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
“和平需要預備”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新疆幹戈紛攘，動亂不止的背景下，馬良駿繼承中國伊斯蘭教倡導文明對話的優良傳統，以其大智慧、大魄力通過學術著作與新疆各族各界進行對話和交流，以期締造和諧友善的民族關係，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這一實踐具有超前性，對我們今天開展的“文明對話”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一、對話的背景
迄今為止，新疆是全國民族成分最多的省區之一。它地處亞歐大陸腹地，是中國和古印度、古波斯、古希臘四大文明的交彙地。自古以來，眾多的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宗教信仰在這裏碰撞共存，多元文化並存、交融與互補，一直是其文化背景形成與發展的顯著特點。在漫長的社會進程中，各民族互相接觸、混雜、聯結與融合，逐步完成了現代民族的發展進程。目前，在這個多民族、多宗教、多語言文字、多種生活習俗並存的多民族聚居區，生活著維吾爾、漢、哈薩克、回、蒙古、柯爾克孜、錫伯、塔吉克、烏孜別克、滿、達斡爾、塔塔爾、俄羅斯等13個世居民族，加上東鄉、保安、撒拉、土家、苗、朝鮮、布依等，共有55個民族成分。少數民族人口1162.85萬人，占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總人口的60.13%(2003年)。回族人口居第四位，已達百萬人眾(加流動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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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長的曆史發展中，新疆各民族和中國各民族曆史相係、命運相連、經濟互補、血緣交融、文化相通，共同開發、共同締造、共同保衛了中國的廣大疆域，維護了多民族中國的統一。互相學習，廣采博納，互相依存，互相促進，共同發展一直是民族關係的主流。然而，由於新疆較為特殊的曆史環境的製約和影響，在伴隨著祖國統一、中華民族統一的全部曆史發展過程中，新疆境內的分裂因素或與祖國的離心傾向也時斷時續，較為明顯的存在著。19世紀至20世紀，這種分裂因素逐步演變成為一股民族分裂主義思潮和民族分裂社會勢力，其人數極少，但危害很大。特別是進入20世紀以來，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開始在新疆傳播。“東突厥斯坦獨立”思潮，由此衍生。近百年來，以它們為思想基礎的民族分裂主義勢力，一直在新疆活動，是新疆不得安寧的一個重要原因。
泛伊斯蘭主義又稱大伊斯蘭主義。其創始人是阿富汗人哲馬魯丁(也譯為加馬路丁，全名賽義德·哲馬魯丁·阿富汗尼，1838～1897)。泛伊斯蘭主義強調全世界所有信仰的人們不分民族和國界，具有共同的曆史文化傳統，共同的利益、願望和要求，主張聯合起來建立一個由哈裏發統一領導的伊斯蘭國家，以反抗西方殖民主義的統治，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20世紀初，泛伊斯蘭主義傳入新疆，被民族分裂分子奉為至寶，成為他們破壞民族團結、分裂祖國統一的工具。他們宣揚泛伊斯蘭主義，鼓吹伊斯蘭教的利益高於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煽動信仰伊斯蘭教的群眾與其他群眾對立，妄圖建立由他們獨裁統治的、獨立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國”。
泛突厥主義，又稱大突厥主義，是一種極端的民族沙文主義。它主張所有操突厥語言的民族連成一體，組成一個由奧斯曼土耳其蘇丹統治的大突厥帝國。泛突厥主義產生於19世紀80年代，先在俄國克裏米亞、伏爾加河沿岸、阿塞拜疆的韃靼人中找到了適宜生長的沃土，而後擴展於中亞的烏茲別克人、吉爾吉斯人、土庫曼人、哈薩克人和其他操突厥語族語言的民族。泛突厥主義以操突厥語諸民族為界限，排斥其他民族，無視各突厥語族民族的現實需求及其所在國的國家利益，製造民族分裂，成為當時世界列強侵略擴張的又一重要工具。20世紀初，泛突厥主義傳入新疆，培植了一些像麥斯武德、伊敏和艾沙這樣的極端民族分裂主義分子。他們將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思想同新疆民族分裂活動的實踐相結合，逐步形成了帶有新疆色彩的“東突厥斯坦獨立論”這一思想體係。
“東突厥斯坦獨立論”是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思想在新疆的變種。它打著“東突厥斯坦”旗號，製造操突厥語族語言和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同其他民族間的對立，竭力鼓吹“新疆獨立”，要在新疆建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其基本觀點主要有:(1)民族至上論，肆意誇大操突厥語族語言諸民族在曆史活動的時空範圍和曆史作用;(2)新疆獨立論，杜撰“東突厥斯坦”“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國家”;(3)反漢排漢論，詆毀中國是“東突厥斯坦三千年的敵國”，“要反對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鼓吹以“聖戰”“殺漢(族)滅回(族)”，“消滅異教徒”，極力煽動民族仇恨;(4)泛突厥共同體論，把生活在古代中國北方和西域的各個民族，包括操突厥語族語言和突厥語族語言諸民族都稱之為“突厥族”，把這一切民族活動過的地方都歸結為“突厥國家”;(5)東突厥斯坦革命論，“革命的目的，是永遠脫離中國的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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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突厥斯坦獨立論”思想指導下，從20世紀初至20世紀40年代，“東突”勢力在外國敵對勢力慫恿、支持下，多次製造動亂。