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卡斯特羅在古巴比豬灣事件前更得人心，其地位更有保障了。總統和鮑比·肯尼迪都為卡斯特羅而困擾。1961年秋天，肯尼迪指派鮑比負責“蠓行動”，這項計劃是要顛覆古巴政府，如果行動失敗，就暗殺卡斯特羅。肯尼迪向報紙出版商加德納·考勒斯哀歎道：“每個總統最終都有一個包袱，我的包袱是古巴。”這可是一個最為貼切的比方，他自己還都沒有意識到而已。嚴格地說，一旦你背上一個包袱，這個包袱就一直在你身邊，直到你死去時。
肯尼迪入主白宮，比以往任何一個總統都要關注第三世界國家。年輕時做國會議員時，他就訪問過一些剛剛贏得獨立的國家。他一直站在當地人民一邊，他認為民族主義最終一定比共產主義要強大，而且美國應該明白這些剛剛成立的國家不願意被拖入冷戰。
和共和黨人不一樣，肯尼迪並不認為中立主義是不道德的，中立主義也不會對美國利益構成威脅。有一天，肯尼迪在起草給納賽爾的信時，對國務院的一位官員說：“你知道的，我們必須記住這個家夥也有很多問題，他已經獲得民心，我理解他還有一些不能做的事情。”
加納需要在沃爾特河建一個大水壩，可是該國領袖誇梅恩·克魯瑪經常在莫斯科，並猛烈攻擊美國，國會堅決反對那個大水壩——包括鮑比。可是肯尼迪讓中央情報局調查克魯瑪，他們的調查結果是他不是秘密共產主義者。過後，肯尼迪說項目繼續做下去，“克魯瑪不會永遠在那兒，但是大壩卻會”。5年後到大壩竣工時，克魯瑪下台了。
美國強烈譴責賈瓦哈拉爾·尼赫魯派遣印度軍隊從葡萄牙手中奪取果阿，以及印度尼西亞軍方從荷蘭手中奪取西伊裏安。肯尼迪對他的朋友——英國大使大衛·奧姆斯拜·戈爾說：“我堅決反對，可是我們還是要麵對現實，即便是果阿易主印度，西伊裏安到印度尼西亞手中，你們英國和我們美國也不會承受什麼不可挽回的損失。我們都不要認為整個世界隨著我們江河日下，我們對這一類的事件不能施加任何影響力。”
肯尼迪有意逐年增加投向第三世界國家的資金，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創建了國際開發署，他很快就嚴厲自責——國際開發署聽起來太像慈善機構。艾森豪威爾所有的國際援助計劃都是以互保為基礎的。肯尼迪悔恨地承認：“艾森豪威爾是對的，要在國會山宣傳這個，唯一可行之道是具備軍事保障。要是國際國防基金或諸如此類的都行。”根據在美國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份額來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援助沒有逐年增加，實際上從1960年到1964年，反而下降了。
艾森豪威爾曾力勸國會通過《公法480》，這項法律可以讓美國盈餘農產品以低價或免費提供給貧窮國家。肯尼迪重新包裝——甚至拓展——《公法480》，稱它是“以食物換和平”。以食物換和平的偉大貢獻在於讓國會批準將小麥銷售到蘇聯。他還希望能把食物賣到中國，可是那在政治上行不通。
肯尼迪內心深處希望看到第三世界國家興旺發達，而不是把第三世界變成戰場。他認為錢不是提供援助的最佳方案。早在1951年，肯尼迪在做國會議員時兩次出訪之後，得出結論——美國就每個問題都投入資金也不能拯救世界。盡管美國很富有，但該國的資源也是有限的。他對記者說：“為每一個霍屯督人提供一瓶牛奶不僅超出我們的控製，還超出我們的能力。”另外，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需要的是美國少提供一點資金，多提供一點技術技能幫助。那會是國際援助的重點所在。
