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的電話授課中，我開始稱他為“山口先生”，我問他在這麼繁忙的工作中為什麼要學中文。山口先生在電話裏朗聲笑了起來。他說他中學時代讀過井上靖的一篇《絲綢之路》後，一下子就迷上了中國。為了親自感受絲綢之路的魅力，1982年，他第一次到了敦煌，從此便一發而不可收，以後每年都要奔赴古代“絲綢之路”所途經的地區。至今為止，在塔克拉瑪幹沙漠、帕米爾高原、昆侖山、喜馬拉雅山等許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他的目標是用自己的腳步，重新走過那條連結古長安和古羅馬的道路。而每一次的旅途裏，不懂中文都是妨礙他交流的最大的障礙，他已經答應第四次去新疆塔裏木河時認識的一個朋友，下次見麵時，一定用中文和他交談。
電話另一端的人令我肅然起敬，他了解的關於中國的曆史、習俗、地理知識甚至比我還要多，而我能教他的，隻是作為工具的語言罷了。
從此，我竭盡全力在每天短短的30分鍾裏最有效率地教他中文，仿佛我能給他今後的中國之旅配上一匹最快捷的坐騎。
學生的聲音又渾厚又溫和，我想他一定是個胖胖的慈祥的老頭；每天9:30，一分不多一分不少，電話鈴總會像鬧鍾一樣準時響起，我想他一定是一個一絲不苟的人。
雖然我們沒有見過麵，但我們在電話中一直做著最融洽的交談。每天9:30一到，不管多忙多累，這30分鍾是留給那個渾厚的聲音的。
半年後，山口先生在他原有的中文基礎上開始能讀懂漢語文章了，我推薦他訂閱了這裏的中文月刊《留學生新聞》。我們的授課往往就是隨意的，報紙到的當天，山口先生就會說，我們就來學你這期發表的那篇文章吧。
一想到有人這樣逐字逐句地朗讀，我的文章越發要負責任地字斟句酌了。
偶爾山口先生也會請長假，這一定是他利用假期又去了中國。到了約定再上課的時間，電話鈴準時響了，山口先生卻還留在中國。他說他正和新疆的朋友在飯店裏聊天，無論如何都有用中文說不通的地方，請我在電話裏給他們做翻譯。
原來，山口先生第二天要向天山山脈以南行進，新疆的朋友提醒他獨行的艱難，在紙上寫下“不要勉強”四個字。而“勉強”這兩個漢字在日語裏是“學習”的意思，山口先生實在搞不懂新疆朋友為什麼讓他“不要學習”。
等他終於朗聲大笑著明白了其中的含義，又為朋友寫下“我已經覺悟了，我不會蒸發。”幾個字，又輪到朋友摸不著頭腦。原來日語中的“覺悟”是“下決心”的意思，“蒸發”則是“失蹤”之意。我還是頭一次做這樣的跨國翻譯，這一次課，竟然進行了兩個小時。
我第一次見到山口先生是在課程已經進行了將近一年之後，那是在他舉辦的一次講座上。
授課不久我就知道山口先生酷愛攝影，他說他最大的夢想就是舉辦一次絲綢之路的個人攝影展。每次遠行他都會拍上50卷左右的膠卷，隻看一遍這衝洗出來的兩千多張照片就是一個巨大的工程。
在絲綢之路全程還沒有走完的情況下，他先被邀請舉辦一次以攝影圖片為中心的有關絲綢之路的講座。為配合照片的曆史背景和氣氛，山口先生特地選出了十餘首唐詩請我做現場朗讀。我欣然應允了。
經過幾個月的準備，講座時間終於定下來的時候，我卻發現自己已經有了兩個多月的身孕，而且是意想不到的三胞胎。雖然醫生一再叮囑，這樣的特殊情況在懷孕早期極易流產，但我還是決定去履行與山口先生的約定。
“‘魚翔淺底’，真是個好名字。”山口先生在我們約好的橫濱站健步走上來，緊緊握住我的手。我對初次見麵時能說出這句詩句的人一直抱有好感，又一次感動於山口先生對中國文化的了解。
