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塑造自己特有的個性
一個人能不能成功的決定因素，不在他擁有多少有利的條件，而在於他如何評估、期望自己，如何把個性的力量轉化為有效的行動。成功女性一般都具有讓人喜愛的、富有吸引力的個性，這種個性使她們具有超凡的人格魅力，有助於她們成就自己的人生。
唯有個性 才能成功
1883年8月17日，夏奈爾出生在法國一個貧窮的小販家庭。在她12歲那年，母親死於肺病，不負責任的父親拋下她去美國尋找樂土。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夏奈爾來到孤兒院，在孤兒院度過了她的童年。心靈的創傷造就了她的叛逆性格，同時，也培養了她敢於麵對現實及堅強的獨立自主的性格。
夏奈爾有著倔強的不安定的天性和爆炸性的創造力，這種創新力，是她事業的靈魂。
1910年女帽店的開設，是夏奈爾不平凡一生的開端。談到女帽店，就不能不提到她當時的兩位好友，一個是富家公子艾迪安·巴尚，另一位是花花公子鮑伊·卡柏，因為這女帽店跟他們有著很大關係。有一次，鮑伊帶夏奈爾去賽馬場，夏奈爾注意到當時的女帽都比頭小，戴上後還要別上帽針才能固定，且堆砌著繁雜的羽飾、蕾絲，既不實用又俗氣。她想對它進行革新，於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鮑伊與艾迪安。夏奈爾在他倆的幫助下，終於在巴黎坎朋街21號開設了一家女帽店。她設計推出了稍寬大而沒有太繁縟裝飾品的帽子。這種女帽簡潔、大方、尤其是硬草帽和圓頂窄邊的鍾形帽，受到廣大女性的青睞。這讓她生意興隆。在1911～1912年間，她的帽子業務蒸蒸日上。《時裝雜誌》以完整篇帽刊載了夏奈爾的帽子，並由年輕的明星演示，使這位年輕而無名的小帽商，在巴黎初露鋒芒。
帽子店的開設，夏奈爾特別感謝鮑伊。鮑伊是夏奈爾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甚至可以說，是他塑造了夏奈爾——他資助夏奈爾開店，他把夏奈爾引進真正的上流社會和藝術沙龍，他關心夏奈爾的想法並培養了她的個性。
夏奈爾精力旺盛，似乎有永遠消耗不完的熱情，可以將任何存在於她腦海中的事情變成現實。1913年，她在法國上流社會的度假勝地——杜維爾開設了第一家時裝店。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但戰爭的陰影並不妨礙杜維爾的貴婦們繼續著波烈式的羽飾、長裙，她們以奢侈的服飾來炫耀丈夫的地位。夏奈爾憑借著自己的創新力以及天才的敏感，推出了新款針織女羊毛運動衫，式樣源於板球運動男裝，造型簡單，款式合體、舒適又飄垂。接著她又以水手上裝和水手褲來代替女裙，使極度的奢華歸於平淡和簡單。此款服裝一經推出便立刻引起轟動，吸引了有品味的女性，但也遭到了非議。然而夏奈爾無視輿論，在杜維爾常常穿著羊毛運動衫和褲子或源於水手褲的褶裙，騎馬散步，招搖過市。這極大地表現了夏奈爾的叛逆個性，女人不再是男人的“花瓶”，而是擔負社會責任的國民。她說：“要婦女從頭到腳擺脫矯飾，要創造一個年輕的形象”。以往的波烈式的寬大拖遝的裝束，既不適合戶外活動，也顯得滑稽可笑。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以夏奈爾的女時裝代之，這也是曆史前進的腳步相符的。
夏奈爾的創造力是具有爆炸性的，她本人的衣著舉止成為世人模仿的對象。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天氣突然變冷，夏奈爾借了情人的馬球套衫，束了腰，卷起袖，顯得十分瀟灑、迷人。這種偶然的裝束竟成為時髦一時的“夏奈爾”裝，被人競相模仿。戰爭給杜維爾帶來更多的闊佬，也使夏奈爾的時裝店擴展成大公司。夏奈爾終於登上了時裝界的製高點，她的時裝和她本人一樣銷魂蝕骨地迷住了那個時代。
