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屬於蘇非主義的非遵法派。最初這一派別僅在武定一帶活動，但不久即擴大到富民、廣通、楚雄、大理、保山、姚安一帶，繼而又由滇西蔓延至東南的嵩明、尋甸、曲靖等地，甚至省城昆明。造成“回漢男婦，被其妖術，從者不可勝紀。親識不敢舉，旁人不便舉，掌教頭人混俗和光，養癰護毒”
的局麵。大有席卷全滇之勢。剛開始正統派穆斯林對此憂心忡忡，但又對此無可奈何。這種情況積蓄日久，必然為世風所不容，以致群情激憤，穆斯林群眾便動員本教知名人士與之作鬥爭。
馬注對於這一教派早有觀察，可能早在幾年前途經武陽時便發現有種種不良跡象，故在清真寺留下《除異諄曉》
這樣的告貼，以此警示教眾。值此革爛得興風作浪之際，與之鬥爭，馬注作為聖後，自然是公選人物的領軍人物，馬注對此事義憤填膺，自覺義不容辭。在這場鬥爭中他老當益壯，奔波周旋於官衙府吏之間，充當了急先鋒，最終取得勝利，懲處了首要分子，並通過官府將此事告知全省。
痛定思痛，事件解決之後，馬注進行了認真的反思，異端之所以在雲南泛濫，幾近成災，究其根本原因在於廣大穆斯林群眾愚昧無知，他同意他人對鄉裏的評價，即“賢少愚多。既不通儒，又不遵統，異端左道，混雜於其間，滅人倫之大典，壞朝廷之國法，將清真正道漸入邪途”
。顯然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還是要依靠教育，於是他將這件事情的全過程記錄下來，成《左道通曉》，以此警示後人。馬注後人遵其囑收錄了這篇文章
，後同編入《清真指南》。《左道通曉》明示此文頒行於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十五日，馬注此年71歲。
此後馬注的事跡無從查考，故學界一般認為馬注卒於1711年，享年72歲。
關於馬注歸滇後的身份需要說明的一點，我們沒有足夠資料可以認定馬注是一位現代意義上的阿洪，但我們可以從馬注生平事跡分析判斷他的身份。《清真指南》的翻譯內容取自《古蘭經》等傳統經堂教育教材，馬注自己做《進經疏》，其意已經很明確，認為自己的《清真指南》意同於伊斯蘭諸經典，堪同於經。我們沒有看到他正式掛幛穿衣的記載，但他自己以聖後及宗王府教習的身份完全可以贏得清真寺講授的資格，而他的這種身份使他更容易被各地穆斯林認同。而在保安吉所做《再次重刻〈清真指南〉》中說“仲修老先生曾曆掌黔、蜀等省大學”，也可以說明這一點。他在清真寺內講學當是以自己的《清真指南》為藍本，漢語和阿拉伯語、波斯語結合授課，以漢語教授為主。白壽彝先生將其歸入經師之列，可能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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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梁向明在其《“回之與儒，教異而理同”———兼談回族學者馬注的伊斯蘭教倫理道德觀》中提到馬注號“清真老人”，但無據，疑誤。
②馬注的生年，學界所依據的一處明證是《自敘》中“屈指餘年，四旬有四”一句。《清真指南》中對馬注的籍貫有多種表述，下文詳述。
③納為信:《賽典赤·贍思丁波斯身世考略》，載《回族研究》2004年第2期。
④馬注在其後至西安時撰《贍思丁公塋碑總序》中提到:“今籍予祖西來牒譜，所非爾公、贍思丁公、忽辛公、伯顏公、文明公、燁如公、之雲公，八世所修鹹陽家乘一譜”。
⑤世雄字方侯，見《清真指南》第九卷卷首。《清真指南》中僅提世英、世雄，未見世麒。疑世麒即世英。因世英字為晉伯，而世雄字為方侯，馬注非常喜歡用典，度其取意，似應為兄弟二人。
⑥紀念偉大航海家鄭和下西洋580周年籌備委員會、中國航海史研究會編:《鄭和家世資料》，第96頁，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
⑦紀念偉大航海家鄭和下西洋580周年籌備委員會、中國航海史研究會編:《鄭和家世資料》，第46頁，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馬注原文為《鹹陽家乘》，王字為輯校者加，現照錄。