他並不是唯一這麼看待此事的人。哈伯特·哈姆弗雷也這麼認為。1960年，哈姆弗雷曾引進這一立法，稱這項立法會開創以美國自願者為基礎的一種新型援助計劃。他把這一援助計劃稱為“和平隊”。
他的提議沒有得到回應，甚至在初期活動中根本沒有提到他的提議。但是1960年深夜，但肯尼迪乘飛機到達密歇根州的安娜堡市時，他希望會見一些為他的這項活動做自願者的學生，但他卻發現這1萬多學生是在這裏迎接他的到來，他歪嘴一笑，對他的自願者說：“我來這裏是要睡覺的，但是我想我要說些什麼。”然後他對人們講話。
“你們中有多少人願意在非洲或拉丁美洲花10年時間為美國效勞，為自由而奮鬥？”
在肯尼迪看來，從這一點出發“和平隊”是他的主意。即便他知道國會和共和黨的報紙指責他太天真，他還是打算繼續進行這個計劃。肯尼迪當選總統之後，他組織了一個由薩金特·史萊弗和哈裏斯·沃福特組成的特遣部隊來看看“和平隊”是否實際可行。其中哈裏斯·沃福特是巴黎聖母院前任法學教授。他們很快發現國務院有人反對這個主意——但不是迪恩·臘斯克，他倒認為這是個很好的主意。
史萊弗和沃福特對這個計劃投入越多，他們就越是充滿激情。史萊弗對總統說：“應您的要求我們已經考察了成立和平隊的一些問題，我還是建議立即成立和平隊，……我們到周一早上一直會在工作。”
參議院就有一些持批評意見的人，首先是J·威廉姆·富爾布萊特，必須說服他們。眾議院也有一些老頑固公然反對這個計劃，比如路易斯安娜州的奧托·帕斯曼就痛恨外國人以及與外國人有關的事務。當然，還是有一些參議員和眾議員支持和平隊的，因為這看似對外國提供廉價的援助——那是他們最歡迎的那種支援。肯尼迪還要求所有和平隊誌願者忠誠宣誓，這樣來平息國會右翼議員的反對之聲。
他竭盡全力邀請他父親的老朋友赫伯特·胡弗來當“和平隊”的名譽主席，可是年屆八十八旬的老胡弗認為他必須謝絕他的好意。肯尼迪還邀請萊姆·比林斯來做“和平隊”主任，但是比林斯很快斷然拒絕。
史萊弗和沃福特提出一個能適合管理“和平隊”的人員名單，大部分是教授，但是政府方麵已經明白表現出對這個名單的不屑一顧，因為裏麵有太多的學界的人占據顯要的位置。比林斯拒絕做主任後，肯尼迪要求由史萊弗來擔任該職，史萊弗本人也不願意出任這個職位，他在芝加哥很開心，但是，最後史萊弗認為他必須做肯尼迪希望他做的任何事情。
“和平隊”的申請表裝了滿滿一卡車，找誌願者並不是問題，問題是尋求讓他們做的合適項目，大多數人最後隻能教英語，因為幾乎沒有誌願者擁有技術技能，或是在公共衛生領域的資格。
和平隊帶來了新型的美國傳教士——他們不是參加宗教聖戰。關鍵要看年輕人，而不是經驗豐富的老練之士，很像今天的白宮情況。
有一些國家並不是十分願意接受和平隊誌願者，他們沒有什麼技術可提供，幾乎不了解世事。如果他們的體驗很糟，他們難道不會向國會議員抱怨？假設這是可恨的中央情報局的先遣組織，那這個組織不是用來顛覆美國不喜歡的國家的嗎？
盡管他們持懷疑態度，但是幾乎沒有哪國政府能夠承擔起拒絕總統如此傾心關注的項目的後果，接受“和平隊”誌願者本身並不能保證能獲得美國支援，但是拒絕等於確定以後不會有任何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