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如竇文濤所言，《超級訪問》“了不起”，能夠發掘出一些不一樣的故事。那隻是因為在李靜、戴軍的背後有一個近乎偏執的團隊，可以在沒有任何線索的時候創造線索，可以在四天不睡覺之後繼續工作，也可以把一份30頁的稿子不間斷地來回校對七遍。
同一年，在竇文濤與呂燕的節目播出之前，“超訪”曾經曆過一次驚險的“24小時”，那一次的嘉賓主角，是費翔。當時一直在國外發展的費翔鮮少參加國內節目，那次回國主要是為他的新唱片做宣傳。他的經紀人從上海打來電話，說費翔會在北京短暫停留，想通過一個訪談節目跟觀眾見見麵，而他們選中了《超級訪問》。李靜一算時間，離費翔抵京不到一個星期了，也就是說隻有幾天就要進棚錄影了。這種速度，並不是“超訪”的一貫步調，但費翔又是很難請到的“腕兒”，實在不想錯過。怎麼辦？最後李靜一咬牙：“做！”
節目組霎時間忙成一團，有的負責查資料，有的專門找費翔的歌曲帶子。豔豔負責采訪親友。她豁出去了，一天之內就扛著攝像機采訪了6個人，但回來一看，對自己挖到的東西並不滿意。大家立刻開會研究對策。“要不咱們采訪張小燕、林憶蓮還有費翔的媽媽，這些人絕對有料。”有人建議。豔豔搖搖頭，以她的經驗，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采訪到這些人太不現實了。這時候，突然有人說：“要不采訪楊瀾？她在美國時與費翔挺熟的。”這個想法不錯，楊瀾就在北京，可是要怎麼找到她呢？節目組這次果然打了114。查到了楊瀾公司的電話，打過去，那邊人卻說楊瀾太忙，不接受采訪。豔豔一聽不死心，又千方百計地找到了楊瀾司機的電話，對著人家司機好一通說。後來這位司機把情況轉述給了楊瀾。楊瀾說，她正在中國劇院主持一個晚會，如果要采訪，就隻有晚會中間休息的10分鍾。豔豔一看表，自己現在趕過去是來不及了，她隻好打電話給“超訪”的其他同事求助。正好有一個編導就在那附近，接到電話立刻趕到晚會現場。10分鍾的中間休息，這位編導拿著攝像機就衝了上去，簡單對楊瀾說明來意就開始進行采訪，旁邊一圈記者都投來了羨慕的眼光。六七分鍾後，楊瀾轉身上台繼續主持節目，采訪結束。這一仗打得漂亮。到了錄影那天，當通過大屏幕看到楊瀾出現時，費翔也不禁驚訝地問：“楊瀾這麼忙，怎麼也有時間？”
一期好的節目，有時確實需要點運氣。但更多的，是運氣來臨前的準備。從“嘉賓確定”到“進棚錄影”，“超訪”對待這個周期的態度遠比它表現出來的要謹慎得多。直到2003年，“超訪”基本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工作流程”：
第一步：在確定嘉賓是誰以後，從網絡以及各種媒體上搜集他的所有資料。瀏覽、消化、整理這些資料，形成一份10頁的“人物背景資料”。
第二步：將現有資料所呈現出的人物經曆，尤其是那些還可以挖掘的地方都總結出來，形成要點，每一點下麵設置3～5個追問，最後得到一份2頁的采訪大綱。
第三步：拿著這份大綱去約見嘉賓，通過與嘉賓的溝通，重新梳理人物背景資料，並提煉出一份“人物性格分析”。至此，兩份資料都要提供給主持人，好讓他們對嘉賓有和編導一樣的理解。
