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常規操作章程
現在一切都要有所不同了，首先是橢圓形辦公室，艾森豪威爾時期，橢圓形辦公室漆成綠色，士兵們稱這種顏色很“養眼”，常用於裝飾世界各地的軍營和指揮部。海軍更青睞於頗有品位的白色，肯尼迪上台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讓人把橢圓形辦公室漆成象牙白。
肯尼迪在橢圓形辦公室放了兩個紅色的沙發，中間用茶幾隔開。地下室還有一張書桌，那是1880年維多利亞女王送給拉瑟福特·海斯的禮物。這張書桌可是具有一定曆史意義的海軍珍品，它是由英國最後的木質戰艦HMS“不屈號”的木材製成，從海斯到杜魯門，曆屆總統都用過這張書桌。這種書桌如今從地下室重新又回到橢圓形辦公室，桌上擺設的椰殼可為這張書桌增色不少，那椰殼包含了肯尼迪的一段曆史：二戰時，年輕的肯尼迪在椰殼上刻上信息，讓他的109號魚雷艇的船員獲救。肯尼迪一直用透明塑膠保存著這個椰殼。
從當選總統到就職典禮之間的十周，肯尼迪其實十分繁忙，他開始感覺到由於他缺乏經驗，各項任務可能會很繁重。但他也很快放下這些想法，畢竟，長期追求的政治目標得以實現，肯尼迪激動不已，另外，隻要有常規的判斷力和非常的智力來指引，經驗不足可能會是一股解放的力量。但現在他認為自己要征詢一些人的意見，比如杜魯門的國務卿迪安·艾奇遜。肯尼迪在50年代初期一度毫不留情地嚴厲申斥艾奇遜，肯尼迪指責他在中國問題上可能失敗，並且對朝鮮戰爭負大部分的責任。
然而，肯尼迪當選總統後，要尋求艾奇遜的建議。他還向艾奇遜坦言：“我的問題，是過去我花費了許多時間去結識能夠讓我當上總統的人，結果到現在我卻發現我認識的能夠讓我當好總統的人不多。”
肯尼迪把他作參議員時的工作團隊帶到白宮，成為白宮職員。現在最為重要的人物是特德·索倫森，肯尼迪曾稱他為“我的智能血庫”。還有他的秘書伊芙琳·林肯，她雖其貌不揚，可雙目有神，辦事輕快敏捷。白宮還應有一個位置給開心果大衛·鮑爾斯。肯尼斯·奧唐奈是白宮的預約秘書，他曾是哈佛橄欖球隊隊長，在競選運動中，他確實是精力充沛，辦事效率高。
新的白宮班子剛進入賓夕法尼亞大街1600號時並不是單純地信心十足，而是得意洋洋。肯尼迪的特別助理邁爾·費爾德曼說：“我們認為我們這個團隊是有史以來最棒的。”像這樣自傲之辭惹惱了白宮的一些前任職員，克拉克·克利福德就是其中一個。對於新的行政管理班子，他們應該留意前任的經驗教訓，並且觀察前任的辦事方式。可是現在新任白宮班子對這一切都置若罔聞。
首先要廢除的是艾森豪威爾時期首創的白宮總管一職，肯尼迪任總統後，不需要有人來統管白宮班子，相反，他采納富蘭克林·D·羅斯福的模式：新的白宮班子有很多人——像索倫森、奧唐奈和費爾德曼——他們都和肯尼迪相識多年，並願意做任何一件肯尼迪希望他們做的事情，他們不用受頭銜的局限。這一模式在羅斯福時期的工作效率很高，但是這樣一來，白宮的職員增加了將近3倍，政府開銷也相應增加了5倍，而且政府職員職責繁複不清。
整個白宮班子人事關係不再分上下級關係，肯尼迪幾乎是對每個職員直接發號施令。如果肯尼迪想叫人做什麼事情的話，他直接派人，吩咐好要做的事情，辦好事情後直接向他彙報。這可有一點像19世紀的風格。可是在20世紀60年代，白宮的這種人事關係讓白宮各部門、各機構的職責相互重疊。誰來協調聯邦政府各部門的衝突呢？在新的人事安排下，顯然是沒有人來協調。
在肯尼迪任命的白宮官員中，僅有法律總顧問阿奇巴爾德·考克斯一人擔心新的白宮體製會因為無人管理導致職員工作散漫，最終白宮班子潰不成形。但是當他告誡總統政府職責要明晰時，肯尼迪聳聳肩，不屑地說：“沒有比這更明晰的職責分配了。”
在權力交接期間，肯尼迪已經給不同人員安排了不同的任務，有的人處理像民權之類的國內事務，有的人處理像對拉美的政策之類的國際事務，這些人都直接向他彙報工作。就職典禮之後，這些人作為總統的行政顧問繼續處理權力交接時期的任務。肯尼迪正在有效地創建一個權力平行的小機構，他們行使聯邦政府之外的權力——某種程度上說超出聯邦政府的權力。這樣的機構很像是他競選時的工作機構，行使與民主黨平行的、有時甚至超出民主黨的權力。
