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出生於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他出生後，僅三個月就失去了自己的親生父親。聽說我的爺爺是在外做生意時，路上不小心得了傷寒，沒有得到及時醫治才早逝的，當年他還不到四十歲，留下了“三男四女”七個兒女，爺爺病故後，是奶奶向鄰居家借的錢，才得以安葬的。從此，奶奶一個寡婦人家，獨自挑起了一大家人的重擔，又當爹來又當娘，裏裏外外一把手，艱難地拉扯著一群兒女，支撐著隨時都有可能塌下的那片天。
我的父親就在艱難和貧困的生活中漸漸長大，從來沒叫過一聲“爸爸”，從腦海深處也沒有“爸爸”的任何印象，也就不用說享受父親的愛撫和教誨，更不用說躺在父親的懷裏撒嬌。每當他看見別人家父母雙全的孩子，心中總是有種說不出的滋味。當然寡婦和孩子們的日子，不僅僅是生活上的貧困和艱難，還常常難免要受到一些人的欺負。長期的這種日子恰好應驗了“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那句老話，父親從小就跟大人一起幹活，剛過十歲，就要幹別人家大人才幹的活計。要獨自駕牛耕地，幾十畝的田地，主要靠他一點一點地耕耘，就連人們都認為是十分溫順老實的牛，似乎也在捉弄他，硬是不聽他的使喚。為了把犁給牛套上，常常弄得手足無措，往往要折騰好半天才能製服。不滿十六歲那年，父親便娶了比他小一歲的我的母親，但家中也相繼發生了一些變故。我的大伯也隻不到三十歲就病故，大媽改嫁，隻丟下了一個小女孩，兩個姑媽出嫁，還有兩個姑媽出家當了尼姑，二伯也外出謀生。那年月，雖然我家的土地並不算少，但都是一些薄地，加之人手又少，一年到頭，全家起早貪黑，麵向黃土背朝天，忙來忙去打下的糧食，一大半要被國民黨政府征去。再留些種子，還要養些幫人幹活的牲畜，真正輪到大家的口糧也就沒有多少了，吃糧還是一年接不上一年。
解放後，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土改那年，父親還當上了鄉裏的民兵排長，幹起了“公家事”，揚眉吐氣，精神倍增，日子也一天天好了起來。尤其是一九五六年那年，跟上我二伯在外麵趕上了馬車，後來成了甘肅省崛縣運輸公司的一名正式工人，真正成了吃商品糧的“公家人”，幹上了“公家事”。趕著馬車向前走，走向了社會主義的康莊路。
從我記事時起，父親就每年隻回家一次，還是臘月二十五左右才來，一過正月十五就走，滿打滿算，也就在家呆上二十天時間。由於我們常年分離，與他剛剛消除了生分感時，卻又要走了，我們是多麼希望他能多住上幾天，但他總是放心不下那些無言的戰友—幫他拉車的騾馬，背上我的母親給他烙好的許多麵餅，拿上自家種的老漢煙，丟下妻兒去趕路。短暫的團圓，又要長時間的分別。也許父親與牛馬打交道時間太久，也許從小沒享過父愛，也許生活的艱辛和磨練，使他為人言語不多，絕少聽見他喋喋不休地教訓人，很少談這說那，他喜愛沉默，即使是別人責怪他，也很少與別人爭辯。但他為人忠厚耿直，善良實在，一生坦蕩，從未幹過違背良心之事，從沒有做過不利於他人之事，用他無聲的行動感染和教育著我們，使我們從小就知道如何做人，怎樣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