第四步：用一頁紙詳細列出節目所需要的各項資料及道具。比如朋友名單、影像資料、圖片資料；節目現場需要的特殊道具、看板等等。這些資料有些需要嘉賓方提供，但絕大多數需要“超訪”團隊來共同落實。
第五步：寫台本。在錄影的前兩天，外采全部結束，嘉賓能夠為節目提供什麼資料已確定，而主持人也將人物性格分析看完並做出反饋。這時再對台本進行一次修改。
第六步：在錄影前，當期編導與主持人開會，從頭到尾地對一邊台本。
“超訪”幾乎沒有類似編導工作規範類的東西，它沒有什麼模式，除了以上六個步驟。這也可以被看作是“超訪”對訪談節目之“專業主義”的另一種探索。然而訪談的獨特魅力在於，它是一種即興的雙向對話。節目組的資料做得再細，若嘉賓不肯開口，那也一樣無法成就一個漂亮的話題。
如何讓嘉賓開口？其實應該問的是，嘉賓為什麼願意在“超訪”中真情流露？對此，不同的嘉賓也許會給出不同的答案。而作為“超訪”的當家主持，李靜、戴軍的回答隻有兩個字：善良。他們曾經在一次《北京青年》的采訪中說：“《超級訪問》是一個善良的節目，我們也是善良的主持人。節目請來的都是名人明星，但無論他們多麼風光，生活中也是普通的人。我們就是要用各種手段把他們作為公眾人物沒有表現出來的東西，挖掘出來呈現給觀眾。雖然嘉賓在演播室裏被我們‘逼’得夠嗆，但他們都能體會到我們的善良，而不是直擊隱私的膚淺暴露。”
即使是在艱難的起步期，“超訪”仍然保持著這份善意。“當我們在要一份收視率還是要一份善良間選擇時，我們選擇善良。”李靜說。“超訪”的每一個編導在見到嘉賓的時候，首先就會問：“你想說什麼？你想要告訴大家什麼？”然後再告訴嘉賓，作為觀眾我想看到什麼，希望你能告訴我什麼。這樣把兩種立場進行結合，既不會給嘉賓造成困擾，也會讓觀眾看到一個真實的明星。
2002年《笑傲江湖》剛剛播出，“超訪”想邀請定逸師太的扮演者李勤勤來上節目。豔豔負責和她聯絡，可幾次通話她都說自己忙沒有辦法接受采訪。直到一天晚上，她答應給豔豔30分鍾的時間。可是30分鍾過後，李勤勤並沒有放電話：“妹妹，你人太好了。我必須要承認一下，其實我沒什麼事，我就是不想跟你們聊太多。”那一次，兩個人在電話裏聊了快3個小時。“你放心，我會整理出一個詳盡的大綱給你的，那些問題你想怎麼答就怎麼答。”豔豔說。後來，李勤勤在節目中首度公開了自己與兩任丈夫的感情故事，讓很多人看到了一個不那麼完美卻真誠直率的女演員。那期節目的收視率非常高。
豔豔還遇到過一個女明星，哭著跟她講述自己的一段感情，包括她如何被動地陷入了三角戀的泥沼，還以為自己是正牌女友，結果卻發現對方一直在欺騙自己等等。豔豔知道那一刻是她最沒有防備的時候，隻要自己想，就能挖出更多的第一手爆料。但豔豔對那女明星說：“這些在節目中不要講。”那期節目錄完，女明星又找到了豔豔，對她說：“我從來沒有想到一個做節目的人能替嘉賓考慮那些問題。”
當明星與普通人被刻意納入兩種不同的人生，人們就會好奇於那些光鮮後麵的悲苦；而當明星與普通人擁有了某種相同的人生情境，人們就會感慨於那些悲苦後麵的光鮮。故事不變，隻是多了一個前提。
2003年，楊坤做客“超訪”的時候，根本沒想到編導能夠找到那盤珍貴的老磁帶。那盤磁帶真實地記錄了楊坤1994年來北京前那長達十年的迷茫心緒，以及音樂賦予他的痛苦與期待。“我是個很喜歡唱歌的年輕人，我叫楊坤。我總是喜歡一個人高聲唱出心裏的話，但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天讓所有人都聽到我的歌聲。”
