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激蕩向前
每次別人說我是“商界木蘭”，我的心就一顫一顫的。花木蘭成天穿的是鎧甲，我可是穿裙子的！那天楊瀾跟我說，靜，你知道麼，我們就是為公司打工，你要做好心理準備。我懂，我時刻準備著！這個孩子，我一點一點“拉扯大”，如今到了這一步，再做出任何的犧牲都無所謂。現在董事會一要我做報告，我就說你們放心，隻要對這家公司好，對我有沒有好處不重要。我是說真的。也許這種想法有點感情用事，但我就是用感情在做這件事。千萬別說我是女強人，我隻是要用女人的方式做一個強人。
——李靜
誰沒迷茫過呢？臨近三十歲的那個我也曾每天“混吃等死”，懷疑一切，斷定人生走到盡頭。永遠忘不了的畫麵是：我獨守空屋，手機終日不響，以為是信號問題，於是把手機放到窗台，還是不響。最後我用家裏座機打過去，它響了。其實我知道手機沒壞，是我的心情壞透了。後來我得到機會成了主持人，陸續開了好幾個節目，又參演影視劇，還自己寫專欄。這樣拚命地工作，隻為追回那丟失的五年，生怕不用盡全力生活，哪天又要把這好時光還回去。然而一場大病讓我醒悟——比起當下，過去和未來都沒那麼重要。我選擇放慢自己。為了生活而忙碌，卻忙得沒有了生活，現在的戴軍是絕對做不到了。
——戴軍
異術家
潮水總有漲落。這是日月天地間的規律，也是曆史敘事的周期。2005年，在中國電視綜藝初露聲色的15年後，第4波娛樂化浪潮終於奔湧而來。這一次，“綜藝”與“秀”成為了娛樂的語境，所有的綜藝節目都被卷裹進這個來勢洶洶的大娛樂時代，沒有誰願意被淹沒，也沒有誰願意成為海浪擠壓下的泡沫。一個新的電視傳奇正在被講述，每個觀眾都期待著聽精彩的故事，正如每個節目都渴望著營造美妙的情節。
當李靜還未將自己與電視的關係徹底揣度清楚的時候，她便看到了浪潮的襲來。這對於《超級訪問》來說，多少有些急促，但毫無疑問，李靜和所有人一樣，必須要在這一輪的漲落中立身，必須要講述一個值得期待的故事。但她並不那麼著急。首先，這不是她與“超訪”第一次應對潮流的急轉與翻卷。2000年《超級訪問》創立之初正好處於第3次浪潮之中——互動益智類綜藝讓中國電視不知疲倦地“知識並遊戲著”。但“超訪”依然證明了明星訪談節目的魅力，甚至成為了那個年代娛樂多元的珍貴證據。其次，對於學習電影編劇的李靜，她很清楚無論是如何的娛樂浪潮，無論是如何的全新敘事，都逃不開“夢想”的母題。
這是“超訪”的生命，在任何語態的輪轉中，它始終依循著這條不變的暗線，來實現自己在不同周期中與大眾情感的契合。編劇大師羅伯特·麥基曾說過，“所有偉大的講故事好手從人類曆史之初──古希臘時代，到莎士比亞時代，直到今天──都在講述著人類處於願望和現實之間的根本衝突。”抓住這一衝突，便可以從容地講好故事，這是“超訪”的對策，也是它一直在做的事情，不曾改變，不動聲色。當然這也是李靜對電視的布局，她用電影編劇的思維徐徐地講述著屬於電視的故事。但是她承認，任何偉大的故事都不止於布局，任何的注定都是從偶然開始。
1992年，22歲的李靜放棄張家口電視台給予的優厚條件，一個人乘火車來到北京，參加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的考試。這個選擇背後的動機充滿了原始的理想主義情懷——她在謝添導演的《哀樂江湖》中客串了一個小角色。整個過程她隻是迷迷糊糊地說完了自己的幾句台詞，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幹嗎。但拍完戲，謝導跟她說了一句話：“孩子，你不屬於這個地方。”她不明白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但把這句話記在了心裏。後來，謝導寄了一份北京電影學院的招生簡章給她，她報了名，然後不顧一切地來到了北京。
