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振玉
伊斯蘭教在東印度群島的擴張與同一時期“華人”族群的形成這兩件事情之間有沒有什麼關係?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一般都認為這是兩種對立的現象。本文不擬列舉那些已有的持此意見的觀點
。我們隻是認為:這是兩個平行發展的問題。盡管他們彼此競相發展，但又都與城市的發展，與“中產階級”商人的出現有直接的聯係，它們同時又都體現了某種進取精神。鑒於有一些觀點認為“不能想象(華人會)族外嫁娶”，認為他們是不能被同化的，而忽視起碼的事實，我們在此就是想要有針對性地讓讀者來看一下那些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現象。
一、華裔穆斯林與14世紀至15世紀他們所在都市的變遷
毫無疑問，華人在伊斯蘭化過程中的角色問題，是隨著15世紀巨大的城市變遷而被提出來的。中國人馬歡(穆斯林)在這方麵為我們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此人在著名的鄭和第四次下西洋(1413～1415)時曾伴隨西來，途經東爪哇時，遇見的除當地人外，還有回回和唐人，並得知唐人中亦有許多穆斯林。同一時期的另一份文獻《西洋番國誌》甚至講這些唐人都是穆斯林
。我們根據中國史料還知道，早在9世紀，廣東就有一個很大的穆斯林聚居區和一座清真寺。13世紀至14世紀，穆斯林商人在中國沿海城鎮(廣東和泉州)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不用說，這些聚居區的人們跟占婆(Champa)海岸和東爪哇港口都有聯係。
據說，已故爪哇史學者SlametMuljana基於有關史事認為華人參與過爪哇的伊斯蘭化進程
。結果，他的那本書(1968年出版)於1971年被公共檢察官下令禁止發行了。
無論如何，根據考古和文獻資料，人們有理由相信SlametMuljana教授所說的並不完全是錯誤的。現在人們都在研究在Pasisir或爪哇北海岸首次發現的那批伊斯蘭化墓碑是否受到過中國藝術的影響
。專門研究babad(編年史)的專家，如已故的MessrsdeGraaf和Pigeaud，在他們有關早期爪哇王朝的研究中已明確表示，華人的存在到處都是可以感覺得到的
。15世紀的馬歡為我們描述的那個華人小鎮Grěsik(東爪哇)，就住著一位中國血統的NyaiPinatih。他生於Palembang(Sumatra)，並皈依了伊斯蘭教。此人在Giri(東爪哇)的首位君主RadenPaku年幼時曾收養過他
。該地區的南麵，其近鄰為Surabaya，Mojopahit(Majapait)王朝也任用了一位來自占婆的穆斯林華裔青年，委其以Terung的“市場主管”(Pěcattanda)之職，並對之保護有加
。他後來成了RadenRahmat。在Děmak(中爪哇)，第一個爪哇蘇丹國的創始人亦是一位華人。不僅SlametMuljana提到的那個多少讓人置疑的漢文史書講過這件事，HikayatHasanudin也有同樣的說法。還有在Jěpara(中爪哇)，一位失事的華人船長娶了RatuKalinyamat，創建了Pasisir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以上所述，ToméPines也都提到過，他還告訴我們，“那些爪哇人與華人確有親緣關係”，伊斯蘭教則在海岸各國人口中進行過廣泛的傳播，他們包括華人、阿拉伯人、古吉拉特人、孟加拉人及其他人
。
二、華裔穆斯林商人協助維持蘇丹國的社會秩序
不管來源如何，不可否認的是，荷蘭和英國史料早在17世紀初就為我們提供了不少關於被人雇用的華裔血統穆斯林顯貴們的情況。這些人有的在爪哇的Pasisir城，有的則在島外一些大的港口。這些情況還未見有係統研究，在此，我們僅隨便舉出一些看到過的例子。即便如此，也足以使我們注意到，確有那麼一個社會群體，他們為參與當地管理而改變了信仰。這些人擁有馬來人或爪哇人頭銜，並在所在國永久地居住了下來。多數改姓者都娶了當地女人，其所生子女並同樣為之。
毫無疑問，Bantěn(西爪哇)是最好的例子。這裏的商人社會可以被看作是蘇丹國的代表。始自16世紀末，那些關於首次見到的荷蘭艦隊的描述
，認為應區分兩種華人，一種是固守祖先宗教的“天生華人”(naturalChinese)，還有一種是“已在此居住很長時間並信仰了伊斯蘭教的”華人。EdmundScott(1603～1605)也認為這一區分是必要的。關於這兩種不同的華人，他的話很引人注意:“華人在商業方麵是十分狡詐的，他們使盡了一切欺騙伎倆。但並不為此而感到羞恥，也不憚操勞，除非他們成為爪哇人(他們許多人在殺人或做壞事時就是這樣的)。”
