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玉釗
馬注，字文炳，號仲修，乳名鳳，經名鬱速馥，別號煙波釣叟，晚年又號指南老人
，明崇禎十三年(1640)生於雲南保山
。關於馬注的家世及生平，現代的研究成果主要依據《清真指南》中獲得一些線索。白壽彝先生著《中國伊斯蘭經師傳》對馬注的生平有比較全麵的總結，馬士年先生則有《馬注年譜》詳述其一生，我們看到的其他資料也多與這兩位先生近似，下麵結合前輩的研究成果及其他相關資料對馬注的家世及生平作一概述，其中少量內容是對前輩研究中錯訛的糾正，亦有一些新的發現，希望能夠使讀者更加清晰地了解馬注不平凡的一生。
一、馬注的家世
《鄭和家世資料》中收錄有關於馬注家世的《賽典赤家譜》和《馬氏家乘》兩份家譜，根據這兩份家譜，我們可以確定馬注為賽典赤後人無疑。馬注在文章中自稱為“至聖穆罕默德四十五代裔”，其家譜也是這樣記載。但雲南學者納為信先生考證賽典赤·贍思丁身世，認為其家譜世係有出入，該家譜記載賽典赤·贍思丁為穆罕默德三十一世後裔，然而“賽典赤·贍思丁係至聖先知穆罕默德經女婿阿裏與女兒法帶瑪—侯賽因—載因·阿比丁—栽德·額勒—侯賽因之後的6世孫燁哈呀支係後裔(《家乘》，以穆罕默德為鼻祖，伸哈呀作八世祖。據伊斯蘭教史無‘四世祖依補剌希墨’和‘五世祖以思馬愛勒’，故修訂為六世祖。以下相應減二世)”
。納先生的推斷言之成理，相應的穆罕默德傳至賽典赤·贍思丁當為第二十九世。馬注為賽典赤·贍思丁十五世孫，故馬注當係至聖穆罕默德四十三代裔。賽典赤·贍思丁家族為雲南顯族，功業顯赫，其後代人丁興旺，才俊輩出。學界對賽典赤·贍思丁研究已頗為深入，茲不贅述。賽典赤·贍思丁以官居昆明，後人多因為官、戍守、屯田等原因遷徙，分居雲南以至他省。賽典赤家族自宋入中土後，受漢文化習染，非常重視家族的撰修。據馬注的描述，其祖上曾八次撰修家譜
。由《賽典赤家譜》《馬氏家乘》我們可知，馬注近祖原居住大理，自其祖上六輩開始移居永昌板橋街(今保山市隆陽區板橋鎮):
“三十七世，由大理四排坊分支。
(三十七世)祖鹹寧侯卜羅添賽哈智，生四子二十孫。
三十八世馬文明行一。生九子，次子德齡。
三十九世馬德齡行二。分支永昌板橋街。
四十世馬榮
四十一世繼龍知仁壽縣，贈南京車駕司員外郎。
四十二世燁如南京兵部武選司郎中，升貴州布政使參議，改補兩淮會鹺。
四十三世之雲授國子恩監。
四十四世師孔中式崇禎壬午科舉人。
四十五世馬渥
馬注字仲修，號炳文，著有《清真指南》傳世。生二子:世麒、世雄
”
據此我們可以知道，馬注是名門顯族之後，經過元明兩朝，馬注支係家族自其三十六世祖馬文明(依上文所述，該世係相應減二世)開始使用漢姓，其三十五世祖仍有爵位，並是朝覲過的哈吉，其近祖四輩均有功名在身。馬注近祖八世祖中，有三輩撰修族譜，分別是三十六世馬文明、四十世馬燁如、四十一世馬之雲。傳至馬注時其家譜名為《鹹陽(王)家乘》
，該譜現已無考。這種重視宗族的家風深深影響到馬注。
馬注母親吳氏耕織稼穡，勤勞樸實。馬注的妻子經名法土墨。馬注育有二子，名世麒(世英)、世雄，除與其父共同由京返滇，後二人曾共同校閱其父《清真指南》，有與馬注問答事見錄於《清真指南》。後世則無聞