麵試那天，她發現報考導演進修班的幾乎都是拍過電影的副導演，隻有她是一個“門外漢”。想不了那麼多了，她隻是憑著自己的直覺與不多的經驗坐在椅子上，一邊比畫一邊回答那些陌生的問題。第二天放榜，李靜終究沒有看到自己的名字。她悻悻地走出電影學院的大門，坐在公交車站的石凳上，等待著375路公交車把她拉到北京站，坐5點的火車回張家口。眼前的車過了一輛又一輛，李靜卻覺得自己被黏在了石凳上，不能離開。“如果現在回去，回到電視台，回到買個燒餅喝點茶水的生活，我是否還能踏進這個好玩的世界？”她對自己說，“不然再回去看看吧，最後再試試。”鬼使神差般，她又轉身走進電影學院的大門，在一幢一幢教學樓間遊竄。在文學係的教學樓上，忘了已經走到第幾層，她看見一間開著門的辦公室。於是探頭進去，打算若被人質問就轉身離開，卻沒想到迎接她的是一張和藹的笑臉。“你找誰？”“我考導演係落榜了。來看一看，還有什麼機會。”這句話是問對人了。眼前和藹的女老師正是文學係主管招生的鄭亞玲，她告訴李靜如果有興趣可以參加後天編劇班的考試。一聽這話，李靜就像是揪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她火速填完了報名表，心想終於不用去坐375路公交車了。如果不是遇到文學係進修班第一年招生，如果不是坐在車站石凳上心有不甘，如果不是懷著曾經作為語文課代表的遙遠自信，李靜就不會得到這個機會。她還記得，兩天之後的考試題目是《船到橋頭自然直》，她花了兩個小時完成了這個劇本，之後她便在榜單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直到成為了北京電影學院文學係的一名正式學生，她才了解到這是一個有著30年曆史的“老專業”。而她則在這個老專業中看到了一個不同以往的新世界。20世紀90年代初的文學係，讓她聽到了周傳基、戴錦華、謝飛、汪流等一批大師的課程，讓她與一幫“奇奇怪怪”的文藝青年混成了朋友，也讓她懂得了如何衝破經驗，重塑觀念。這段求學的時光是重要的，她學會表達，自由表達，用視聽組合的多重性與複雜性來自由表達——這份得來不易的信念在她日後對電視的講述中從未消散。
所以觀眾會發現，《超級訪問》從來都不是靠語言來做支撐的節目，它是一個混合的敘事，從誕生之日或者更早的時候就已是如此。首先，“透過明星的朋友和家人來解讀明星”製造出了“超訪”式的衝突與懸念。然後是符號，一張老照片，一件舊毛衣，一位班主任，一封被遺忘的信——當嘉賓居於一個密閉的空間，這些物件便足以強行將其帶入記憶的深潭。而當一個人麵對過去的時候，總會有很多不期然的情緒流露出來。
還有一點，李靜在遇到戴軍以後就一直在嚐試，那就是把整個“故事”打碎。原因很簡單，觀眾在看一個電視節目的時候，必定是需要“情緒點”的。幾乎每隔兩分鍾，他們就會用一次“砸掛”來接近一個“笑點”，維持觀眾的愉悅。但是，當“感動點”臨近，他們又會把節奏放緩，好讓明星嘉賓把重要的情節講出來。
這些玩法，說真的，李靜不太願意冠以“技巧”的名義教授給編導們，她問大家最多的一個問題是：“你說這個，還有什麼可能？”當然，這也是她常常問自己的問題。“超訪”很喜歡開會，這是另一個不曾消散的信念，李靜用“會議”來布局，也用“會議”來接近不期而遇的靈感。編導們經常自嘲是“千百惠（會）”：周一上午是節目討論會，下午是主管例會；周三是製作部分享會，周五跟活動部開會討論地麵活動，每個月錄影前還要和李靜、戴軍開編前會。必須說，2005年以後的“工作室”已經全然不再是“小西天革命根據地”了，包括新開的節目，以及與一些電視台合作的節目，上上下下好幾十口子人，開起會來人丁興旺，人氣十足。
所謂編前會，俗稱“對台本”，就是用來讓李靜和戴軍“挑三揀四”的一個會。“這個不能這樣，那個最好那樣，開場要說什麼，結尾又可以怎麼處理……”編導往往需要根據倆人大大小小的意見來修改手上的台本，以呈現主持人最鮮活的語言狀態。這個會，無論李靜和戴軍多忙，也是省不掉的。