夏奈爾是服裝史上一位非凡的女性，她一生中曾在兩個時期準確無誤地預見和把握時裝潮流的趨向，兩度把全世界女性的服裝進行了全麵革新，創造了服裝史上的奇跡，成為“世界上50位最偉大的服裝設計師”之一。在服裝史上，如果說波烈品牌改變了女人的裝束，那麼，夏奈爾品牌則真正引領了兩個世紀時裝的變革，推動了時裝業向前發展的進程。
執著成就精彩人生
沒有超人的付出，就不會有超人的成績。這不僅是鄧亞萍多年闖蕩賽場的切身體驗，更是她生活經曆的真實寫照。
淡出乒壇，並不等於淡出人生。鄧亞萍開始在另一個陌生的領域頑強地攀登——攀登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的高峰。
退役後，鄧亞萍進清華大學攻讀英語，2001年拿下學士學位，同年進英國諾丁漢大學，2002年獲碩士學位，隨後進入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專業，開始攻讀博士學位。這期間，她從一位奧運冠軍成為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委員、體育與環境委員會委員、世界勞倫斯體育學會成員——該學會被譽為世界體壇的奧斯卡、格萊美。
一樣執著，成就了兩樣精彩。
鄧亞萍在自己的乒壇生涯裏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奪得18個世界冠軍，其中包括4個奧運冠軍，8年雄踞世界女子乒壇第一名。
1997年，還在她事業的巔峰時，由於嚴重的傷病，醫生建議她退役，領導考慮再三，同意了。於是，她放下球拍，開始淡出乒壇。
退役後的鄧亞萍，懷著興奮而又忐忑的心情邁進了清華大學這個世界知名的象牙塔。
鄧亞萍的小學文化水平與高深學識環境的反差是如此強烈。
雖然她當時還不能完全寫出26個英文字母，但她信心十足地告訴老師：“請老師放心，我一定會學好的。”
上課了，老師的講述，在鄧亞萍聽來無異於天書，她一字不漏地聽著、記著，回到宿舍，再翻字典，一點點硬啃硬記。夜深了，別人休息了，她還在孤燈下苦讀。
當運動員和當學生並沒有太大區別，都是一個“苦”字，但此時的鄧亞萍卻有著異樣的感受。她說：活蹦亂跳、習慣於熱鬧場麵的運動員，最怕的就是孤獨與寂寥。訓練累得實在動不了，同伴們一陣加油聲，一咬牙，挺過來了；遇到了難題、關坎，教練一點撥，通了；比賽遇到困難，觀眾一陣吼聲，勁頭上來了，轉危為安。但讀書呢，常常要一個人孤零零麵壁苦思，那清苦、那孤獨，完全是另一種折磨，沒意誌、沒恒心，是堅持不下來的。
可是，亞萍堅持住了，她下定決心在孤獨與寂寞的戰場上，紮紮實實向知識的海洋進軍，哪怕是喝上幾口水，也要遊向勝利的彼岸。
在清華剛剛學習幾個月，根據清華與英國劍橋大學的互換協議，鄧亞萍得到了去英國劍橋突擊英語的機會。雖然贏得了機會，但同時對她也是個挑戰。雖然她已能進行一些簡單的英語對話，但完全脫離母語，來到一個完全用洋文交流的環境，難度還是相當地大。
剛到英國，她想往家寄點東西，到郵局拿了單子，卻不知如何填寫，郵局的人在單子上指指點點，她卻一臉茫然，兩眼發呆。她能怎麼辦？問誰去？問了，自己還是聽不懂，隻好悻悻而歸。
開學前，房東開車送她去學校轉了一圈兒，讓她熟悉一下學校的環境。第二天，人家不送了，她騎著自行車，卻找不到上學的路，七拐八歪，她趕到學校，人家已經上課了。一向遵守時間的鄧亞萍，急得蹦出幾個單詞解釋，然而解釋不明不白，那滋味、那窘迫，對於爭強好勝的鄧亞萍，可能是一種永生難忘的感受！
