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統先及其《中國回教史》(2 / 3)

。1946年秋至1948年8月經中國回教協會理事長白崇禧先生推薦,任國民黨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1947年春,傅先生參加上海回族青年聯誼社,任理事。1948年8月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教育哲學,旁聽教育心理學。1949年夏,再次獲文學碩士學位。1950年6月獲哲學博士學位。

1950年秋,傅先生回國後進入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1952年結業後,赴山東師範學院任教,翌年出任教育係主任,並當選為山東省政協委員、常委。1979年春,出席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教育規劃會議,當選中國教育學會常務理事,兼任《教育研究》雜誌編輯委員,山東省教育學會名譽主席。1980年11月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邀請,出席了在法國巴黎舉行的國際教育專家會議。

1985年3月傅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上海歸真,享年75歲。傅先生歸真後,上海伊斯蘭教協會評價到:“傅統先教授是回族著名學者,青年時代就從事伊斯蘭教史研究,曾主編回民刊物《改造》,撰著《中國回教史》;支持哈德成、達浦生大阿洪興辦上海伊斯蘭師範學校,並兼任該校教學工作,為發展上海的回民教育和伊斯蘭事業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傅統先先生一生著述頗豐,除《中國回教史》外,還涉及哲學、教育學等內容的多部撰著、譯著,如《認識論綱要》、《現代哲學之科學基礎》、《美學綱要》、《哲學與人生》、《哲學概論問答》、《教學方法講論》、《怎樣教育子女》、《格式塔心理學原理》(考夫卡)、《生命與自然》(懷特海)、《經驗與自然》(杜威)、《現代哲學傾向》(培裏)、《自由與文化》(杜威)等等,為後人留下了一批珍貴的文化遺產

《中國回教史》是傅統先先生於1937年應商務印書館“中國文化史叢書”編輯王雲五先生之約,撰寫而成,同時也是對民國時期顧頡剛、白壽彝等先生有關伊斯蘭文化建議的響應。傅先生在書的《自序》中寫道:“本年(1937年)二月中旬王雲五先生為編輯中國文化史叢書事,囑寫中國回教史一書。著者以非所擅長,未敢率爾操觚,乃就商於哈德成阿衡、沙善餘先生。二君均以商務印書館之重視中國回教引為欣幸,力促予任此工作,並允供給材料,擔任校對。著者亦為貫徹數百年來發展中國回教文化之素誌計乃毅然草成此書,欲隨諸君子提倡之後,對於振興回教文化之理想,作一具體表現之開端,願全國教友勉促其成。”

《中國回教史》完全是以客觀的態度,根據正史及可靠的材料按代編製的,對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及中國回族穆斯林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貢獻均作了詳盡的闡述,全書共七章。第一章“回教與穆罕默德”,敘述了伊斯蘭教的興起、先知穆罕默德的始傳伊斯蘭教的過程以及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在論述伊斯蘭教興起時提出“穆罕默德為一社會改造家,為一複興宗教之偉人。無論其在思想上、政治上、道德上,均有極大之影響”

。本章末,傅先生還對中國伊斯蘭教的諸如伊斯蘭教與回族的關係等一些現象進行了簡略的論述,認為中國穆斯林“係中華民族之信奉伊斯蘭者,或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及其他民族僑居中國而其一般之生活習慣已為漢人或未為漢人所同化之伊斯蘭教徒”

伊斯蘭教自唐代通過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後,曆經唐、宋、元、明、清及民國等時期的傳播、發展和演變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國伊斯蘭教。《中國回教史》對唐、宋、元、明、清及民國以來中國伊斯蘭教史上的重大活動和事件等進行了較係統的論述,並把中國伊斯蘭教史發展的特征概括為:唐宋時期以穆斯林經濟上興盛為特征;元明以穆斯林政治上之興盛為特征;清代以經濟、政治之衰落為特征;民國以來則以思想文化趨於複興為特征