節目討論會是最重要的，因為要“大家一起講故事”。“超訪”的每個選題，為了保證其內容的獨一性，都要經過整個團隊的“挑三揀四”。當期編導是最緊張的參與者，因為任何視角的失焦和態度的僥幸都逃不過大家的監督，畢竟上一個周也曾在別人的選題上“指手畫腳”過。
以李靜的性格，應該是“逢會必到”的。她曾不止一次地表達過，她喜歡開會這件事。但苦於她太過忙碌，在2006年之後便基本上將“會議室”留給了編導們去頭腦風暴。這是個“俱懷逸興壯思飛，可樂便當堆成堆”的地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超訪”的節目風格就是在會議室裏孕育的。
一天，討論會結束已是下午，“超訪”的編導們一起在會議室裏吃盒飯。作為主編的豔豔突然想到，超訪其實還有一個會，叫“邊吃飯邊開會”，於是她便組織大家聊起了天。
“昨天錄影，新來的攝像被靜姐罵了。”豔豔說。
“為什麼呀？”新來的編導助理小馬問。
“估計剛來還沒見識到靜姐的厲害。”胡博說。這話有兩層含義，首先每次錄影都是李靜最嚴肅的時間，她總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隨時隨地挑刺兒；其次，她是個專業製片人，所有細節包括燈光的柔和度、道具的擺放，以及攝像的機位都沒人能糊弄得了她。
“靜姐是個天馬行空的人，經常能蹦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讓我們去實驗。”白琳說。她想到了李靜早期帶著他們奔建材市場時的情景，雖然現在她不再去了，但還是會冷不丁來一句：“你們玩的那些手機遊戲，怎麼不放到節目中試一試啊？”
“你別看靜姐表麵上大大咧咧的，她很注重細節的，而且總能提醒我們換一個角度去思考。”豔豔想讓小馬多了解一下這位女領導。所謂“換個角度去思考”，有時真的會發展成為一種思維的多動。隻要一聊到“創意”，李靜可以衝著編導們講上大半天。但是她並不專權，相反她珍惜每一個人的風格。她曾經跟豔豔說：“超訪做大了，你可別給我搞成流水線。”豔豔心裏明白，李靜最放不下的就是那份“手工感”。曾經有個編導在會上說：“我想一開場就讓嘉賓的好朋友上來，但我覺得超訪的風格不是這樣的……”李靜打斷他：“錯，超訪現在不需要你考慮什麼風格，覺得合適就做，出其不意的東西是最好的。”這個節目當然需要一個統一的調性，但在此基礎上，每個編導都必須在其中投入自己的個性。
“我很好奇，各位的風格都是從哪來的啊？”小馬和超訪家族的很多前輩一樣，都不是“科班出身”。
“胡博的風格是從吵架中得來的！”白琳說。她腦中浮現出了胡博為了“一個圖標到底加還是不加”的問題跟她吵架的畫麵。胡博撇撇嘴，“我之前是學平麵設計的，所以對畫麵布局比較較真。”他看小馬一臉迷茫，繼續說，“其實最開始真的什麼都不懂，就主觀覺得應該好玩、好看。我告訴你，剪片子的人能夠取悅自己是特別困難的。如果我能讓自己高興，這事就靠譜了，如果我都看不過去，那這節目一定不及格。”
“那你們平時會看什麼專業書籍呢？”小馬問。
“我不大看教材。”胡博說，“我喜歡把電影手段放進來玩。比如看電影，最開始也不懂所謂的鏡頭感。就知道這個不好看，不對勁，後來才知道人家專業說法是‘跳軸了’，‘逆軸了’。《兩杆大煙槍》你看過嗎？這片子當時用了一些很開先河的剪輯辦法。我就問自己這個能用到節目裏不？不行。電視節目不可能跳接，不可以有重影。但是，我可以用來剪預告片啊！包括一些漫畫的手法，都能放到預告片裏去玩。”
“技巧這東西，隻要有興趣就很快能上手的。”白琳接著說，“關鍵是故事本身。我愛看故事，不管是電影、電視劇，還是小說，隻要是好故事我就喜歡。故事看多了，自然就能抓到一條敘事的主線。”這時坐在旁邊的胡博插了一句：“沒錯，她經常看個開頭就把結尾給說出來了，特別煩人，大家都不願跟她一起看電影。”白琳沒反駁，若有所思了幾秒後說：“想想真的是積累。我2002年進‘超訪’當‘發報員’的時候，就開始聽故事了，一路聽著嘉賓的故事過來的。”