做學問與體育訓練一樣，沒有任何捷徑要走，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拚搏。為了趕功課，她起早貪黑，每天隻睡幾小時。奧申委網站剛剛開辟了一個《名人寄語》的專欄，編輯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鄧亞萍。但她遠在英國讀書，為了趕時間開通專欄，隻好在下午2點打長途電話給她，那時正好是英國的淩晨5點。通話時，網站編輯抱歉地說：“不好意思，這麼早打擾你了。”
亞萍的回答令編輯驚訝不已：“不早，我早已起床，正在溫功課。”就這樣，起早貪黑，她每天隻睡幾個小時，累得頭發一掉一大把，但鄧亞萍挺過來了。
回清華，她帶上了學士帽，在畢業典禮上，當她用純正而又流利的英語向學校領導和老師致詞時，引來一片驚訝，一片讚歎。
後來，她馬不停蹄，從清華走進英國諾丁漢大學，攻讀碩士。她的導師對她不太了解，似乎有些不放心，擔心她能否完成學業。亞萍懇切地對導師說：“我可能比您的其他學生基礎要差，請你多費心，別人能聽懂的課程，我可能要兩次甚至多次，別人需要一年，我可能需要一年半甚至兩年。但不管費多少力、多長時間，我都要把學業拿下來。”
鄧亞萍沒有讓她的導師失望。一年後，麵對嚴格的考官，她的論文《從小腳女人到奧運冠軍》，以翔實生動的材料和清晰有力的論點論述了中國婦女及中國婦女體育的巨大發展和變化。
臨場考官的一致結論是：無條件一次通過！
在中國申辦奧運進入關鍵時刻，鄧亞萍責無旁貸地成為申奧“外交官”、“巡回大使”。國際奧委會規定，國際奧委會委員不能訪問申辦城市，我們當然不能違規，隻能在規則允許的情況下，向國際奧委會委員介紹中國的情況。而鄧亞萍作為國際奧委會運動會委員會委員，擁有可以“走出去”的先天優勢。她用10餘天的時間，訪問了瑞士、摩納哥、盧森堡、意大利、瑞典等國；再用3天時間往返於北京——洛杉磯，拜訪了運動員委員會2/3有投票權的委員。
在向委員們介紹中國的情況時，她很懂得外交藝術，不單單講述這些年中國、北京的巨大變化和飛速發展，也誠懇地談了我們國家存在的問題，如環境、交通、場館設施等方麵的不足，更指出這些問題從申辦到承辦的8年時間裏，我們有能力解決目前存在的問題。委員們覺得她很誠懇，很實在，比起那些單純的“正麵宣傳”的效果好得多。
鄧亞萍向很多外國朋友講述過這樣一個故事。
一次，她去商店買東西，一位售貨員認出了她，熱情地拉住她的手說：“你們一定要盡最大的努力把奧運會爭到手。”亞萍反問道：“你為什麼希望咱們申辦成功？”這位售貨員沒談什麼大道理，而是說了一句“大實話”：“我家住的是破房子，要是奧運申辦下來，我就能拆遷住新樓房了。”
亞萍非常看重這種平民的奧運情結。她覺得一位普通百姓，沒錢、沒勢、沒權，卻有著最普通、也是最實際的夢想，而這夢想，正是寄托於申辦的成功，寄托於為申辦工作的人們。她通過這個樸實而真切的故事告訴外國朋友們：在中國普通的民眾中，有著多麼深厚的奧運情結。
時光跨到2003年，正在劍橋攻讀博士的鄧亞萍又回來了，開始了在北京奧組委的工作。
原來，她在劍橋的導師彼德·紐倫是一位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已經研究中國經濟30餘年，他深知2008年奧運會對拉動中國經濟的重要性，會有極高的經濟研究價值，他認為鄧亞萍回國，不僅能為祖國服務，也能為她的論文《2008年奧運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收集第一手材料，因此，他特例批準鄧亞萍回國邊工作、邊學習。
鄧亞萍所在的奧組委市場部，對辦好奧運起著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鄧亞萍麵對的又將是全新的課題和挑戰。
從冠軍到官員，從勇者到智者，從運動健將到女人，鄧亞萍正邁著自信的步伐，神采飛揚，走向未來。
富有勇氣 敢於冒險