那時的聲線是青澀而略帶酸楚的，他清唱了一曲《再回首》。“我最大的痛苦是，老唱別人的歌，我最大的願望是，讓別人唱我的歌。”“今天你實現了，我們都唱你的歌。”李靜說。她看到楊坤一時複雜的神色，驚愕，負氣，激動，興奮——遠比單純的喜悅要真實。
後來他們提到了一首歌《I miss
you》。楊坤說這是他寫給多年未見的朋友“點點”的。1996年楊坤還在北京的各個夜總會串場，常常居無定所。一天晚上，他結束了在保利大廈一個夜總會的表演，心裏挺踏實，“終於有地方唱歌了。”可是演出費要到月底才結，那一晚他兜裏已經沒有錢了，也沒有住處。所有歌手陸陸續續都走了，隻剩他一個人在大堂裏坐了兩個多小時。正當他不知道該去哪時，一個當時一起唱歌的歌手點點，回家路過保利大廈，正好看到他坐在那，便走進來對他說，“就知道你沒地方去。”後來點點把楊坤帶回了家，點點的老公還給他們做飯，三個人一直聊到淩晨四點多。第二天點點還給了楊坤五百塊錢。
楊坤在現場講述著這些往事，感動也跟著一點一點變得濃稠。他唱起了那首送給曾經幫助過他的朋友們的《I miss
you》。“我都不知道，有一天見到你，是一個什麼狀態。我也不知道，你現在是什麼樣。但是我希望，找一個機會我們能見見麵。”他對著鏡頭對好友“點點”說出了心裏的話。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讓楊坤被徹底撞擊了——點點出現在了他的背後，就在他唱著《I
miss you》的時候。“這是誰安排的？”他的雙眼明顯地瞪大，一副不敢相信的表情。
多年以後，李靜和戴軍仍然覺得這期節目屬於珍藏版的感動。它讓人們看到了一個男人的奮鬥和一段純粹的情意。李靜經常把這期節目推薦給朋友看。一個音樂人朋友在看完節目後竟淚流滿麵：“我發誓今後不了解一個人，絕對不做評價。”善良地呈現他人的生活，但又努力詮釋活著的不易，“超訪”出品的感動因情真意切而貨真價實。
一個人一輩子多少會做幾件別人不了解的事。2003年吳宗憲在“超訪”節目中說：“人終有一天要長眠，所以平日無須多睡。”這位台灣本土綜藝天王平均每天隻睡兩個小時，也是一個偏執的人。他總能夠找到很多比睡覺更為重要的事去做，比如賺錢，比如工作，比如玩樂。而那幾年的“超訪”，似乎也在做著很重要的事，重要得讓大家有時不願睡，有時不敢睡，有時拚拚桌子就能睡。當然，這期間也會有人選擇離開，正如有人選擇堅守，每個人都必須尊重自我，卻無法輕易否定別人的選擇。“有人問我，你都賺那麼多錢了，何必還要工作呢？這什麼意思啊，你們怎麼知道我不快樂？”吳宗憲說，他很滿意自己的狀態。其實睡或不睡，並不與榮華相對，隻是為了證明自己足夠快樂。這個道理隻要自己明白就好。
畢竟，如福樓拜在《愛瑪》中所言：“這世上一半人的快樂，另一半人永遠不懂。”
成功不是兩個字
1980年，冬夜。中國吉林長春的一個露天冰場上，一個小小的身影正在冰麵上靜靜地滑行，旋轉，跳躍。此時的氣溫是零下三十攝氏度。月光有如凝結了一般直直投下一束，打在她的身上，潔白奪目。而在遠處的圍牆外，黑夜卻迅速地聚攏，藏起一片無從知曉的曠野。
