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官員也跟著捐款。
四、推行法治
為了穩定社會秩序，廉潔吏治，使各族群眾能夠安定地生產和生活。大理政權公布了《管理軍政條例》70條，規定“一切猾吏，不準任用”。“受賄”“私索民財”“輕價估買”者，一經察覺，除追繳贓款外，均“擬斬”。其次，“強奪民女為妻”“焚燒民房”“毀拆廟宇”“踐踏田禾”“沿途拉夫”者均“立斬”
。
司法製度亦較先進。據記載，大理政權的法律係采用回教法，條文具體，實施堅決，從而使大理一帶做到了“偷盜絕跡，夜不閉戶”。各縣主管訴訟的“承審司是獨立的，可以說在中國法製史上是獨創的
。故《大理縣誌稿》(民國)稱讚說，“訴訟速審判，禁羈押，民多便之”。
五、減輕賦稅，重視生產，開展對外貿易
為了使飽受清王朝封建奴役的滇西各族人民透過氣來。起義伊始，杜文秀即下令“取消地方苛派”
，實行每年征糧一次，其餘大小苛捐雜稅一律豁免。即取消了清政府強加在勞動人民頭上的“人頭稅”、“公件銀兩”和“抽厘穀”等名目繁多的稅收。以至生存下來的老人，不論漢回，談起來都不知道杜文秀大理政權時期有什麼負擔。已故鶴慶縣白族學者王懋程生前曾說，大理政權“對農民隻收糧不收銀錢。正稅外無附加，無苛派，故老百姓都說杜文秀的政治好”
。
大理政權除取消各種不合理的稅收外，還采取了一係列旨在恢複和發展生產的措施。農業上，杜文秀提倡興修水利，發貸耕牛、子種與農民耕種，如大理黑龍渠(今七裏橋河)的河套很彎曲，在他統治時期改直了，減少了水災。他還鼓勵人民努力生產，多積肥
。農忙時，不抽調民夫。其部下大司空李國綸、大司平馬興堂、大司征馬得重、前凝大將軍虎應龍在鎮守騰越、雲州、永北等地時，都非常關心農業生產，得到人民的讚譽。虎應龍在永北親自率領人民開山引水的事跡
，更是傳為百年佳話。由於大理政權輕賦少稅，重視生產，當時五穀豐登，深得人心。
商業上，由於回族有經商的傳統，因此大理政權的商貿更是不同凡響。當時大理政權與鄰近和邊遠地區通商有三個主要渠道。一是注重與緬甸的平等貿易;二是與四川貿易;三是準許商人到清軍占領區貿易。尤其是前者，大理政權極為重視。杜文秀是知識分子出身，思想先進，接受新事物快。他認為要迅速醫治戰爭創傷，非恢複與緬甸的貿易不可(當時，因戰事頻仍，中緬貿易一度中斷)。在杜文秀的倡導和獎勵下，一時間，緬甸曼德勒大大小小的回漢華人商號林立
。商人中遠的來自大理和鶴慶一帶，近的大都是騰越、保山一帶的回民。當時由緬甸輸入的主要是棉花，用滇西盛產的石磺交換。一馱石磺收購價是一兩銀子，可換回值六七十兩銀子的一馱棉花，利潤在50倍以上
。此外從雲南輸出的還有鉛、黃砒霜、四川絲綢、金箔葉、鐵鍋、皮革、玉石、鹹肉和果實等。杜文秀本人也在曼德勒設有元興、元發兩個商號，所擁有的貨物就合銀三萬四千多兩
。對四川的貿易主要是以雲南的茶葉交換絲綢，然後又轉口緬甸。
為了活躍滇西市場，大理政權實行“值百抽七”的關稅製度，稅收比例很小。入境商販，隻要按價交了關稅之後，就派兵沿途保護。如有損失，照價賠償，並且在市場上不再征稅。因此各地商賈雲集大理、下關一帶，商業非常興盛。尤其每年“三月街”期間，中外客商雲集大理，叫賣、吆喝聲響遍城內外。
大理政權也很重視發展礦業和手工業。先後集中人力物力開辟了喬後鹽場、白牛廠銀礦以及蒙化、趙州等地的石磺礦共10餘個礦井。使得東征昆明時，所需軍費一項隻需動用各鹽井稅收，就敷應用，這就大大減輕了人民的負擔。