。
二、馬注的生平
(一)赴京之前
馬注的祖上在明後期遷移到保山(時稱永昌)。永昌府府地有永昌府儒學、見羅書院、正學書院、保山書院以及保山縣儒學、社學(四處)等教育機構。明朝時期該地舉人、進士多出於永昌府城及保山縣
。“明清雲南人才集中分布於滇池地區、洱海地區、滇南的建水石屏一帶，即雲南府、大理府、臨安府。這些地區形成人才密集之地，深受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影響。永昌、楚雄、澄江三府為人才分布的外圍區域，也與其經濟文化關係密切。尤為突出的是，明清時雲南著名文人學者多出自這些地區”
。據統計有明一代，永昌府共出26名進士，占明代全省進士的10%，進士人數名列全省府州第四位
。由此可見永昌學風之一斑。明代中央政府以科舉作為選拔人才的主要方式，學校教育就成為培養人才的基本途徑。因此，要取得科舉的成功，就必須尊孔讀經。另外據其家譜可知，馬注近祖四世均有功名在身，在當地而言，亦可稱家世顯赫，其家庭觀念也必然是傾向於主流社會。我們從馬注的父親馬師孔的名字也可以看出馬注家族對儒學的重視。在大環境和家庭的共同影響下，馬注少年、青年時期讀儒家經典、應試科舉便成為自然的事情。
馬注後來走上弘揚伊斯蘭教、全心著述的道路，是與其家庭出身直接相關的。馬注是回族世家，他的家鄉永昌板橋街，在明末清初時是回族人口數量較多的聚居區
。在回族聚居區，回族的傳統信仰能夠完好地保持。普通穆斯林家庭，信仰教育是從孩提時就開始了，我們現在沒有獲得馬注經學的家學淵源和經學教育背景資料，但我們從其三十五世祖卜羅添賽是哈吉這一點來看，馬注的家庭當較普通穆斯林家庭更為重視伊斯蘭教傳統教育，馬注幼時接受阿拉伯語、波斯語教育也是可以想見的。
馬注幼年時與其兄馬渥一同師從當地舉人張虛白先生。馬注因其聰穎智慧，深得老師喜愛。馬注在7歲的時候其父去世，他的祖父非常憐愛他，但不久祖父去世，家道亦隨之敗落。母親吳氏帶著他們弟兄兩個靠耕織過活，生活十分艱辛，但馬注以考取功名為己任，一直堅持攻讀詩書，在16歲的時候他中了秀才。順治十四年(1657)馬注經大學士扶綱推薦到南明永曆內閣任中書(書寫機要文書)，遂由家鄉至昆明。不久，改任錦衣侍禦，這其間其母去世
。
順治十五年(1658)，吳三桂率清軍攻入雲南。次年初，攻取昆明，永曆帝出逃緬甸。馬注並未跟隨出逃亦未降清，而是選擇以教書為業，從而結束了他短暫的為官生涯。從這件事來看，馬注是一個比較有心計的年輕人，他已經看透永曆小明朝的沒落，不願為其殉葬;清朝一統江山，時政難料，對他一個無名小吏而言，退而觀望時局是最好的選擇。這年，他20歲，寫下《隆中吟》
，此時他將功名利祿視為黃粱一夢，追求逍遙自在。馬注已經不再單單閱讀儒家經典了，更多著意於道教的書籍
。他這時還讀了《黃帝內經》《靈樞》《洞古經》《人倫風鑒》《皇極經世》《先天圖》等道家圖書
。他還著《樗樵錄》一書，書雖然沒有傳下來，但從書名大體可以了解其心跡。“樗”，《莊子·逍遙遊》:“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此處喻指木材質地低劣。“樵”，通“譙”，樵即“譙樓”