⑧筆者曾至保山市尋訪馬注後人，但據當地阿洪及群眾講，板橋鎮的回族在清道光至同治年間的保山事件以及杜文秀起義中遭受滅絕性打擊，原住回族逃生者亦多流離，馬注的後人已無處尋覓，其墓地早年間有聞，但現在已經確定不存。
⑨詳見［明］劉文征撰《滇誌》卷之九《學敩誌·第六之二·永昌府》。
⑩侯峰、羅朝新:《明清雲南人才的地理分布》，載《學術探索》2002年第1期。
(11)侯峰、羅朝新:《明清雲南人才的地理分布》，載《學術探索》2002年第1期。
(12)雖然沒有板橋人口這方麵的具體數據，但我們從《雲南回民起義史料》中可以知道迤西地區，回族眾多，而永昌地區更是回族聚居地，從史料內容綜合反映的情況來看，道光年間板橋應該有回族近千人，上溯百年也應該有數百人。我們無法得知當時是否已經修建了清真寺，但從《雲南回民起義史料》中《永昌漢回互鬥案節略》中可以確知板橋街道光年間已經有清真寺存在。從回族的生活習俗、居住特點分析，明末清初應該已經建起了清真寺。荊德新:《雲南回民起義史料》，雲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
(13)此時馬注已經是成年人，筆者疑在其母去世前，出於孝道，馬注在其母操持之下可能完婚。對於馬注的婚姻，因缺乏史料，純係猜測，下文一處亦然。
(14)可見於《鬱速馥傳》。
(15)筆者認為《自敘》中雖有“十五而業文章，學為經濟。二十而涉宦途，遊情詩賦。二十五而訪道德，鋒棒禪玄。三十而著《經權》，期留青史，亦已編成書，自謂修齊治平，得其至理。及三十五而訪聞經教，知天命之從來”的說法，但其中關於年、事隻是作者的一種寫作手法，為謀文章工整，實際上有自謙的意味，並非實際情況。
(16)見《援詔》，其中有“亦少涉獵經史，詳閱諸家《靈樞》《素問》《洞古》《楞嚴》《星緯》《河洛》《異域》《風鑒》《皇極》《先天》之書”。《靈樞》，與《素問》合稱《黃帝內經》;《洞古》是道教《太上十三經》之一;五代北宋初著名道教學者陳摶著《人倫風鑒》;北宋邵雍著《皇極經世》，其思想淵源於陳摶道家思想;《先天圖》即《無極圖》，一般認為是陳摶作;《星緯》《河洛》《異域》應是泛指關於天文、地理方麵的書籍，一般道家精於此道。《愣嚴經》係佛教經典。
(17)樵通譙，《辭海》有這種釋義。辭海引《漢書·趙充國傳》“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這裏的“樵”即指譙樓。
(18)對此書名的解釋，馬士年先生在其《馬注年譜》認為是自喻“樗櫟之類的無用之材”，納國昌先生也持此觀點。筆者不敢苟同，馬注做《隆中吟》似有自比諸葛之意，且《鬱速馥傳》中說其《樗樵錄》“其意遠，其詞悠，其情曠，其誌堅。勁而不屈，磨而不磷，和而不戾，哀而不怨。俯仰上下，抑揚古今。讀其書，而使貪者廉，奸者化，薄者厚，愚者醒，非晚世語也。”其中亦沒有消極意味。另馬注在京期間住所，雅號“一枝樓”似與雲南所居有相映之雅趣。
(19)［清］孫人龍:《元鹹陽王忠惠賽公輔滇績序》中有馬、忽兩姓爭為鹹陽王墓奉祀生員事，後經裁定為賽姓。可說明當時昆明至少有此三姓回族。
(20)紀念偉大航海家鄭和下西洋580周年籌備委員會、中國航海史研究會編:《鄭和家世資料》，第69頁，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
(21)也正是因為宗親關係，筆者疑其在昆明期間可能完婚。
(22)昆明市宗教事務局、昆明市伊斯蘭教協會編:《昆明伊斯蘭教史》，雲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
(23)武定贍思丁後裔屬於鄭和支係，《鄭氏世係家譜》中有“三世祖考諱廷選，妣馬氏。生子二人，長子移居柯渡。次子移居武定。”見紀念偉大航海家鄭和下西洋580周年籌備委員會、中國航海史研究會編:《鄭和家世資料》，第4頁，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
(24)《滇南詩略》《滇詩拾遺補》錄有何星文詩，另他著有《何氏琴譜》一卷。
(25)這兩篇文章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青海少數民族古籍叢書·清真指南》、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鄭和家世資料》均收錄其中。
