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真正革掉了“文化”之“命”。我一上小學就生活在文革的狂熱之中，到了小學快畢業時趕上了“要做小闖將，不做小綿羊”的時節，上下最時興的話就是“反潮流”精神強，給老師提意見多，看誰頭上的角硬，身上的刺多。上初中後趕上了全國學習朝陽農學院，不僅大學要學，中學也要學，還推出了典型人物—自卷大學生張鐵生的肆意宣揚，我的母校也因此圍河開山，創辦了兩個校辦農場。學校基本上是一個星期最多上三天課，其餘時間就在農場勞動，就是三天的課老師也無心教，學生無心學，學校也不考試。因此等我上完初中時才知道腦子裏一片空自什麼東西也沒學。到了高中，連最基本的一元一次方程都不會解，給外地工作的父親寫信都不會。因此升高中時自己要不是因為家人的反對，已不想再上學了，早日參加生產隊的勞動，也好掙幾個工分，減輕家中的負擔，免得學不到學問而給家中增加負擔。
天無絕人之路，1976年粉碎“四人幫”，終於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重新迎來了文化的曙光。國家從1977年開始恢複高考製度，從此喚起了我多年埋藏在心底的希望。“上大學”這個遙遠的似乎童話般的夢想離我越來越近，於是下決心通過自己的刻苦學習，將夢想變成現實，但事情遠非那麼簡單，首先遇到一個很大的難題就是底子薄，學習資料少。一邊努力學習新課，一邊將初中用過的課本分類用麻繩裝訂起來，從頭到尾複習。說是複習倒不如說是重新學習，由於底子薄新課有時下功夫再大還是似懂非懂。其實那時的課本是各省市編的，不要說課本有多科學，就連編寫、排版、印刷等方麵的錯誤都隨處可見，但這也是當時唯一的學習材料。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一個當老師的表哥家借到了表哥五十年代初上師範用過的一本化學書，一本物理書，如獲至寶，認真鑽研的同時對兩本書的主要內容做了筆記，抄書也就從此開始了。隨著時間的推移，有門路的同學也相繼從這兒弄來一本講義，那兒搞來一本複習資料，那便是無法言語的財富，十分令人羨慕。有時遇到好資料，大家都要掙著抄錄。記得有一次，一個同學弄來一本縣中學編寫、蠟紙刻印的化學複習資料，幾個同學一商量便合夥湊錢買了紙用複寫紙複寫，抄了起來。大家你抄一部分，我抄一部分，起早貪黑，足足用了一個星期的課餘時間才算抄完。就這樣，我前後兩年的時間內抄了近十本學習資料，為我進一步搞好文化課的學習提供了條件，也正是這種孜孜以求的精神，促使我把失去的時光奪回來，如饑似渴的學習知識，也正是這些我親手一筆一畫抄寫的一本本學習資料，鋪平了我上大學的道路，因而“抄書”成了我人生路上的裏程碑。
1996年7月17日刊登於《銀川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