1917年，凱瑟琳·格雷厄姆出生在紐約一個富裕的猶太人家庭。其母親格妮·尼恩斯特是德裔移民之女，曾任《紐約太陽報》的特約記者。父親尤金·梅尼是在美國出生的法裔猶太人，畢業於耶魯大學，有著猶太人特有的精明的生意頭腦和敏銳的經濟眼光。梅尼早年憑投資股票致富，中年以後曾在胡佛及羅斯福政府內任聯邦儲備局局長，晚年出任世界銀行第一總裁，是一位傑出的銀行家。1933年，在一次破產拍賣會上，梅尼通過中間人以82.5萬美元購下了《華盛頓郵報》，從此，這家當時影響並不很大的報紙便成為梅尼家族的資產。這樣的家庭背景，為凱瑟琳稱雄傳媒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凱瑟琳辦新聞企業，以冒險精神和勇敢果斷著稱，這集中地體現在奠定《華盛頓郵報》地位的兩件大事上。
第一件大事是果斷決定刊登美國國防部的秘密文件。1971年，郵報記者弄到了五角大樓關於越戰的“絕密文件”，其上詳細地記錄了美國參與越南戰爭的真實情況。當時編輯、記者要求立即登載，而律師們卻堅決地反對。如果登載，就會冒兩大風險，一是正值公司股票上市的關鍵時刻，如果上市受阻，可能使3500萬美元的公募資金泡湯，同時，還涉及郵報公司在佛羅裏達州開辦兩家電視台的執照問題，而兩張執照的價值是1億美元。更主要的是，要冒著被指控犯間諜罪的風險。因為這一文件一刊登，五角大樓就可能反咬一口，指控郵報間諜罪，與政府硬碰硬，簡直是吃了豹子膽。然而，凱瑟琳將這些置之身外，拍板刊登。她回憶說：“當時又恐懼又緊張，在深呼吸了一口氣後，我對編輯說：‘去，去，去，登吧。’”刊登之後為當年的反戰浪潮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材料。
果不其然，美國政府以間諜罪將《華盛頓郵報》告上法庭，不過在政府與《華盛頓郵報》的較量中，最終司法部門裁定《華盛頓郵報》勝訴。這成為凱瑟琳新聞事業中的一個亮點，她是憑自己的正氣在司法訴訟大戰中戰勝美國政府的，憑借這件事情郵報在公眾心中的聲望得到了極大地提高。
第二件大事是曝光“水門事件”醜聞。1972年6月，5名男子因私自闖入水門飯店民主黨全國總部而被捕。當時絕大多數傳媒都沒有注意到此事的新聞價值，隻將其當作小新聞。而《華盛頓郵報》的兩名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在凱瑟琳的支持下經過鍥而不舍地調查，發現了共和黨的尼克鬆政府在1972年總統競選中的非法活動：試圖在民主黨總部安裝竊聽器，破壞民主黨的競選活動。當時執政的尼克鬆政府為了掩蓋這一醜行，不斷向《華盛頓郵報》施壓，警告凱瑟琳不要“出風頭”。尼克鬆更親口向助手說：“我不會讓《華盛頓郵報》有好日子過。”而負責尼克鬆競選宣傳的約翰·米歇爾告訴負責“水門事件”報道的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如果郵報揭“水門事件”的老底，凱瑟琳就等於把她的乳頭往絞衣機裏放。那時米歇爾已是美國的司法部長，他控製著一筆秘密資金，用來收集民主黨的情報。就在這時，不僅《華盛頓郵報》擁有的佛州電視台受阻，就連凱瑟琳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脅，一位與白宮關係密切的友人警告她不要單獨行動，以避免危險。雖然麵臨著種種阻力和生命威脅，但凱瑟琳並沒有退卻，而是堅決支持郵報繼續追蹤這一醜聞的進展，不斷予以報導。“水門事件”的曝光，直接導致了尼克鬆總統下台，並奠定了郵報在美國的龍頭地位。《華盛頓郵報》憑借追查“水門事件”中的卓越表現與道德勇氣，實至名歸地榮獲普利策新聞獎的公共服務獎，凱瑟琳本人也獲兩項報業大獎，並成為“傑出報紙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