1614年，JohnJourdain經過Bantěn後也告訴我們，攝政官(thePangeranProtector)身邊信仰伊斯蘭教的華人，當他的顧問或助手。“他有兩名或三名華裔奴隸。他們雖身著華人衣服，其實已是穆斯林。我敢說這些人就是他的顧問，在他的吩咐下什麼事都做”
。這方麵的情況，1617年3月，CornelisBuysero在報告中亦曾講到:“根據這位爪哇人自己所講，他所用的顧問，不是別的什麼人，隻是一些貪婪的、虛偽的賊:光頭華人(shavenChinese)。”
此後不久，Dagh－register(雅加達(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登記簿)也一再提到Bantěn宮廷中地位顯赫的華人，並指出他們是穆斯林。如，1656年11月記載了“某位華人甲必丹(ChineseCaptain)和某位AbdulWakki，即Bantěn的Shahbandar，兩人都剃了頭，都是穆斯林。前者擁有Kyai頭銜
，異常富有，也很有聲望;後者則是我們的敵人之一”。1682年，即Bantěn滅亡的那一年，據說某位Sincko，綽號AbdulMopit，逃出了Bantěn，來到雅加達，並帶來了有關SultānAgěng和他在Tirtayasa城堡的消息(7月1日)
。
華裔出身的商人———政府官員穆斯林這種類型的人，在整個17世紀，在爪哇的Pasisir隨處可見。1623年，一位來自Bantěn的華裔穆斯林和給那位Pangeran當顧問的LimLacco(卒於1645年)決定效力荷蘭人，在雅加達住了下來，並在此於1636年被任命為華人甲必丹
。兩年後，那位有名的SoBingKong(約1580～1644)的女婿IncheMuda在Kěndal(位於Pěkalongan與Sěmarang之間)定居了下來，從事與Jambi人(蘇門答臘島南部)的胡椒貿易
。這裏無法列出全部華人shahbandar或港主。現在，讓我們再次援引1692年至1697年任Cirěbon港主及其“族人”首領的KyaiAriaMartanata的話:“dengeschorenChineesKiayAriaMartana，sijndeSabandaarenhooftvandievansijnenatietotSorrebpm……”
印尼—馬來群島的各港口亦有華人穆斯林的存在。WilliamDampier就講了一位1689年皈依伊斯蘭教的亞齊華人:
當我在Tonquin的時候，一位住在這裏的華人放棄了他的異教，改信了伊斯蘭教。割禮後，人們用象馱著他非常排場地穿過鬧市，一人在他前麵呐喊。他變成了一位信徒。這個人叫做中國營(ChinaCamp)的甲必丹;因為，就我所知，他是被他的同胞派在那裏做他們的首席代理或代理的，其職責是與當地人進行談判。我不知是否他有過錯，還是有人故意跟他過不去，因為他的同胞跟他打官司。如果不是他以這種方式解脫了自己，他就完了，是他的宗教保護了他。他們就沒辦法對付他了
。
Makasar(蘇拉威西島)有一部用羅馬化的馬來文寫的地方編年史，其中提到了一個其曆史可追溯到17世紀的華裔穆斯林家庭。關於這位穆斯林的來源，講道:
他們是兩兄弟，來自回回(來自中國的穆斯林)土地。年長的稱Panlaoetia，年幼的稱Laitji。兩人都因失望而離開自己的國家。他們乘船移民到了爪哇的Cirebon。在那裏，Laitji娶了Batang(在Pekalongan之東)天猛公(tumenggung)
的女兒，之後他們分享財富。Panlaoetia則在征得弟弟的同意後，繼續向東旅行，直到Makasar，來到Sanrabone土地。他住在那，並想盡辦法生活了下來
。
除了孤證外，也有可以相互印證的例子，尤其是可以舉出18世紀初以來的例子，因為那時候的資料已經多少要豐富了一些。當時，每座主要城市中幾乎都有改宗的Pěranakan(當地生華人)群體。這裏，我們不擬再提那位眾所周知的汪大海(WangDahai，音譯)。他在自己的報告中曾講，他曾用漢語跟那些背離了“古聖先哲”教義並被荷蘭人另派甲必丹予以重組的人說Selam
。而是看幾個其他例子。
首先是那些於18世紀初在邦加島(Bangka)錫礦開采過程中作過積極貢獻的華人。的確，在荷蘭當局大規模引入客家苦力之前，開采這些礦藏的就是那些皈依伊斯蘭教的華裔家族。ThomasHorsfield(1848)的報告講得很清楚:“Minto(Muntok)居民還記得那些第一批殖民家族的家長的名字。他們的首領是RadenLumbu(即SultāBadral－Dīn)的嶽父。這些人出身華人，但是，祖先在幾輩前就已皈依了伊斯蘭教……現在這一輩人的麵相明顯能看出他們是華人出身……”Horsfield還講道，Palembang蘇丹們娶一位Muntok殷實家族之女的做法已成為一種慣例:“娶一位Minto大戶之女的習慣，對Palembang當權者而言，是作為一種宗教義務來對待的。首府的臣民如果與任何首批移民後裔締結婚姻則被認為是一種叛逆”