這就是陳露最初的舞台，那時她隻有4歲。18年後，人們叫她，冰上蝴蝶。
1994年，陳露獲得了世界花樣滑冰大獎賽的金牌和冬奧會的銅牌，她一直試圖在這項源於西方的運動中混入東方的元素，盡管這可能會影響裁判對其藝術表現的理解。但她成功了。一年之後，一段選曲自電影《末代皇帝》的自由滑讓她從眾多技巧高超的競爭者中脫穎而出，獲得了世錦賽的冠軍。這也成為她整個運動生涯中最著名的節目。
“贏了以後，你當然就不希望輸了。”當2002年陳露在《超級訪問》中說出這句話的時候，表情淡然。“1997年的花樣錦標賽，也是大家印象比較深刻的一次。可能在你生命中也是記憶比較深的一次，你得了25名。”李靜見機將話鋒一轉。“那是最讓我傷心的時候了。”陳露說。
1997年，陳露遇到了低穀。傷痛的困擾加上與教練的矛盾，讓本就繁重的訓練變得異常艱辛。大年三十的晚上，她站在漫天的大雪中，期望能有一輛出租車停下來，把她拉到機場，讓她回家。可兩個小時過去了，始終沒有一輛車能為她停下來。她終於哭了，很徹底地把眼淚流了出來，直到一輛出租車停在她的身邊，司機看著淚眼婆娑的她說，我送你，我送你！隻是彼時陳露的眼淚已經關不住了，她就這麼哭了一路，直到登上飛機，眼淚也還是不停地流。然而在飛機快降落的一瞬間，她立刻不哭了。她說，“我要以一個笑臉迎接家人。”
李靜很能理解這個女人。女人與眼淚的關係很密切，但並非天生的朋友。資金欠缺，艱難運營，團隊建設，節目改版，種種難題，常常會像沉重的巨石壓於心頭，無以疏解的時候，李靜常常在車中播放任賢齊的《傷心太平洋》：“往前一步是人生，退後一步是黃昏，風不平浪不靜心還不安穩，一個島鎖住一個人……”歌聲中，眼淚簌簌往下掉。她索性把音量開到最大，然後放聲大哭起來，一直哭到家門口，抹幹眼淚，沒事兒人一樣地進了家門。或許對於她們，陳露或李靜，唯有夜晚，密閉的車廂，以及身後一片絢爛的城市，才足以令自己流淚。而唯有學會克製淚水，才足以展現那份孤注一擲的美麗吧。
所以，當1998年陳露再一次站在冬奧會的舞台上，並以一段《梁祝》獲得銅牌時，她已經向世人做出了最好的說明：冠軍可以是不同的人，但冰上蝴蝶隻有一個，那就是我。“你是一個英雄。”李靜很少在節目中如此評價一位嘉賓。“不管你做任何事情，隻要你喜歡，你決心要去做，你就堅持到底，對你的人生充滿希望，你會成功。”這是陳露在那一期“超訪”結尾處說的話。
成功了嗎？2001年，“超訪”被安排在北京台每周六的下午播出，隻有30分鍾。到了2002年，台裏主動把節目時長放到了50分鍾，並且挪到了周末晚間的黃金時間播出。這算不算是一種成功呢？“算的吧。”李靜和戴軍非常明白彼此心中在想些什麼。節目的影響力在擴大，運營卻一直沒有走出虧損。“成功”果然是一個很狡猾的東西，當失望越陷越深時，希望卻又在漸漸逼近，於是在半明半暗間自我不斷被催促著：“想要被認可”，想要破殼而出，就要頂破那層最厚最大的殼。
李靜頂破第一層殼花了1年的時間。她說，那一年她很羨慕戴軍。因為戴軍敢在節目中講笑話。可她不行，她怕嘉賓不笑。7年國家電視台的主持經曆讓她無法找到一種屬於《超級訪問》的語感。對於每個人而言，改變並不容易。你一直想要跳脫出的那種人生情境，也正是在不知不覺中被你所適應，這就是所謂的安全感。7天足夠養成一個習慣了，何況7年。所以，每當李靜將一大堆華麗的台詞念完後，她總是第一個陷入困擾。台本上的每一個問題，每一個環節，她都好好地完成了，卻始終覺得自己沒有在與嘉賓對話，隻是問答。而彼時的戴軍卻全然是另一種狀態，放肆調侃，插科打諢，兩個字，就是鬆弛。