(26)可見於王雲、尤中審定，［明］劉文征撰、古永繼點校，《滇誌》卷之三《地理誌·第一之三·塚墓·雲南府》，第152頁，雲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滇誌》卷之十六《祠祀誌·祀典·雲南府》，第544頁。
(27)有關鹹陽王陵的問題，納國昌先生有《鹹陽陵七百年》專文論述文，載《回族研究》2004年第2期。
(28)對此馬注在其《贍思丁公塋碑總序》有詳細記述。這些地方包括昆明、陸涼(今雲南陸良)、呈貢、嵩明、直隸、鬆江、南直隸(今南京)、濟南、利州(今廣元)、大理、蒙化、永昌、騰越等。
(29)常見有對《清真指南》中涉及的“金台”解釋為是河北的“金台”，認為在易縣東南，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馬注在河北易縣居住的跡象和與之相佐的證據。如馬注所住金台與楊榮業、馬化蛟所在金台為兩地，馬注應該有所說明。另外繼馬注之後的著名經師趙燦到北京後，其住地為“金台之普壽寺”，普壽寺在西城區錦什坊街63號，現在為西城區伊斯蘭教協會駐地。這也可以說明當時人們習慣上稱呼北京為金台。
(30)由於缺乏當時北京馬姓回族的資料，此處隻能存疑。
(31)對於北京回族聚居區的情況可以參閱胡振華主編《中國回族》，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以及周傳斌、馬雪峰:《都市回族社會結構的範式問題探討———以北京回族社區的結構變遷為例》，載《回族研究》2004年第3期。
(32)安親王嶽樂，努爾哈赤第七子阿巴泰之子，排行第四。是順治，康熙兩朝功勳卓著的親王，為清朝入關後的穩定與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其事參見趙爾巽主修《清史稿·列傳四·太祖諸子二》。
(33)見《鬱速馥傳》。
(34)翁立:《北京的胡同》，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1996年，扉頁插圖。
(35)參見趙爾巽主修《清史稿·誌八十一·選舉一》。
(36)胡登洲六傳弟子，見楊永昌、馬繼祖標注，清趙燦著:《經學係傳譜》，第81頁，第54頁、第64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37)胡登洲六傳弟子，見楊永昌、馬繼祖標注，清趙燦著:《經學係傳譜》，第81頁，第54頁、第64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38)見《鬱速馥傳》。
(39)《進經疏》。
(40)《自敘》。
(41)《五課》。
(42)《自敘》。
(43)《自敘》。
(44)《援詔》。
(45)書民間有傳印，可惜未能親見，隻能待日後查考。
(46)《請褒表》。
(47)見《鬱速馥傳》。
(48)《八箴》中有“因檢昔日纂錄，刪述全書，勉付厥梓，遞相傳閱”，此可以為證。
(49)《自敘》。
(50)《進經疏》中有:“一叩閬於密雲，再叩閬於德州，繼迎駕於江北，疏屢上而機不遇。”
(51)見《鬱速馥傳》。
(52)見《鬱速馥傳》。
(53)《清史稿·本紀七·聖祖本紀二》，其中記載康熙帝南巡有:“(九月)辛卯，上啟鑾。冬十月壬寅，上次泰安，登泰山，祀東嶽。辛亥，次桃源……臨視天妃閘……壬子，上渡淮。甲寅，次高郵湖……丙辰，上幸焦山、金山，渡揚子江……丁巳，弛海禁。戊午，上駐蘇州。庚申，幸惠山……十一月壬戌朔，上駐江寧。乙醜，回鑾。泊舟燕子磯，辛未，臨閱高家堰。次宿遷。過白洋河……戊寅，上次曲阜。己卯，上詣先師廟……庚寅，上還京。”
(54)楊永昌、馬繼祖標注，［清］趙燦:《經學係傳譜》，第56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另王興文與李延齡師徒關係也載於該處。
(55)《海內贈言》。
(56)馬士年先生認為馬注是“到了徐州附近又循路折向西，在碭山會見了一位回族掌教馬廷瑞”，“去碭山以後，馬注大概又很快順原路到運河旁，經水道南下揚州的”，我認為從時間上是不可能的，康熙帝此次南巡行程不定，馬注為求見必然會急急趕路，況且其攜帶家眷，多有不便。因此我認為馬注在南下途中是比較匆忙的，無暇他顧。在此行中他遇到的這些人物，隻是他順路拜訪而已，並沒有刻意拜會的意思。