“是，有時候創意就是來自這些嘉賓的故事。”胡博說，“我剪片子的時候也會去對照，這件事如果發生在我身上我會怎麼處理，我遇到這個坎兒跨不跨得過去。這種感受不是刻意去學習到的，是天天看天天想，自然而然就有了，任何的表現力都是建立在這種真實的共同感受之上。這麼說吧，超訪的剪輯，你又要考慮到這個故事的邏輯和節奏，你還不能斷章取義，不能改變人家嘉賓本來的意思，因為你不是拍電影，你是在做一檔訪談節目。”
“電影手法是很好，要不要學，還是看你自己。”豔豔對小馬說，“不要刻意去借鑒別人的優勢，而忽略了自己的亮點。”豔豔記得李靜對她的叮囑：不要誇大了某個人的某種風格，而影響了其他人的想象空間。
“嗯，我很喜歡電影。”小馬點點頭，接著問，“那我可不可以理解為‘超訪’把嘉賓看成是一個電影的主角，然後讓他活在我們設計的一個邏輯空間裏，按照我們的安排去表達？”
“不是。”白琳搖搖頭，這問題以前也被問過很多次。“如果非要比喻的話，與其說是電影，不如說是紀錄片。我們會通過對他的了解，挑我們想要的東西，讓他變成一部好看的紀錄片。但我們沒有在‘編劇’，故事一定是他的，我們不會幫他寫任何一個故事。”
“那如何來挑我們想要的故事呢？”小馬覺得這應該是每個新加入‘超訪’的人最想要問的問題，“我看前輩們都在說‘不一樣’，‘不一樣’是最大的標準？”
“剛才已經說了，我們先要了解一個人，然後再去挑故事。”白琳說，“無論你要呈現他的哪一麵，你都要足夠認識對方，這是最大的前提。”說到這白琳望了胡博一眼，胡博沒抬頭，隻是在身邊的草稿紙上畫了一個圓圈，說：“我理解的足夠認識對方，不是叫你去背嘉賓的履曆表，而是去發現嘉賓的語言狀態和世界觀。每個人都有一個‘核’。有的人的‘核’是自由，所以他不安分，他的選擇他的成敗得失都是因為這個‘核’。反過來講，人的每一個喜好或行為都是‘核’的衍生。他為什麼喜歡吃甜食？她為什麼喜歡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他的人生格言為什麼是‘懷疑一切’？這些表象可能在背後都是與性格聯係在一起的，所以如果單單就事論事，我們可能就會把握不到最本質的那個‘核’了。”
聽了胡博的一番話，豔豔在心裏點了點頭。但她隨即聽到一個聲音，“其實關於如何了解嘉賓，豔豔姐有一個絕招。”說話的是胡博，隻見他已經把剛才畫的圓圈塗成了一個愛心的形狀。這個典故要從2004年說起，當年“超訪”出版過一本同名圖書，主要是李、戴二人與嘉賓的精彩對談片段，還有一些編導手記。戴軍在後記中把豔豔給“出賣”了。原話大致如下：
“她，竟然會愛上嘉賓！而且是經常做哪個的節目就愛上哪個，這很離譜！但事後想一想，也屬正常，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嘛。每個成功人士一定有他們吸引人的一麵，被吸引是正常的，但她又很快能從這嘉賓身上找出讓她討厭的東西，然後安全地把自己擇出來。等到做下一位嘉賓的節目時她又投入一回，再跳一次出來，翻來覆去，對這種精神戀愛，她樂此不疲。這就是為什麼豔豔每次都能把嘉賓的故事挖得特別透徹，因為她曾經愛過他。”
本來很美好的一種感覺，被戴軍這麼一描述總感覺怪怪的。豔豔想澄清這件事很久了，但一直怕自己越描越黑。“是這樣，我和靜姐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我們做節目會‘愛’上嘉賓，不管男的女的。如果你愛你的嘉賓，你的態度就會不一樣，你不屑於外界對他的評價，你要重新了解他，搜集他所有的細節，因為你怕錯過了什麼。而且你愛他，你才會想要盡力在節目中為他製造驚喜，你希望他喜歡這期節目，甚至忘不了這期節目。”
小馬覺得自己的腦子有點亂。剛才連著提了幾個問題，似乎都有點被否掉的感覺，所以一時也不知該如何開口了。“你是不是還是想問，究竟什麼是‘不一樣’？”胡博說。“是。”小馬點點頭，心裏的答案已經有了一個模糊的輪廓，但她還是想再確認一下。