，簡單搭就的木樓。雲南古代多欄杆式建築，以避瘴氣。“樗樵”當為其居雅號，“樗樵錄”即錄於樗樵樓上之意。《樗樵錄》書名正好道出馬注此時的生活艱辛。即便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下，馬注還是能夠自娛，以調侃的命名方式，將心事付於筆端
。從《鬱速馥傳》對該書的評價來看，這本書的內容是相當積極樂觀、富於教化意義的。
昆明為當時雲南穆斯林聚居地之一，由鄭和家世資料我們可以知道，賽典赤後裔留駐昆明城的不在少數，特別是賽、馬、忽三姓
。昆明順城街，有鹹陽王六世孫、元封鹹寧侯賽哈吉之孫馬德聞、馬德春之後
，且賽典赤家族各支係族譜保存較好，易於稽考宗親關係。馬注在昆明旅居大約8年的時間，這期間因其宗親關係，馬注很容易與當地穆斯林接觸
。元贍思丁時在昆明新建、重建清真寺12座
，明朝又有大量回族入籍昆明，清初時期，昆明城自然地成為雲南伊斯蘭教之中心。馬注於耳濡目染之間，他的伊斯蘭教知識也逐步得到積累。
康熙四年(l665)馬注26歲遊學於昆明西北的武定。武定地區也有贍思丁後裔
，與馬注存在宗親關係。馬注到達武定後，仍以教書為業，在那裏他交遊滇中名士何星文。何星文，字觀五，浪穹(今洱源)白族人，以詩詞見長，並善樂理
。在何星文的指點下，他的文章和學問都有長進，教授弟子也越來越多。何星文為白族人，其家族信仰傳統與馬注不同，極有可能為佛教，這對馬注也是有影響的。也正是這個原因，馬注有更多的機會獲取佛教知識。馬注閱讀了很多的佛道書籍，但對其理論卻不以為然，他此時的興趣向經世之學發展。在武定期間他已著《經權》二集，亦已編成書，主要講修齊治平、經時濟用思想，並以此傳授弟子，期望能夠流傳後世，可惜其願不遂。我們從馬注著述這本書來看，他的思想又發生了一些轉變，這也是個人青年時期常會有的心理狀態，這種思想的轉變也使得他更加關注時局的變化。
康熙六年(1667)，康熙帝下令削藩，吳三桂深為震恐，密謀造反，馬注觀察到吳三桂在雲南的各種活動，感到雲南會有變亂，康熙七年(1668)他感言“國將危而不去，與草木何異”!此言實際上是馬注對《論語》之《季氏將伐顓臾》一篇中“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的理解。由此我們判斷，馬注此時年輕氣盛，對時事非常關心，並能夠作出比較準確的判斷，且有救民於水火之心，所以他在吳三桂與清中央政府決裂之前，決意進京獻言，希望自己的政治思想得到皇帝近臣的賞識，進而得到具體落實，防滇變於未然，使雲南民眾免受戰亂之災。這也可以看出，通過這幾年的觀察，他對清政府的統治政策是支持和認同的，他對當政者充滿了希望。
另外，從馬注的傳世作品來看，馬注宗族觀念極強，其《贍思丁公塋碑總序》《鹹陽王撫滇記》
則道出他出雲南的另外兩個原因，其一“注叨王裔，遠住隆城，世受國恩，代奔修祭”，他以身為聖裔、賽典赤之後為榮，心中一直感念祖先的功德，有為鹹陽王墓修祭的願望。賽典赤·贍思丁的“鹹陽王陵”，現存和可考的有三處，昆明兩處，一在城北馬家庵，一在城南“斡耳朵”(今五裏多)
。另外一處在陝西西安