(57)劉智(約1660～約1730)。
(58)胡登洲五傳弟子，字懋昭。詳見楊永昌、馬繼祖標注，［清］趙燦:《經學係傳譜》，第99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59)胡登洲五傳弟子，經學係傳譜作馬之驥，字君實。詳見楊永昌、馬繼祖標注，［清］趙燦:《經學係傳譜》，第53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60)關於《清真指南》的校訂，可見於各卷卷首。
(61)也正是因為這一緣故，今世我們看到的鄭和家譜遭受的破壞相比雲南的馬氏家譜也更為嚴重。
(62)李興華、馮今源編:《中國伊斯蘭教史參考資料選編》(上冊)，第674頁。原載《回教論壇半月刊》第三卷第1～2期、第12期。
(63)馬以愚先生在其著的《中國回教史鑒》述其先世時說:“餘家由陝而豫，故先端肅公為豫人也。”
(64)楊永昌、馬繼祖標注，［清］趙燦:《經學係傳譜》，第98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65)楊永昌、馬繼祖標注，［清］趙燦:《經學係傳譜》，第98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66)楊永昌、馬繼祖標注，［清］趙燦:《經學係傳譜》，第98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67)《元史·憲宗本紀》。
(68)《元史·賽典赤傳》。
(69)民國29年刊印《重修廣元縣誌稿》卷四。
(70)馬注在《格論》一篇中寫道:“雷州天鼓，豐都地刑，揚州鬼市，世代相傳，其來舊矣。予身親曆其地，皆謬言也。”可見他到過該地。
(71)兩份家譜均可見於紀念偉大航海家鄭和下西洋580周年籌備委員會、中國航海史研究會編:《鄭和家世資料》。
(72)紀念偉大航海家鄭和下西洋580周年籌備委員會、中國航海史研究會編:《鄭和家世資料》，第69頁，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
(73)成都寶真堂重刻版《聖讚》中注有:“按至聖穆罕默德生梁中大同五年癸醜，崩文帝開皇十五年乙卯，已曆十八年乙卯，至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共辭世一千九十六年。”此注解時間推算是錯誤的，但它反映了馬注在做此注時的時間是康熙二十九年。
(74)李興華，馮今源編:《中國伊斯蘭教史參考資料選編》(上冊)，第420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75)《鹹陽王撫滇績》。
(76)《鹹陽王撫滇績》。
(77)《再次重刻〈清真指南〉序》中有“於是劉君占翔托馬君晴峰轉向白君理堂借得原本全部，以備校對”。
(78)《格論》中有:“壬午之春，二月既望，是夜也，予輯書既倦，枕肱而寢”。
(79)目前我們看到的《鹹陽王撫滇績》文章中因皇帝年號與紀年不符出現錯誤，但我個人認為可能是傳抄過程中出現的。文末並紀年當無誤。
(80)《川康邊政資料摘要》會理縣。引自穆德全:《回族在西南地方史上的分布》，載《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4期。
(81)《原道跋》。
(82)《原道跋》。
(83)《天宮賦》有“題罷覺倦，隱幾而臥。杖者敲門，驚而醒。啟戶視之，不知東方將白”。東方將白是穆斯林晨禮的時間，此時寺內人員喚此時住寺的馬注上殿禮拜。
(84)學界對此問題有不同看法。納國昌先生認為是“阿薩辛”，似不妥，見《穆斯林精神文明建設的曆史傳統———〈清真指南·約束教條〉剖析》，載《中國穆斯林》，1997年第2期。
(85)關於“革爛得”的詳細解釋，可見王建平:《論十八世紀初的雲南格蘭岱教案》。
(86)見《左道通曉》。
(87)《左道通曉》中有蘇全忠書信中提到:“要者，駕過武陽，留《除異諄曉》，實貼寺壁，晚隨抄錄，納之籠中，不啻金科玉律。”
(88)見《左道通曉》。
(89)《誡律十條》之第十條重喪禮中說:“誠孝思載《指南》，勿容贅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