戴軍將這種“鬆弛”解釋為“異於常人的經曆，練就異於常人的能力”。從漂泊深圳的打工者，到看盡三教九流的夜場歌手，再到一夜成名的流行歌星，戴軍的生活閱曆豐富至近乎駁雜，也是在這個過程中，他擁有了最“接地氣”的表達方式。如果說1993年以前的戴軍還是沉默的，那1993年在全國夜場“走穴”的經曆就是他語言活化的開端。當時作為“表演嘉賓”，他不僅需要唱歌，還要與台下的觀眾熱切互動，隻有如此才能鎮得住場子，攏得住人氣。站在台上的40分鍾，他最多唱四五首歌，其餘的時間縫隙都要用即興的聊天與講笑話來填滿。這樣的舞台也讓他學會了察言觀色，在燈影明晦間捕捉台下人的真實需求。最終，當閱曆變為才華，戴軍的語態也得以形成。
李靜和戴軍的語境，一個源於多年供事國家媒體的習慣，一個來自長期混跡娛樂江湖的洗染，不同的過往導致了不同的出場。於是在《超級訪問》的文本中，他們一個端著一個散著，一個抿嘴一個壞笑，各說各話，各表各意，依舊是兩個語境。這著實讓編導和後期剪輯很為難，為難到他們不得不把李靜、戴軍找到機房，義正詞嚴地說：“靜姐，戴軍哥，你們看看被剪掉的部分吧。”看完了，整個機房一片安靜。如果不是自己那麼巧出現在畫麵當中，李靜真不想承認這個節目是《超級訪問》。很多本以為精彩的提問，卻像直直拋出的板磚，生生砸斷了嘉賓的話頭，砸碎了現場的氣氛。盡管最終剪出來的節目是流暢的，但真實的現場毫不誇張地存在著一種“跳幀”的感覺。“很多東西都沒法用。”編導說。李靜皺眉，她清楚，這不是自己想要的東西，絕對不是。
看著一屋子緊鎖的眉頭，戴軍卻一臉淡定。倒不是事不關己，隻是他相信李靜。那段時間，在節目上一看到李靜拿出新聞主播的範兒，他就會想，這個人怎麼這麼說話呢？然後等下了節目和李靜一起聊天、吃飯，他就接著想，這個人怎麼這麼會說話呢？於是戴軍做出了一個判斷：私底下的李靜要比台上好玩一百倍。戴軍承認自己是個“話癆”，但有時他和李靜出去玩2個小時，李靜可以一個人說1小時50分鍾，最要命的是，她的一言一語總能把身邊的人吸引住，很深很深地吸引住。所以，每當李靜在節目上與自己“牛頭不對馬嘴”的時候，他隻覺好笑，卻並不擔心。他也不給李靜什麼建議，隻是坐在李靜身邊，在她試圖發動“攻擊”的時候，幫著補上幾槍。他不著急。他相信李靜隻是被催眠了，她能把自己叫醒，隻是需要點時間。
這個過程並沒有讓戴軍等太久。李靜很快就打破了那層殼，她漸漸在節目中講起了笑話，不再為嘉賓和觀眾的反應而膽戰心驚。“沒有人能夠幫你，隻有你自己才能釋放出那種幽默。”李靜說。原來這種“幽默”是發自內心的，是她未曾丟失的，也是戴軍所堅信的。而至此，兩個人的默契才算是真正開始。他們不再做“發問者”，你問完一個問題，我再問一個問題，表麵上看各有分工，實際上卻是彼此的替補。“我倆總是不配合，不分工。”李靜漸漸明白，最好的互動是無法刻意製造的。盡管原則上，李靜需要負責走流程走框架，戴軍在裏麵添油加醋，但往往他們會在現場隨意地互換角色。比如戴軍若是和嘉賓就一個話題聊開了，他就會把李靜的問題也順著都問了，而李靜則會守候在一邊，見機就“砸它一卦”，引爆情緒點。