我來不及細細地打量山口先生，整個講座中間，隻有身邊的聲音是熟悉的。我被他所拍攝的絲綢之路沿途壯闊的景觀所震撼，同時驚歎於他艱辛壯觀的拍攝過程。
因為我的生產，我們的授課暫停了將近一年。我住院之後，山口先生特地和全家一起去神社，為我求了一枚繡製精美的“安產符”。在我住院的四個多月裏，這枚“安產符”一直掛在我的床頭。
1999年1月，山口先生特地在授課以外的時間打來電話，告訴我近期他將赴木鹿城，也就是現在的蘇聯馬裏，完成絲綢之路他沒有走過的最後一站。之後，他將全力準備實現他今生最大的夢想——舉辦絲綢之路個人攝影展。
四個月以後，我收到山口先生寄來的邀請函，封麵便是一幅令我愛不釋手的西藏風景：浩渺的天空和茫遠大地之間，孤高地豎著一簇迎風招展的五彩旗。
在橫濱的攝影展上，我正站在那幅題名為“聖旌”的照片前出神，山口先生已經站在我身邊。他說這種“塔爾旗”是西藏為保佑行遠路的人而獻給海拔4500米以上的山神的，它有紅、蘭、黃、綠、白五種顏色，都是當地人手工製作的。他已經去過4次西藏，每次臨行前，都有藏族朋友為他插這五彩的旗。它在荒袤的大地上飄動著斑斕的色彩，它在壯闊的天地之間飄動著淒絕的真誠，使我在看過眾多照片之後，依然禁不住在它前麵徘徊。
從橫濱回來不久，我收到一個巨大的郵件，打開來，正是那幅“聖旌”。山口先生在電話裏說，攝影展上隻有這一幅照片沒有標價出售，特意為我留了下來。
迄今為止，我隻和山口先生見過兩次麵，可他卻是和我談話最多的一位日本人，因為我們每天在同一個時刻裏拿起聽筒，每天便有30分鍾共同的時間。
山口先生瘦小、幹練，有一個說話時偏著頭朗聲大笑的習慣。這些，是我在第二次會麵中才注意到的。
沒落的武士
我在日本參加過惟一的一次葬禮是為一個叫中山八郎的人，他是一個66歲的老人，一個沒落的武士。
八郎的父親58歲的時候才有了這個兒子，在日本的習慣裏，任何人聽了這個名字都會認為他在家中一定是排行第八，這一定是一個人丁興旺的大家族。
其實八郎的父親隻有八郎這一個孩子。
八郎的母親生下他後就離開了這對父子，和同村的一個商人走了，從此音訊全無。原因很簡單，八郎的父親沒有任何財產，是一個沒落的武士，更準確地說，是一個浪人。八郎出生的年代，日本社會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革，武士們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威風和被人仰望的社會地位。八郎的父親60歲的時候不得不背負著八郎，參加了赴中國東北的所謂“開墾團”去謀生。因此，八郎的童年是在中國東北度過的。
1945年日本戰敗，八郎的父親領著13歲的八郎又回到了青森的老家，一老一小的生活依然沒有著落。
一年後八郎的父親病故。臨終前他告誡八郎：“在這個弱肉強食的社會上你沒有一個親人。上京（東京）謀生去吧，一切隻有靠你自己了。”浪人臨終前用腰刀在八郎的臉上重重地劃了一刀，以顯示八郎是格鬥中成長起來的漢子，讓任何人看了都不敢欺負他。
這個浪人可謂用心良苦，這一刀就真的左右了八郎的一生……
每次八郎來我打工的店裏喝茶，店長都會叮囑上前服務的店員：“當心點！”八郎的外觀的確令人生畏，他的頭發短短的，好像非洲人一樣密密卷卷地匍匐在頭頂，眉毛濃重，兩眼有神，特別是臉上的那道疤更顯威嚴。疤痕從顴骨到後腮，足有四五公分長，如果笑起來，一定會與臉上的笑紋形成一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