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的心裏，卻一直因為看到了那個午後的一幕而無法由衷地祝福這段婚姻。
這一場校內的戀愛在學生之間傳得沸沸揚揚，遺憾的是，它很難成為一段佳話。
那個可愛的女孩從學校裏消失了，變成了長井夫人。
伴著這些回憶，我邁進了學校的大門。長井已經到了學校，還沒有看清他的表情，上課的時間已經到了。
第一節課下課後，長井主動和我打了招呼，他看上去沒什麼兩樣，臉上漾著平時一貫的笑容。
直到撥通了肖桐朋友家的電話，我才相信她早晨電話裏所描述的事是真實的。肖桐謝過我之後，告訴我她準備拿到護照後第二天就去訂機票，晚上再告訴我具體的時間和日程。
這一天，我反複確認了長井的表情，除了倦怠和鬆懈，依然沒有一絲哀傷的痕跡。
這一年裏，倦怠和鬆懈一直掛在長井的臉上。肖桐走後，長井看到學生數在增長，一下子又招聘來4名年輕的中文教師。看到自己事業上的收獲，他過去的習性開始一點一點撿了回來。據說他每天下了班都去喝酒或去彈子房，即使在孩子出生不久也不例外。
然而，學生數不久就開始趨向於平穩，隨著這類學校的增加，競爭逐漸激烈，學生數進而又開始出現了下降的趨勢。父親曾經麵臨的窘況好像正在一步步向長井逼近。他卻仿佛破罐破摔了，甚至於有一次因為前一晚喝得酩酊大醉，星期六我來上課的時候，他竟然忘記了來開學校的大門，我和幾個來上課的學生隻好到附近的咖啡店去學習。
我曾經側麵提醒過他學校麵臨的問題，如果他能拿出最初半年的振奮來，學校還是有希望的。聽完我的話，長井莫名其妙地卻又十分認真地說：“日本人其實都很脆弱，把生命的意義看得很輕，所以才會輕易地結束它。像我這樣的人其實能做什麼呢？”
我才發現長井原來一直有著很深的自卑感，這使他十分容易自暴自棄。從此我不敢再提一句激勵他的話。
教師們的工資開始逐月拖欠，河合大姐因為負責財務，曾經多次來提醒我。她說這所學校已經是一條正在沉沒的船，勸我早點脫身為妙。
但是放不下那些真心熱愛中國的學生們，他們中有的人還參加了為中國沙漠地帶義務植樹的活動。他們很想盡快學會中文，能親眼去看看那些樹木。
長井全然不了解這一切。這期間，學校新來的一位香港出身的女教師被辭退，她本來住在肖桐過去住過的那間教師宿舍裏。臨走之前，她把長井曾經多次企圖騷擾她的事講給了河合大姐，並拿出了長井寫給她的情書。
得知這件事之後，我知道學校徹底沒有希望了，並下決心在這個學期結束之後遞交辭呈。
這中間，我雖然見不到肖桐，卻一直關心著她的命運。那一年7月，肖桐生下一個男孩。她放棄了學業，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婦。
晚上8點，我如約坐在肖桐家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裏。
店裏的座位設在二摟，窗外是一座燈火通明的高層住宅樓，不管那裏麵正發生著多少人間的悲喜劇，它們傳達給外界的總體感覺是溫馨的。
肖桐帶著孩子走進來的時候，我正對著窗外出神。兩年沒見，肖桐變得十分瘦削，她的身形一下子襯在萬家燈火前麵，好像忽然貼上去的一張孤獨的剪紙。
“我把家裏都找遍了，他把兒子的護照藏起來了，隻留下我的在外麵，我在他心裏已經無關緊要了。”還是那個帶些稚氣的聲音，但語調卻已經和過去那個充滿朝氣的肖桐判若兩人，即使她竭力掩飾著，臉上和脖頸上被打過的痕跡還是很明顯。
“我回不了大連，但又不能這樣半死不活地拖著。他並不找我們，我寄宿的朋友家就在我家隔壁，他甚至可以聽到孩子的哭聲，但他就是不找我們。也許他知道我們就在隔壁反而放心，所以我今晚搬到了離家不遠的飯店裏住，不能再拖累鄰居了。
“他曾經說過，他從小就看著他的父親打他的母親，所以他動手的時候，也絲毫不避諱孩子。我最擔心的就是這樣下去，孩子也會學起他的樣子。”
肖桐懷中那個可愛的男孩不時地抬起頭來看媽媽，漸漸地已經顯出了倦意。
“你沒有想過和他分開嗎？”我衝動地說，“人們都說，暴力和酗酒，一個男人染上任何一項都會終其一生，而他兩項都占。”
我想了一下，還是沒忍心把長井騷擾其他女教師的事告訴肖桐，否則她一定會跌進絕望的深穀。在日本這個男人頂天立地的社會裏，他們背負的壓力經常會通過酗酒、外遇甚至暴力等負麵的形式發散出來，但像長井這樣的男人卻並非多數。所以這是我第一次勸一對夫妻分開。
“我今天打電話給我在大連的哥哥，他聽了氣得在電話裏的聲音都變了。但是冷靜下來，他說如果我和他分手，也就等於下決心離開孩子。日本政府是不會把一個有日本血統的孩子判給中國母親的。況且我現在沒有收入，對爭取孩子的監護權十分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