，馬注對鹹陽王陵掌握的資料較當代豐富，因此他此行有去西安鹹陽王陵修祭的目的。從“代奔修祭”之說來看馬注也可能受了其祖父的遺囑或本姓族人委托。其二賽典赤後人遍及各地
，由其後與各地族人會譜之事可以知道馬注出發時也帶了其祖父馬之雲所修《鹹陽(王)家譜》，此行亦有尋覓宗親、核校並續寫家譜之意。從《贍思丁公塋碑總序》中我們可知，賽典赤直隸亦有後人，馬注此行亦可投靠。
(二)客居京師
武定到北京大約有4000公裏，馬注用了大約一年的時間，經貴州兩湖，過河南、直隸，康熙八年(1669)抵北京。按當時的路況分析，馬注翻山越嶺，騎馬乘舟，此行應是萬裏之遙。“讀萬卷書，行萬裏路，懷濟世誌”，應該是馬注而立之年的最佳寫照。
馬注一路遭逢因無史料相佐，不得而知，然而此時馬注正值青年好韶光，沿途風光、人情世故對其影響極其重大。這一行，使馬注開闊了眼界，更加認清了社會形勢。同時作為一個穆斯林，其間食住無非依靠各地穆斯林群眾。在與各地穆斯林的接觸中，讓他了解了各地伊斯蘭教發展的不平衡，也使得他能夠更深刻地感受到當時穆斯林社會中存在的疾弊隱憂。而這些見聞也成為其人生方向轉折的推動力。
馬注到京後，其居住地具體位置我們不得詳考，在《八箴》中有“康熙龍飛二十二年癸亥(1883年)盂春元旦書於金台一枝樓”，另《自序》中有“托跡金台，聊借一枝”。其中金台即北京，明人程登吉著《幼學瓊林》其中卷一《地輿》中有:“北京原屬幽燕，金台是其異號。”馬注是明末清初之人，蒙學教育，習以為常，或當時人多以此代稱
。一枝樓，馬注為自己暫居住所起的雅號。“一枝”，唐溫庭筠有詩《原隰荑綠柳》其中末句:“新鶯將出穀，應借一枝棲。”唐李義府亦有詩《詠烏》其中末句為:“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馬注這一命名的含義應是與這兩首詩的意境相同，包含了期許自己被重用的意味，同時也表明自己的旅居身份。馬注作為一個旅居北京之人，並無財力置不動產，隻能借住。為其生活方便，同時又可能由於宗親關係
，住地必然是回族聚居地帶。清時北京城回族分布比較集中，查考北京回族居住情況，主要集中於牛街、崇文、朝外、朝內、德外和三裏河等地
。
馬注到京後，有可能在其宗親的引薦下，投於宗人府安親王嶽樂
門下
。宗人府大概位於天安門外東側，差不多現在的國家博物館一帶
，安親王府的位置在現在北京市東城區東交民巷15號院。雖無法確知馬注的居住地，但估計應該是與這兩個地方相近。
安親王嶽樂其人重視人才，不以民族成分而論，多方延攬人才。馬注與其會見時論及兵法、時運，其討論基於兵家尉繚子“天官時日，不若人事”的觀點。馬注出示了自己的《煙波釣叟賦》，基本認同尉繚子觀點，但同時強調了“興亡之柄由主而不由人”的觀點，表達了以德獲喜於主而得天下的伊斯蘭宗教觀念。得到嶽樂賞識，因而得到重視，並善待有加。清初邊疆戰事未熄，安親王嶽樂為武將，招賢實有所圖，但馬注做詩明誌，明確表明不願從事軍旅生涯。安親王嶽樂惜才，安排其在宗學教授漢文，任職教習，其間主要講授宋明理學。因其教育經驗豐富，學識見地頗具吸引力，門徒日盛。客觀地講，作為前朝偏地秀才，能有此等境遇，已經是得到很高的提舉了。