這樣一來二往，他們似乎找到了一種“第三方的玩法”，也就是不用問題來引出嘉賓的故事，而是用兩個主持人的互動把嘉賓的話拎出來。有時他們會先把嘉賓擺在一旁，對彼此來上一段采訪；有時是一起講段“相聲”，在一捧一逗間拋出話題；有時甚至會成為“被訪者”，接受嘉賓的反問。總之“第三方玩法”，讓“互動”成為了訪談的內核。而李靜和戴軍也終於意識到，真正的默契，不是在意對方的眼色，而是在意自己的本色，這才是搭檔的玩法。
戴軍曾說，他與李靜就好像失散多年的老友，突然又找到了，感覺很奇妙。就像周末站在王府井最繁華的大街上，在茫茫人海之中，李靜毫不費力地一眼認出了他。“你怎麼又穿身橙色的衣服啊？”李靜問。“我倒要看看王府井誰能晃得過我！”戴軍說。就這樣，在李靜心裏亂七八糟的時候，戴軍也把自己拾掇得亂七八糟，於是李靜心裏便有了一份莫名的踏實。她其實是感謝戴軍的，這個搭檔不會告訴她如何破殼而出，隻是陪著她一步，一步。哪怕看不到未來，也至少有那麼一團鮮亮的顏色讓自己望向天空的眼睛不至於失神。
《超級訪問》火了，似乎要驗證一下兩人的“人氣”，李靜和戴軍拔腿就去了西單，故意坐在人如潮水的西單地鐵口對麵台階上。“你不怕被人認出來啊？”李靜問。“怕什麼？”戴軍反問。是啊，究竟怕什麼？是怕被人認出來尷尬，還是怕沒人認出來失落呢？李靜也一屁股坐在了戴軍的身邊。眼前的地鐵口不斷湧出人來，一茬又一茬。隻是大家都低頭趕路，沒幾個人注意到他們。黃昏時分，終於有一個人走近他們，原來這人他倆都認識，是個同行。“你倆坐這幹嗎呢？”那人問。“聽說今晚有流星雨，我們在看流星。”戴軍說。那哥們兒一時語塞，望了望天，走了。身後，李靜的臉上扯出了一個大大的笑容，隨著周圍的人潮消融在暮色之中。
2002年初，一項對民營電視公司非常重要的新政開始實施——《關於實行廣播電視節目製作、發行準入製度的實施細則（試行）》。很多人說，這是個好消息，那隻掐著民營電視公司喉嚨的手終於要放開了。然而壞消息是，這個好消息隻是亮了一下相，就很快被淹沒在中國電視那一整年的大風大浪之中。這一年，華娛電視成為了首個落地的境外電視台，而星空衛視、鳳凰衛視資訊台被允許在內地有限落地播出；這一年，國內的廣電集團達到了13個，中國電視廣告收入正式進入250億俱樂部；這一年，央視建成了全國第一家高清晰度電視製作演播室；這一年，被嚼濫了的“脫口秀”成為了電視台同質競爭的炮灰；同樣是這一年，新節目的突起並不亞於老節目的衰落。《新周刊》評論說，2002年中國電視酷似一場大秀。
李靜對著鏡子，最後整理了一下頭發，準備上場。她為這場“秀”準備太久了，那就是《超級訪問》開播一周年特別節目。直到上台前她也還是說不清，那時候的他們究竟適不適合停下來稍作總結。她隻是看了戴軍的新書，一本叫作《戴頭戴腦》的雜文集，便決定為自己的搭檔和這個節目留下點什麼，又或許她隻是想為自己留下點什麼。幾周前，她終於也坐過了嘉賓的椅子，才發現坐到那個位置上真的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這一次，要坐過去的是戴軍。而她要給他一個禮物。
