龍”，並預言了它的消亡。但事實上並不是如此。如果我們翻開曆史書，不難發現相似曆史上的情況。其實關於報紙的極端預言在廣播剛出現時也同樣存在過。後來電視時代開始之後，就曾有人說廣播不再會有什麼前景了。而恰恰相反，現在廣播在美國紅紅火火。不！報紙絕不會屈從於互聯網。正如廣播適應電視一樣，美國的報業也在它們的編輯內容和廣告業務上不斷地適應著電子媒介競爭的挑戰。結果是報紙的發行量僅僅除了相對而言些許的下降外，總體上發展勢頭都很好。在美國，有超過1400份日報和超過800份的周日版報紙在發行。曾經有一段時間，美國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能夠經營兩家報紙的。假若在某些城市存在著兩家互相競爭的報紙，它們一定是簽署了“聯合經營協議”，規定了編輯部門相互獨立但要整合生產設備和共同承擔成本支出。作為補充，許多美國報紙現在都在網上開辦了電子版。然而，當像《紐約時報》這樣一家報紙的電子版能擁有1500萬的注冊用戶時，從互聯網經營中得到的利潤一般還是微乎其微。而目前為止，它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它的印刷版。
你們可能會聽出來我本人對於報業的前景並不是太樂觀。我認為是這樣的。但是，我不會假裝成對你們的報業發展所處的境況非常熟悉，以至於可以以絕對的自信來預測你們的未來。而我也會因在你們的國家以一個顧問的身份出現而感到猶豫，因為這裏曾是紙張和活字印刷的發源地，這裏的記者和他們的報紙還曾在對這個充滿活力的社會當中的許多事實的深度報道，和最嚴肅地審視中樹立了令人欽佩的標準和原則。你們正麵臨著從政府補貼到走入市場的轉變過程中的新問題，但是你們並不是新手。你們已經在各式各樣的訂購和街頭推銷的訓練中身經百戰，同時也參與了和無數的出版物爭搶廣告的毫無避諱的競爭。
然而，我認為很有必要在此向你們重述《紐約時報》也曾經曆過的一段遭遇暗淡前景的曆史時期，正如你們當中一些人今天所麵對的一樣。那時我還擔任這家報紙的執行主編。我們的問題，無論過去還是現在，與你們在很多方麵有不同之處。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每個社會在發展它的新聞技能時，都要與它的文化、政治體製和人民的特殊需要相符合的。但我們兩個國家的報業新聞中都存在著一定的永恒不變的因素，來決定我們的得失成敗。而今天，我本人也正是基於這些永恒不變的因素來做本次講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