“其實每個人的故事本身就是不一樣的，所以不用去刻意強調做‘不一樣’的故事。你隻要足夠了解嘉賓，就能做一期好節目。”胡博說，“至於表現手法，聊天的切入點很重要。比如有些故事，嘉賓在別的節目中已經講過了，但特別重要不能丟，你可能覺得這下沒法不一樣了。其實不一定，因為這個故事可以換一種講法：比如有些事別的節目可能挖得不夠深，還有疑點，那你就去把它挖透。別人聊‘平時在家幹嗎’——從5點半起床聊到12點半睡覺。你可能就隻用聊一個點——中午吃完飯，剔不剔牙，怎麼剔牙。這事你要是都能聊出品味來，那就屬於很高端的玩法了。你要知道，看問題的角度比故事本身更重要。”
白琳點點頭：“沒錯。不過，最重要的一點是真誠。用我們的方式來告訴嘉賓，‘我們所做的一切都不會傷害你，而是為你好’。我們要呈現真實的你，這裏麵可能包括一些缺陷，但這個人就是你。我們不會塑造一個‘你’給別人看，不會給你鍍一層金，但我們會讓觀眾喜歡你。我想，這個立場就是超訪不一樣的一個地方吧。”
“這是一個老話題了。”胡博接著白琳的話講，“首先，明星也需要有一個情緒的出口。但實在沒有多少節目能夠讓他們從從容容地去說故事，去表達壓抑、痛苦和困惑，去梳理自己走過的道路。而‘超訪’可以。所以當一個嘉賓感受到了‘超訪’的這份真誠，他就會願意把感情流露出來。他願意告訴你‘我當年對不起那哥們兒’，他願意告訴你‘我騙了自己最親的人’，他願意向你展示他曾經的軟弱與悔恨。有時候，說出來，哭出來，他就變得活生生了。觀眾會覺得這個人不完美但很可愛，這個人值得被喜歡。”
“所以靜姐和戴軍哥才敢和嘉賓開玩笑，問那些犀利的問題，因為他們有把握這些不會給嘉賓減分。這份信任感是互相的。”豔豔說，“真誠的確是‘超訪’的一個基本立場。我們希望對麵的嘉賓能夠不僅僅分享他們的快樂，也能夠分享他們背負的痛苦。這並不容易，但是在座的大家必須去努力實現的。當所有人都在含糊其辭，你卻清醒地堅持著時，那你在起點就不一樣了。”
如果那天李靜和戴軍就站在旁邊，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想笑。那些原本是“一張白紙”的小孩們，已經可以很有底氣地說一些話了，而且是對“第三代”的“超訪”家族成員說。
“豔豔姐說得沒錯，真誠並不容易。這不僅僅在於嘉賓是否能真情流露，還要看我們自己能不能拿捏好節目的分寸。吳瓊、阮巡夫婦那一期節目，就是很好的例子。”這話是白琳說的，那期節目是她第一次做編導，是豔豔帶著她做的。“當年央視某欄目播出了一個人物片，記錄了吳瓊在北京的坎坷生活。她母親看到了這個片子，心情非常不好，一個月以後去世了。這件事讓吳瓊受了很大的刺激，她一直很自責。通過前采，我們認為這個故事可以成為一個大高潮。但對台本的時候，兩位主持人一致認為，當年的紀錄片片段不能播。或許播了收視率會更好，這樣的畫麵是非常具有衝突性的。但他們三個人都說不要。我才明白了，他們是不想讓吳瓊在節目上帶著未解的心結去直麵人生的悲劇，太殘忍。可能有些節目寧願用嘉賓的痛苦做噱頭來賺取收視率，但揭瘡疤不是‘超訪’的玩法。我們必須清楚，如果你要呈現一個真實的人，那你就一定不能剝奪他的尊嚴。”
“我記得那期節目。”豔豔接著說，“那是吳瓊第一次公開談起這件事。我們前期準備資料的時候，其實也不知道。是後來我帶著白琳去采訪她妹妹，才從她妹妹口中得知了這件事。於是我又找了個機會跟吳瓊聊天，並且試探性地問了一下她，沒想到她才講了幾句就要哭了。我知道這是她的軟肋，我也知道她願意在‘超訪’說，就夠了。我沒有再去追問，我不想她在前采的時候就整個瓦解掉，我希望她在節目現場自己去做一個選擇，如果不想說，那麼主持人不會去逼她；如果想說，那麼就把最濃烈的情緒放到鏡頭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