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比我還要光明正大
●看不見的竊賊
1995年夏天，我在日本的生活中連續發生了幾件怪事。
6月，初夏。
東中野的簡易公寓是用一層薄薄的水泥板製成的，我們租了二層最靠近樓梯的一間。夜深人靜的時候，居南的腳步聲一響起，可以感覺到整座公寓都在晃動。他打11點的下班卡，乘11點8分的電車，所以公寓的晃動就像被他定了時的鬧鍾，每天準時在11點45分那一刻發生共振。
居南的腳步還是又大又重，隨之而來的微震也連帶給我一份安心，我甩甩寫論文寫酸了的手臂，不經意地掃了一眼掛鍾，才發現那一天的異常——已經12點過了10分。
“自行車丟了，找了一圈，又到警察署登了記。”居南進門時臉色微紅，頭上也滲出了汗珠。
這已經是我們丟的第三輛自行車，在日本這是太普通的事情。
其實在這個國家，最不該丟的就是自行車。因為自行車是被嚴格管理登記的，包括購買人的姓名、住址，連同自行車的型號、顏色都被登記在警察署所管轄的計算機中心。一旦某一個騎自行車的人受到盤查，警察隻要將其自行車的號碼通過手機告訴管理中心，立刻就能知道這輛車有無被盜記錄，隻要有“汙點”，不管來龍去脈，騎車人隻有束手就擒。
所以在日本的人都有一個基本的常識，偷自行車甚至撿自行車都是最棘手的事情。
即使這樣，人們的車還是照丟不誤。
日本人是沉默的民族，如果你的自行車停放時礙了鄰居的事，沒有人來提醒你應該放在什麼位置，看在左鄰右舍的份上，他先幫你挪動幾步。如果你執迷不悟，又在同一場所讓你的鄰居皺了眉頭，那這一次你的車就會被挪動得不知去向。在其他公共場所也是一樣，自行車的停放如果礙了汽車的路，趕上暴躁點的司機，你的單車就上了他的大車，捎出四五十裏，再卸下來。這是無聲的“強製執行”。
如果說我們的前兩輛車有可能是奔放慣了的野馬，遭到了沉默的宣判，這一次卻絕對是一隻溫順的羔羊，就圈在車站旁邊的停車場裏每天等候它的主人。
那段時間居南一直早起晚歸地工作，因為沒了這輛車，他又要早起10分鍾。
第二天清晨，居南又在停車場的百十輛車中尋了一遍他的“寶馬”，中午他來電話時強打著精神說，從今以後他準備小跑著去車站，總算有機會鍛煉一下身體了。
上帝的安排就是這樣巧妙，吃過午飯，為了去學校提交一份小論文，我向著車站的方向出發了。
穿過無人看管卻秩序井然的自行車停車場，我的視線下意識地掃著車群，腳下絲毫也沒有放慢速度。然而，就在一個顯著位置，居南那輛嶄新的“坐騎”十分搶眼地跳了出來。
我隻好在心裏笑居南的眼拙，一邊想他最近也許是太累了。
晚上，我又開始注意起時鍾，而簡易公寓發出輕微晃動時，又超過了12點鍾。
居南依然是從車站走回來的。
一向被他諷刺挖苦，這下來了複仇的機會。先把能讓我發泄一天勞累的詞都潑灑了一個痛快淋漓，然後自豪地拿了鑰匙，帶著將信將疑的居南向車站走去。
初夏的夜晚還有些涼意，月光照在無人的小站和一排排反射著微光的單車上，好像一個奇異的夢境。
真的墜入了夢境，在下午的位置上，那輛自行車不翼而飛了。
這下輪到居南嘲笑我了，他孩子似的開心地笑著，好像比起找到車來，能反戈一擊才是他的最大快樂。
第二天發生了完全相同的情形，清晨居南去上班時，車站沒有他的新車，而下午我出發去學校時，它又安然地立在那裏。
我被深深地激怒了，毫無疑問，這是一場遊戲似的偷竊！偷車的人和我們打著時間差，大大方方地將車歸為已有，世上可有這樣膽大包天的偷車賊？
我立刻給居南打去電話，可以感覺到居南在話筒那邊的吃驚程度。他馬上請了假，半個小時便趕到了車站。立在那輛自行車旁，兩個人都氣噎得沒了言語。
居南說他請了假，今晚一定要會一會這個偷車賊。
抬頭看看四周，在停車場旁邊的小山坡上，有一片頗為茂密的小樹林，如果隱蔽在那裏，正好可以俯瞰停車場的動靜。
然而，一想到要將居南一個人放置這樣的險境，怕他衝動之下做出什麼冒險的舉動來，立刻就覺得心神不寧。
因為要趕去學校，我建議還是交給警察處理。看得出居南十分不甘心，但還是尊重了我的意見。
接待過居南自行車報失的警察恰好也在，聽完我們的陳述後目瞪口呆，並表示派人隱蔽在小樹林裏，全力捉捕竊賊。
當晚，我下班後和居南一起興衝衝地趕往警察署，一邊想像著一張正在被警察盤問著的、沮喪的臉。
沒想到警察署裏麵隻有一名警察，他解釋說他們在樹林中等待了很久，始終不見有人來取車，耐不住蚊叮蟲咬，於是便把車推了回來。
看到我和居南臉上明顯的失望，警察署的人故意放鬆語氣說，他們不相信有這樣怪異的事，一定是我們看花了眼。如果不放心，他勸我們換一種最難打開的數碼鎖。
於是，這件懸案就以失而複得的“寶馬”套上一把數碼鎖而劃上了一個休止符。
8月，盛夏。
其實從初夏自行車被盜的事情開始，我和居南就應該意識到有一雙隱蔽的視線一直在注視著我們。
我是一個大大咧咧、對生活從不會精打細算的人，每個月工資一下來，隨手就扔進抽屜裏。打工雖苦，錢賺到手了，結果反而變得不重要，值得回味的隻剩下了一個體驗生活的過程。
近墨者黑，漸漸地居南也習慣了這種生活方式，兩個人的收入就散放在抽屜裏，誰有支出就從中抽取，下一次發工資前再把這個月的結餘存到銀行裏。
有一段時間居南總是表情噯昧地問我：“這個月又置什麼新衣服了吧？”
豈有此理！不容我否定，他又馬上做出一副大度的表情：“應該買，應該買，歲月不饒人哪！”
被問的次數多了，我才意識到是錢的問題。
把丟棄了多年的數學知識累聚到大腦裏，我大致合計了一下一個月的支出和抽屜裏的現金，於是輪到居南被逼到我麵前：
“是不是又請朋友喝酒了？遮遮掩掩的，有什麼不便明說嗎？”
居南雖然沒有正麵反擊，但我明顯地看出他眼睛裏在罵我“無聊”的神情。
已經到了相互猜疑的地步，我和居南有一天終於認真地坐了下來，將這幾個月的賬目細細地清算了一下，才知道兩個人原來都是勤儉持家之人，除了必要的生活費開銷，誰也沒有私自動過“公家的一草一木”。
誤會消除之後，兩個人的表情一點也不輕鬆，因為每個月都有大約四五萬日元去向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