肯尼迪辦事風格是很英國式的，他不是預測事件，而是直接麵對事件。這樣一來他需要一些聰明無比的人們臨時對付突發事件，這需要一些一流的通才，而非什麼二流的行家。肯尼迪往往會說：“你用腦子好好想想。”在肯尼迪看來，智力重於任何經驗和既定的章程。
白宮職員自然而然地瞧不上那些公事程序，並不失時機地摒除它們。他們的這種熱情當然值得讚賞，公事程序在他們看來不過是聯邦政府機構辦事的常規操作章程——其中包括肯尼迪想要完成的事情。
然而他最有可能對命令鎖鏈（除非涉及軍事命令）和常規操作章程置之不理。1961年1月，由於毛澤東荒唐的大躍進政策，中國爆發遍布全國大饑荒。肯尼迪在考慮美國是否可以做什麼來援救中國的災民，於是他草簽了一張便條，把它遞給他的助理秘書拉爾夫·頓根，說：“問問切特（副國務卿切斯特·鮑爾斯）和鮑勃·艾莫力對此事的看法。”艾莫力是中央情報局的高級官員。他把便條給艾倫·杜勒斯看，杜勒斯吃驚地說：“這是政策問題，我們是情報人員，不能卷入此事。”
艾莫力回答說：“去他媽的，艾倫，這是新任總統，他做事不同於前任，而我們的回應不能打官腔，‘讓別人去管’。”
肯尼迪援助中國隻是一時衝動，在國會方麵，他要付出太大的代價。但是類似事件讓許多行政高級官員吃驚，肯尼迪因此也疏遠了他們。
不久以後，肯尼迪發現這些行政官員的權力過大，往往讓他受阻。有一天他對瑞德·費依說：“你要知道，我命令一出，就會被人質疑，然後命令不能得以執行。人人都知道我是總司令，但至少有50個家夥在指手畫腳。”肯尼迪辦事風格仿佛並沒有讓那些礙事的家夥們日子好過些。
有時，肯尼迪看來要靠老朋友的支持，這些人都和他十分親近（有一些關係甚至更為密切）。馬吉斯·奧李爾瑞曾供職於國會大廈警衛隊，後來，到1947年，他又來做肯尼迪的司機。馬吉斯做事總有些欠條理，不止一次送他上錯了飛機或是火車，馬吉斯也不是一流的司機，可是，肯尼迪根本無意辭退他。總統還要聯邦經濟情報局一定要給他安排一個位置，這樣，馬吉斯還能在華盛頓為他開車。
其他老朋友——瑞普·霍頓，瑞德·費依和吉姆·力德——都在他的勸說下，擔任政府高級職務，畢竟，他們要承擔經濟上的損失。但肯尼迪邀請萊姆·比林斯擔任商務部副部長一職時，比林斯拒絕了。他說他希望他們依然保持以前的關係。然而，比林斯可能更想回避聯邦調查局做背景核查，因為那樣的話，肯尼迪就必須要麵對比林斯是同性戀的事實。
肯尼迪亨利五世式的“兄弟連”原則——即個人關係親近的人進入核心管理機構——在公正的社會本應該把工作流程圖和決策樹形圖弄得一清二楚，這種用人原則看似溫馨的人情政府戰勝冷酷的官僚等級政府。然而，事實絕非如此。在肯尼迪的政府，總有不必要的摩擦和混亂，最終總是行使特別措施來解決問題，組織嚴密的政府是可以避免這些問題的。肯尼迪的政府還有腐敗現象。
橢圓形辦公室兩旁各有一扇門，還有一扇對著玫瑰花園開的法式門。肯尼迪安排奧唐奈在一個辦公室，伊芙琳·林肯在另一間辦公室。大部分時間，兩個辦公室的門都是開著的——法式門也是如此——肯尼迪時不時地走進隔壁辦公室去和奧唐奈或林肯夫人說話。
幾乎人人都想通過奧唐奈去拜會總統，哪怕他既不是政府職員，也不是肯尼迪的家人。但是奧唐奈占有欲極強，即便是內閣要員也很難從奧唐奈的辦公室到總統辦公室。結果，大部分人們——包括道格拉斯·狄龍和羅伯特·麥克納馬拉——都通過伊芙琳·林肯的辦公室。伊芙琳不僅僅為人更寬容，她也更通情達理，當然，她也沒什麼好隱藏的。
奧唐奈曾經是哈佛橄欖球明星，二戰時期是一名投彈手——還算合格。他曾在B－17戰機上既是投彈手也是領航員。1944年在歐洲曾經30次執行飛行任務，包括登陸日。他還獲得傑出飛行十字勳章。肯尼迪喜歡和二戰時期參軍服役的人在一起。為了表明他不是那麼好通過的人，他腰帶上總別著一把手槍。奧唐奈在整個白宮職員中最讓人深惡痛絕，不過，他本人倒還喜歡他的外號“眼鏡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