1933年4月，以穆罕穆德·伊敏為首，在和田宣布成立“和闐伊斯蘭教王國”;1933年11月，沙比提大毛拉等在喀什建立了所謂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1934年2月，馬仲英部屬馬福元進駐喀什，消滅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同年7月，馬仲英部屬馬虎山進駐和田，消滅了“和闐伊斯蘭教王國”。1944年，新疆爆發了反對國民黨統治的、作為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一部分的“三區革命”(“三區”是指當時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個地區)，分裂分子艾力汗·吐烈(原蘇聯烏茲別克人)竊取了“三區革命”初期的領導權，在伊寧成立了所謂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自任“主席”。1946年6月，“三區革命”領導人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等撤銷了艾力汗·吐烈的職務，將“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改組為伊犁專區參議會，分裂勢力受到了致命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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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上半期新疆境內民族分裂主義猖獗活動，除有其深刻國際背景和思想基礎之外，還與當時新疆的社會環境及國民黨政策有一定關係。麥斯武德、艾沙等民族分裂主義骨幹被重用，出任國民黨中央及新疆省政府的要職，甚至委派麥斯武德擔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在客觀上使這些人的分裂活動得到了保護和鼓勵。麵對麥斯武德、艾沙、伊敏之流的分裂活動，新疆愛國進步人士、國民黨有識之士與之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馬良駿正是在這樣一個民族分裂主義勢力猖獗、民族分裂分子打著宗教旗號，製造宗教狂熱，煽動民族分裂情緒，製造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的對立和矛盾，詆毀和貶低其他民族，製造民族間的矛盾和隔閡，引起民族間的對立和仇視的特殊時期堅定的站了出來，利用自己新疆監察署監察使、新疆回族總教長的特殊地位，為解除各族人民之間的誤解，摒棄歧視，消除敵對，為新疆和平、為民族團結四處奔走，搖旗呐喊，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二、對話的平台
馬良駿，字善堂，經名穆罕默德·尤素甫，祖籍為陝西三原縣，1871年1月25日出生在甘肅清水縣(今張家川回族自治縣)上磨莊。他自幼受家庭及所處環境的熏陶，刻苦習讀伊斯蘭教經典，成年後更是好學苦究，博覽眾書。他曾在甘肅、陝西、青海等地求賢訪師，先後師從禹明月、老蘭、馬仁山(普洱馬)、馬明月等阿洪門下，特別在馬仁山阿洪親切教誨下學業有了長足的進步，成為“中阿兼通”、“學通四道”的伊斯蘭大學者。光緒二十三年(1897)受聘於甘肅平涼十二堡大寺任開學阿洪。20世紀初曾先後兩次進疆，1913年起，先後在哈密陝西大寺、王爺台大寺，昌吉、焉耆、烏魯木齊東坊寺、老坊寺，伊犁回族大寺等地擔任阿洪;1938年以來，先後在烏魯木齊寬巷寺、東坊寺、青海寺、固原寺、吐魯番清真寺和陝西大寺主持教務，講授經典，整頓教風，糾正粗俗異說;1947年被教民推舉為新疆回族總教長，並於同年8月1日被任命為新疆監察使。此時已近80高齡的他不顧年老體弱，積極奔走，四處宣傳張治中的“和平、統一、民主、團結”的主張，意氣風發的呼喊和平，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了積極貢獻。1950年4月11日，毛澤東親筆簽名任命馬良駿為西北軍政委員會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1957年農曆6月16日，他因病在烏魯木齊歸真。
馬良駿在新疆宣教40餘年，其教風正派，並不遺餘力地排除教派門宦之間的偏見及矛盾，為新疆的民族團結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在新疆近半個世紀的活動中，為伊斯蘭教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為社會、為人民做了許多有益的事情，在各族人民中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影響。馬良駿除講學宣教外，還勤於筆耕，其涉及麵頗廣，內容頗豐。由他摘編、翻譯、撰著的著作多達30多部，其內容幾乎囊括了所有伊斯蘭領域，包括伊斯蘭教的一元論、形而上學、伊斯蘭信條、阿拉伯語法、曆史、曆法、文學、地理等等，僅付梓印行過的就達20種之多，打破了大西北獨以麵授取勝、內地多以譯著領先的格局。其著述往往以阿拉伯語、波斯語、漢語、“小兒錦”四種文字同時對照敘述，是名副其實的伊斯蘭經學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