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他又拿過一本科目表：“這是本學期的課程，一周你必須要選聽6門以上，明天請告訴我選擇的結果。”橋本的語言簡潔、嚴厲，麵部沒有一絲笑容。
麵試的時候，佐藤教授就曾經嚴肅地對我說：“如果想做學者就到我這兒來，否則別的地方也許更合適。”話雖然聽起來毫不留情，但教授的這種威嚴竟然吸引了我。而橋本的表情卻讓我覺得不舒服，也許與他的年齡太不相稱了吧。
雖然這些基礎文獻中有幾本我在國內曾經讀過，但一下子讓我用日語談出感想來還是感覺十分吃力。才知道我在東大和學藝大的課程之外，還要每周加一次與橋本一對一的課程。
去圖書館的路上，正好與張謹同路。他今年36歲，是佐藤教授的碩士研究生，研究課題是“西洋音樂思想的流程”。他已經在藝術學研究室呆了整整4年，卻始終無法拿到碩士學位。
“我的目標是40歲之前告別東大。”他笑笑，像棗核兒一樣瘦瘦尖尖的臉上立刻湧上幾條粗細不均的紋路。
當他聽說我兼上兩個學校的課程，並且在東大隻求學風不求學位時，驚得推了推近視眼鏡，猛地停下腳步：
“你瘋啦！”
他竟然在那條銀杏道上叫了起來：“光東大就能要了你的命！”
我很快便知道了張謹的話絲毫也不聳人聽聞。
佐藤教授雖然在戲劇研究界享有盛名，但這似乎更是他專業之外的興趣。他的專業是美學，專業外語是法語。
我一下子被扔進日本學生聚集的大課堂中間，在這個專業裏，藝術學和深奧的哲學各占去了一半的課程。對我這個來日本不到一年半的外國人來說，那些從英語、法語等語言中生吞活剝來的日語外來語，聽起來好像天書一般，常常和日本學生一起聆聽著教授字字珠璣的講座，卻記不出一個字的筆記來。
課後，我追上佐藤教授，向他解釋了我聽課的吃力，希望教授能指導我一個更快捷的學習方法，以便能在有限的時間裏學到更多的東西。
沒想到佐藤教授毫無表情地說：“別人都是這樣過來的，你沒有什麼特殊。”說完便轉身離去。
我把這段經曆講給張謹聽，張謹苦笑了一下：“這就是東京大學，有它的鐵規，有它的權威。就像我日語分班的事一樣。”
張謹的日語基礎不好，現在還和我一起在B班學習。兩年前進行分班考試時，張謹被分在低一級的C班，為了能多學些東西，張謹向日語老師要求參加C班的同時，能旁聽B班的課程，卻被老師斷然拒絕了。
“在中國，想多學一些、想跳班的學生都是受到鼓勵的好學生……”張謹無限悵惘地說。
因為日語基礎差，張謹付出了比別人多出幾倍的心血。他卻樂在其中，像一個可愛的書呆子。
“不久前一家出版商請我校對他們出版的中國戲劇集，並且說給一定的報酬。我對他們說，你們介紹中國的文化，我感激你們還來不及呢，怎麼能要報酬？結果我發現他們在插頁上把老舍和曹禺的照片弄反了，要是這樣出版了，對他們一定是一個重大的經濟損失。”
“有點心理不平衡？”我知道張謹的生活一直很困難，有點心酸地故意逗他。
“哪兒呀。他們非常感激我，這就夠了。”張謹憨厚地笑了。想想他也許真的要在這象牙塔內呆到40歲，我倒有些替他著急了。
那段時間，我把必選的6門課程集中在三個上午，接下來的下午和晚上把自己泡在圖書館裏去讀書。況且我每周還要擠出兩天奔向學藝大，那邊的課程雖然有趣，卻絲毫也不輕鬆。每天四五個小時的睡眠使我眼圈發黑，體重驟減。
沒有人聽你要打工、要生存的理由，教授的臉上是絕看不到笑容的，不管你專攻的是哪一門外語，發下來的講義多半都是法語的。光是東大每兩周輪上一次的論文發表，便足足可以占去你全部的業餘時間，而發表一旦結束，四麵八方射來的艱深得令人困惑的質疑，又足以讓一個內心脆弱的人失去全部的自信。
我卻漸漸地開始習慣於融入研究室的氣氛。沒有表情就沒有表情吧，隻當他們是督促著我的“監工”，論文發表後投來的利劍再尖銳，我也漸漸學會了將它反彈回去；一旦真的被擊中了要害，我也懂得了從哪裏去檢查自己的薄弱環節。同時，哲學、藝術學方麵書籍的閱讀速度、理解的準確度和深度正在迅速提高。
雖然我有了這許多收獲，但我知道，我還是闖入了有悖於自己天性的“誤區”。
惜 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