手工業方麵，大理政權則重於發展紡織業。大理不產棉花，就從緬甸換回棉花，並提倡推廣種植棉花，為紡織業提供原料。同時還招聘技工來傳授織布技術，發展手工業。當時城內居民80%左右從事紡織業，全城機杼之聲晝夜可聞。時人姚翠蓮回憶說，那時大人從早到晚，一天能紡織一件用緬甸進口棉花織成的28方土布，每件土布市價500文，棉花每斤150文，除去成本外，紡一件土布可收入300文左右
。
六、抵製法英殖民主義者的侵略、滲透
滇西大理農民革命政權的崛起，引起了法英殖民主義者的注意，紛紛派遣“探險隊”入滇窺探。同治七年(1868)，首先闖入雲南的是法國侵略分子安鄴率領的“探險隊”。這一群冒險家在臨安受到地主武裝頭子梁士美的饋贈。在昆明，提督馬如龍更是盛情款待，並借給700兩銀子，聲稱“一千兩、一萬兩都可以借”，還表示用不著還
。
同治七年(1868)3月2日，當這群冒險家到達大理的時候，杜文秀對他們的態度便完全不同。他麵斥法國神父勒格爾暹，勒令安鄴等立刻離境，不予接見。杜文秀完全洞悉殖民主義者的陰謀，指出安鄴等在中國境內探清道路、測量距離和繪製地圖的意圖是很明顯的，盡管他們作出各式各樣的抵賴，實在是想侵占中國的土地，並義正辭嚴地說:“法國意欲盡占瀾滄江及中國之地，惟我所轄之地，決不能窺我尺寸，豈未聞我數日前殺馬洛人耶!此次不殺爾等法人，乃係姑念帶有路照，暫饒其命，爾等繪我山川，安能強占，作速回國，毋擾我境，爾教士亦毋交往。”
在杜文秀嚴詞拒絕下，安鄴等人隻好鼠竄出境。
同年，企圖深入雲南的還有被稱作“當代最大膽的旅行家”的英國人顧巴。這一年他第一次想窺探中國西南邊疆的情況。他從上海沿江而上，準備從四川西部進入雲南。在雲南德欽、維西等地他都可以通行無阻，但想從維西進入大理時，卻在杜浪村受到鎮守鶴慶的義軍的拒絕而被迫停止
。
大理政權不僅打擊了安鄴、顧巴等冒險家的陰謀，同時也阻止了外國殖民主義者的所謂“地理考察”。同治十一年(1872)，李希霍芬幾乎完成了對中國其他省份的“地理考察”，但由於回民起義的結果，卻不得不放棄了對雲南“考察”的計劃
。
在大理政權的直接抗拒和起義間接的影響下，英法殖民者的侵略陰謀受到了阻礙，蠶食雲南的計劃被迫延遲了18年。但在騰越被清軍攻占，杜文秀起義完全失敗後的第二年———1875年，即發生了英國殖民主義者向雲南邊境侵略滲透的“馬嘉裏事件”。清政府不得不為此與英國簽訂了屈辱的《煙台條約》。此後雲南門戶洞開，帝國主義分子往來滇中各地若入無人之境。
七、東征昆明戰役及大理政權的失敗
大理農民革命政權輕賦少稅，發展生產，招撫流離，得到滇西各族人民的擁戴，各族子弟紛紛加入起義隊伍，壯大了革命力量。同治六年(1867)4月，杜文秀乘雲南巡撫岑毓英赴貴州鎮壓苗民起義，省城防務空虛之機，命揚威大都督蔡廷棟為大經略，率十八大司，精兵10餘萬，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東征昆明之役。出師時，杜文秀發布了《帥府布告》《誓師文》和《興師檄文》等三個文告，闡明了東征的原因、目的和政策。文告指出:“此次出師純為滿人奪我中夏，主攻二百餘年，視人民如牛馬，以性命如草木……是以彰天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