。《中國回教史》以“回教入華對於西方文化之貢獻”“回教對於宋代文化上之影響”“回教對於元代文化之貢獻”“回教徒在元代文學上之地位”“回教徒對於元代美術上之貢獻”和“回教對於明代藝術上之貢獻”等為專節,對唐宋時期來華的穆斯林將中國的造紙術、煉丹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等傳入阿拉伯及西方;元代穆斯林在天文曆法、醫藥、建築、軍工(回回炮)、文學藝術、書法、國畫等對中國科學文化的發展和中外文化交流作出的貢獻;明代穆斯林在曆法、航海、瓷器藝術、建築對中國科學文化的貢獻等進行了論述。認為伊斯蘭教對於明瓷之貢獻,“在質料上則有回青,在裝飾上則有回回文字,其質地高尚,至今尤傳為珍品”

關於伊斯蘭教婦女問題研究,《中國回教史》也有專節論述。在“元代之回教婦女”中論述了元代伊斯蘭教婦女的基本情況,並介紹了烈女丁月娥的事跡。“回教婦女,依照古禮,頗不易為外麵其他人所得見。婦女無宗教團體,婦女不能舉行聚禮……元代有名月娥者為學者丁鶴年之姊,其信奉回教無疑……既而寇群起,據豫章。上遊而下,勢張甚。月娥挾諸婦女避郡城。未幾寇果至。城陷,月娥抱所生女赴水死。諸婦諸女亦相與死水中者,凡九人。父老議曰:‘十節同誌死,不可異壙。’乃於故居之南,黃池裏,作巨穴,同葬焉……實為回教中難能可貴之女子”

在中國內地,從唐代起至明代中葉,“即從7世紀到15世紀,這800年間伊斯蘭教在中國教義不明,教名未定,不見典籍及著作,亦無漢文譯著,是個僑民的宗教,或外來民族的宗教”

。明末清初,隨著穆斯林對伊斯蘭文化的研究與發展,這種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西北,陝西著名回族伊斯蘭教經師胡登洲(1522~1597)目睹中國伊斯蘭教“經文匱乏,學人寥落,既傳譯之不明,複闡揚之無自”

的局麵,開創了伊斯蘭教經堂教育。此後,經堂教育在各地得到迅速傳播,由於各地域的經濟、曆史、文化的發展不同,對經籍推崇和對阿拉伯文、波斯文、漢文重視程度的差異,形成了陝西、山東、雲南等不同的學派。陝西學派由胡登洲所創,主張“精而專”,以“以主學”為重,在語言上傾向於專攻阿拉伯文。山東學派以常誌美、李延齡為代表,擅長《古蘭經》注釋和波斯文經典,主張“博而熟”,講經則受蘇非主義影響較深,教學製度和教學方式較嚴。雲南學派以馬德新、馬聯元為代表的重視阿拉伯文教育,詮釋了許多阿拉伯文、波斯文經籍。在江南,以王岱輿、劉智、張中、伍遵契為代表的“回儒兼通”的伊斯蘭學者順應民族曆史的發展趨勢,為了“闡正教於中華”,他們著力於“以儒詮經”方式來漢譯伊斯蘭教經典。代表作主要有王岱輿的《清真大學》《正教真詮》《希真正答》,張中的《歸真總義》,伍遵契的《歸真要道》《修真蒙引》,馬注的《清真指南》,劉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禮擇要解》《天方至聖實錄》《天方字母解意》等。漢文譯著是阿拉伯伊斯蘭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是伊斯蘭文明和中國儒家文化曆史上第一次對話、交流和融合。它推動了伊斯蘭教中國化、本土化的進程。《中國回教史》以“明代之回教學者”和“中國回教之學術”為節,對伊斯蘭教經堂教育和漢文譯著及其代表人物進行了較詳細的論述。認為漢文譯著“實為回教徒以中國文字闡揚回教學術之開端”,“有鑿山開石之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