節目組把戴軍在深圳打工的經曆拍成了一個MV。畫麵中閃過深圳東門的長途汽車站，電子工廠的流水線，潮濕難耐的宿舍，以及他的第一個舞台，海豚樂園。在那裏他遇到了兩隻小海豚，叮叮和當當，他不僅要負責海豚的訓練與表演，還要負責給它們換水。當時一個水池差不多要投6噸鹽，而一包鹽是100公斤，都是戴軍和工友們一包一包地往裏扛。舅舅到深圳去看他，指著他問：“你們這兒有叫戴軍的嗎？”僅僅兩個月不見，他就變得又黑又瘦，連舅舅也沒認出來。1989年，他們帶上兩隻海豚去北京表演，沒想到第一天，一條海豚受了涼得了肺炎，在午夜死了。另一條也被感染，死在了第二天晚上。戴軍在自己的書中寫道：“那天是六月二十四日，這是我終身難忘的日子。那天，我撲在床上，大哭了一個晚上，為海豚也為我自己。”
後來，兩隻海豚被送給了北京自然博物館做標本，戴軍每年都會抽時間去那裏看看它們。有一天，當他再次來到博物館，卻發現角落裏的海豚不見了。他找到館裏的服務人員詢問，卻被告知那兩個海豚標本當初做得不是很好，已經爛了，就撤展了。“好像一切事情都沒有發生過，在你的生命中消失了。”戴軍說。李靜在節目中脫口而出：“就是那句話嘛，生命本不值錢。”這話就出自《戴頭戴腦》，原句是“我是個‘野孩子’，生命本不值錢。”李靜第一次讀到這句話便是心中一顫，她多少有些明白了戴軍臉上那燦爛的傻笑，是經曆了多少無助之後的豁達。不知是誰說過，“我承認身後的陰影，是因為我正麵對陽光。”
李靜要幫戴軍找到海豚。她告訴自己無論如何也要辦成這件事，而且一定不能提前讓戴軍知道。於是，當節目現場開始播放李靜和編導在自然博物館上躥下跳尋找海豚蹤跡的鏡頭時，戴軍徹底傻眼了。他沒想到，有人會為了他那微不足道的個人情結去忙活，而這個人正是自己的搭檔。終於，通過當年製作標本的人，李靜在博物館的一個倉庫中找到了其中的一隻海豚，當當。她站在小小的海豚旁邊，對著鏡頭說：“戴軍我找到了，你的好朋友當當。”她摸了摸當當的脊背，一如在撫摸一隻有溫度的小生命。“拍張照給你帶回去擱在床頭好不好？”李靜用哄小孩的語氣說著，“還有你看這是什麼？一張全年的免票，是館長親自給你的，他說你什麼時候想到這裏來看當當都可以。”李靜從頭到尾都是笑著的，她想，這是一個開心的過程呀，但最後她還是沒忍住在現場流下了眼淚。“喜歡嗎？”“喜歡。”戴軍點點頭，“不但有海豚還有野豬和野牛。”
“雖然生命本不值錢，但生命隻要生活在世上，準會留下痕跡。”李靜說。這就是她一直以來想要回贈給戴軍的禮物。2002年，盡管她還有很多事沒有做到，至少她為戴軍找到了心愛的當當，至少她已為自己打破了第一層殼。
就隻剩下那最後一層殼了。盡管她還是不願別人叫她“李總”，但她很明白，“超訪”需要錢，它是一樁生意。比起主持人的殼，經營者的殼是更難打破的，如果說前者是一種回歸的表達，那後者便需要一套全新的語言，以將“超訪”的潛力翻譯成市場理解的價值。而當時民營電視的盈利模式依舊非常單一：把節目免費給到電視台，然後換取幾分鍾的廣告。這種模式總是讓民營電視陷入疲於奔命的狀態，它們既要負責製作內容，又要負責出售廣告。這層殼，其實困住了大多數的人。但李靜依然慢慢勝出，努力打破著這層與她共生多年的硬殼。一天，她把發行總監叫到麵前說：“我要賣節目”。發行總監說：“中國從來沒有賣節目的，隻有賣電視劇的。”李靜不服氣，她背上自己的大包，一如一年前那樣，坐著飛機、火車開始到各個地方電視台去“賣節目”。而事實證明，她的選擇是正確的。當李靜拿到第50個電視台的合同時，她知道“超訪”開始賺錢了。這是一個意義非凡的轉折。李靜、戴軍，還有“超訪家族”的每一個人，都前所未有地暢快與振奮。但李靜還是莫名覺得少了點什麼，比如一個正式的奇跡，一個儀式。
