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沒有餘暇顧及我，可我還是一轉眼就長大了。對我來說，母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直到我出國以後，母親才驚覺，這個已經離開她的女兒，從她那裏得到的關愛太少了。
母親在我出國後寫給我的第一封信上就懷著歉疚，她說她對我不像其他母親那樣溫存，過於忙碌，也過於嚴厲了，以後有機會一定盡量彌補上這份溫情。
看了媽的信，當時正為生存而疲於奔波的我，一下子就哭了。
為了媽辭去教師來日本照顧我的事，爸爸曾經特地寫信給我：“你媽媽把一生都獻給了那些還不懂事的中學生們，她常常說給你的愛遠遠不及給學生們的十分之一。這一次，所有學生失去的，她全給了你一個人。這將是你們母女一段難得的時光，你媽媽非常珍惜。”
母親的確十分珍惜，我的孕期進入第5個月的時候，媽來日本後的三個月探親簽證即將到期，她帶著我的三胎證明、住院證明（這中間我已經住了一次醫院），由居南陪著到入管局去做續簽。
據說那天的東京入國管理局官員對我們的處境給予了深切的同情，但“鐵則”在握，即使情況再特殊，短期簽證也不能再延期。奇怪的是，那個入管局官員並沒有下令讓母親去抓緊辦理回國手續，而是把材料退回來由母親自己來判斷。
媽完全不需要判斷，她惟一的信念，就是我分娩的時候，她要守在我身邊。
就這樣，因為她的女兒，母親的生活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變化。
“黑”下來的母親完全進入了角色，她每天都係著一條娃娃式的細格圍裙，買菜、做飯，忙前忙後，包攬下我的一切起居。如果不是常有學生們的來信，還能使我想起母親的那段光榮曆史，她儼然是一個幾十年操持下來的專職母親。
隻要媽在，她不讓我動手做任何一件事。她的井井有條甚至連居南也插不上手，我顧慮到我和母親的默契會不會讓居南有了外人的感覺，居南卻說：
“和媽在一起生活後我才知道，對你我還有永遠做不到的事情。你一進浴室，媽就大聲問‘水涼不涼？’隻要聽見你說涼，媽立刻放下手裏的活計，甚至夾著菜的筷子，馬上跑到廚房，把水溫調到38度，然後站上一會兒，等你說合適了為止。回來時表情又坦然又愉快，好像自己完成了一個大事兒，就像把衛星送上了天。”
母親的勤勞、母親的慈愛，甚至母親的存在本身，在我懷孕期間就是我的一個有力的支撐。
如果母親偶爾有神色黯然的時候，那一定是想起了留在北京的父親。
和母親一起來日本看望過我後，父親因為大學裏有課，隻好隻身返回北京。我太了解父親，知道他將麵臨的是什麼樣的日子。
父親是典型的知識分子，埋頭鑽研學問，完全不會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況且他還有嚴重的心髒病，隨著年齡的增長，犯病的頻率也越來越高。我在北京的時候曾經遇到過好幾次，每次都是我和媽把父親送去醫院，對父親身體的擔憂也一直是我出國後的一大心病。後來我才知道，因為母親的日本之行，父親預約的心髒手術不得不延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