清朝宗人府沿襲明製，設於順治九年(1652)。長官稱宗令，由親王或郡王選充。宗人府除行政機構外，下有宗學、八旗覺羅學等教育部門，宗學教授漢文，八旗覺羅學教授滿文
。宗學的普通教師為教習，月俸二兩銀左右，在清初，物價比較穩定，二兩銀已經足夠養家糊口。馬注的生活從而安定下來，其是否在北京結婚我們不得而知，但此時他已經有了家室，妻經名法土默。
馬注比較容易接觸到穆斯林學者，他與這些人都保持了良好的關係。我們在《海內贈言》中可以看到兩位金台經師，楊榮業和馬化蛟。楊榮業，字盛之，京都人氏
。馬化蛟，字雲卿，俗稱七師
，昌平州(今北京市昌平區，民國期間州改縣，今改區)人。因地緣關係他們二人應都在北京城清真寺開過學，馬注與其有過很頻繁的接觸和交流。在這些經師的影響下，他對伊斯蘭教經典、教義的興趣愈發濃厚起來。
康熙十二年(1673)，吳三桂、耿精忠起兵反清，安親王嶽樂被康熙皇帝重用，封為定遠平寇大將軍，率師討伐吳三桂。其屬下幕僚多從軍而爭，安親王嶽樂有意安排馬注以副參謀之職隨軍征戰，但馬注婉辭相拒
。清軍進剿吳三桂，馬注是積極擁護的，但其憐惜的是自己家鄉人民，然而自己無力回天，隻能聽任形勢發展，但其認為將自己的才智用於屠戮家鄉人民而得榮，非其所能為。另外此時的馬注，看到北京人才濟濟，“自揣才疏運蹇，能者爭先”，自己於“文武之途無望也”
，如果說馬注前往京城之前，有希望朝廷不拘一格委以重用的念頭，那麼從此事來看，經曆幾年的曆覽、磨礪，馬注已無意於此。
隨著馬注對伊斯蘭教經典、教義學習的深入，他逐步“知天命之從來”
，意識到自己應該為伊斯蘭教的弘揚而奮鬥，愈發刻苦地鑽研伊斯蘭教知識，此期間他的阿文水平有了很大進步，達到了能夠將阿文翻譯為漢文的水平。他的學術品格比較獨立，我們在其著作中沒有看到其伊斯蘭經學師承，但我們從其《清真指南》涉及內容的廣博來看，應該是集百家之長，綜合了當時北京著名京師教誨，同時更注重個人參悟。馬注廣泛搜集伊斯蘭教經典、文獻，“予抵燕都，經書叢聚之藪，得明武宗皇帝秘藏《天經問難》一集”
。此可見馬注之用心。馬注對於“武宗皇帝崇事聖典，邁於前轍，而經傳未譯，儒習罔聞”
這一現象不以為然，認為應該改變這種狀態。當時王岱輿著作已經在各地廣泛流傳，馬注認為王岱輿的作品“可謂清夜鳴鍾，喚醒醉夢;苦藥針砭，救濟沉屙”。在馬注的著作正文中，除王岱輿之外未見其他漢文譯著者名號，可見其對王岱輿之服膺。王岱輿的著作也激發了馬注進行漢文譯著的熱情，他開始屬意於據阿文經典譯著一本可“以教天下萬世”
的漢文書籍。
康熙十八年(1679)，發生了一件令當時伊斯蘭教人士震動的事，“皇上狩於蠡城，登清真閣，見架置天經，徘徊不忍去，詔寺人能講者來，蠡人無有應詔者”
。這件事情馬注有記，當時應該也有所耳聞，這件事對他刺激很大，但此時他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水平還未精到足以翻譯“天經”，故其暗自發奮，更加刻苦鑽研伊斯蘭教典籍。馬注一邊從事教學，一邊加強阿拉伯文學習，同時還撰寫書稿，辛勞之至。
馬注將其書稿定名為《清真指南》，這可能是受到劉三傑的影響，劉三傑有《禦覽清真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