2003年早春的一天，李靜正在大街上走著，看到一個報亭，就停下買了一本《新周刊》。她喜歡這本雜誌，有態度。雖然不是期期都看，但隻要碰上就會買一本。翻開目錄，李靜看到這一期刊登了“2002中國電視節目榜”。她饒有興致地翻到榜單那一頁，低頭順著榜單往下看，卻在看到“最佳談話類節目主持人”那一欄時，愣住了。足足呆了30秒，李靜深深吐出一口氣，趕緊打電話給老搭檔。“戴軍，咱倆獲獎了！《新周刊》的最佳談話主持人！”“不是吧？！沒人通知我？！”“真的！我買回去給你看！”李靜跑回報亭，一口氣買下十本《新周刊》，抱回了公司。
經查證，這個獎是真的。“2002年中國最佳談話類節目主持人”不是別人，就是全然在狀況之外的李靜和戴軍。當年入圍的還有陳魯豫、朱軍等中國一線主持人。《新周刊》的頒獎詞這樣寫道：“中國主持拍檔的新典範代表，戴軍幽默風趣，李靜插科打諢，兩人默契得天衣無縫，現場爆笑，絕無冷場，情牽之處，亦能以迂回情長的細節化處理控製節奏，詮釋明星之技已具超級標準。”如此之認可，為何又不找他們去現場領獎呢？再經查證，才得知評委會之所以沒有通知到他們，有一個非常客觀的原因——沒找到聯係方式。無論如何，獎杯終是輾轉到了二人手上。“沒有燈光，沒有掌聲，沒有碰杯，也沒有謝謝MTV。”戴軍隻是舉著這個重重的玩意兒，給了李靜一個大大的擁抱。
曾經有一度，李靜覺得“超訪”是不會獲得什麼獎的，因為它不是主流。但後來她發現不對，在“超訪”自己人的心裏它一定是主流的，不然怎麼能理直氣壯地做下去呢？不做下去，又怎麼能知道它會變成什麼流呢？李靜一直記得李玲玉2003年在“超訪”中說過的一句話。當時他們聊到了李玲玉在十年前的轉型之作《女人心緒》。她說，那是第一次，專輯裏麵所有的歌都是為她寫的。然而，新嚐試的都市曲風完全顛覆了她在《粉紅色的回憶》中的甜姐形象，也使得這張專輯在唱片市場上備受冷落。但李玲玉不後悔，她說：“這是我最用心的一張專輯。你們覺得不成功，但我覺得是成功的，因為我敢做。”
很多年以後，有人問李靜和戴軍：“為什麼每一期節目結束的時候，你們都要喊一嗓子‘超級訪問，成功’？”李靜說：“因為第一期失敗了啊。”“那你們覺得這個節目在什麼時候真正成功了？”戴軍說：“一播出就成功了啊。”
成功，不過是嘴裏說出的兩個字。你可以把它很當回事，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和“下次再見”一樣平常的台詞；你可以對它百般算計，也可以把它當作命運為你準備的不期而遇。2002年，在西單流星雨事件之後，戴軍和李靜又去了趟青島。這一次，他們隻是一起逛超市，他們沒有坐在台階上擋道，戴軍也沒穿橙色的褲子，卻被三個來買菜的大姐生生認了出來，還邊比畫著邊衝他們喊：“成功！”李靜頓時眼淚差點掉下來。隻見她扭過頭瞪著戴軍，以一種興奮到嘶啞的聲線狠狠地說了句：超級訪問，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