。此後不久，即在1854年，Stormvan’sGravesande也證實了華人的改宗傾向，不過他是關於Palembang的“像在其他地方一樣，他們以自己的穿著、道德、宗教而與眾不同。但是，在東印度群島比其他地方尤為不同的是他們喜歡當地服飾。結果，有大批人隨著時間的推移成了穆斯林。在過去，亦像現在一樣，許多Palembang人娶了華人。這些華裔女人大多是穆斯林宗教信仰”
。
華人協助Palembang蘇丹國維護社會秩序的做法，在爪哇島亦是常見的。我們有當時他們融入當地社會的真實證據。在許多現存的例子中，Surabaya的Han姓家族可為代表。該家族在爪哇的第一代祖先是HanSiongKong(1673年生於中國)，他於1744年死於Pojoněgoro(Lasem東南)。這裏迄今仍有他的後裔。值得注意的是，該家族所有分支都信仰了伊斯蘭教，都同化於周圍的爪哇社會，他們甚至忘記了自己的來源。Surabaya的Han姓家族保存著一個可追溯到18世紀的家譜，反映了他們某些家族成員的情況。這些人為了進入官員和爪哇貴族社會而改信了伊斯蘭教。在第二代人中，HanSiongKong的兩個兒子改信了伊斯蘭教，其中一個人當了Bangil(在東爪哇)的Adipati，另一位當了Těgal(在西爪哇)的攝政。第三代，Surabaya華人甲必丹兄弟之子，HanBweeKong(1727～1778)以及第四代，Surabaya華人中尉(Lieutenant)HanSoeSik四個兒子中的兩個，都先後皈依了伊斯蘭教。Surabaya甲必丹的兩兄弟及其後裔曾在爪哇社會中享有很高地位
，人們還都記得他們，其餘信教的Han姓人則都被遺忘了。
這樣的事情發生的實在是太多了，在歐洲人的資料中亦能發現這些進入貴族行列的華人。KyaiDipatiSuroAdiněgoro就是其中的一例。此人在《Mackenzie收藏》報告中被認作是Bangil的Dipati和Surabaya華人甲必丹HanBweeKong的侄子。Daendels(1808～1811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注意到，這個人在轄區治理方麵表現極佳，於是把他召到Sěmarang，給他頒發勳章
。在那些Bupati或攝政者的silsilah(家譜)中，人們會較容易地辨認出他們那些華人出身的顯赫的祖先。Rothenbūhler告訴我們，在Pěkalongan鎮，RegentRadenAdipatiJayadiningrat的祖父於1798年去世時已是“一位信仰伊斯蘭教的Peranakan(當地出生的)華人”。“這個人是在取得Pakubuwono皇帝一世的寵愛後從他那裏得到攝政官之職的”
。與這種高層社會同化並行的，是向底層社會的整合。19世紀初，在荷蘭人著手於東印度政治、經濟事務之前，許多城鎮附近都有華人村莊，即Pěranakan村莊或當地出生華人區，如Sěmarang。這些村莊自成社區，其首領“獨自擁有甲必丹稱號”。我們在Knops的1814年報告書手稿中看到:“鑒於Parnakkang已是或生來已是伊斯蘭教信徒，他們的生活方式絕對是這個國家的，而不是華人的。他們的工作一般而言是打魚，或受雇到外麵當整條船的水手或船長……他們比普通爪哇人白，但卻不如華人白。他們娶爪哇人婦女，結果導致混血，但會一代一代遞減”
。
三、Pěranakan穆斯林的文化貢獻
盡管資料不足，我們仍能分析出Pěranakan穆斯林“亞文化”的一些特征。對此，一些考古與文本資料是可以利用的。
眾所周知，爪哇有一些至少是傳說為華裔Pěranakan社區的清真寺。其中一個最有名的是Bantěn的Pacinan清真寺。它的方形喚禮樓已由考古部門於1970年中期恢複
。
坦白地講，我們沒有見到什麼銘文，確實裝飾中亦沒有什麼東西是典型中國式的。這個紀念物也不是最早的設計物。據推測，它是在他人建成後，又由Pěranakan們逐漸附加而成的(注意:在Bantěn的其他地方，也有一座帶類似方塔的清真寺，其曆史與華人沒有任何關係)。我們還可以雅加達的Krukut清真寺為例。該寺位於與寺同名的地區(Molenvliet的西麵)。我們確切知道，它建於1785年，是由Pěranakan的副甲必丹(CaptainCommander)TamienDosolSeeng提議修建的
。KěbonJěruk清真寺(Molenvliet的東麵，在今JalanAyamWuruk)似乎自18世紀就為華裔穆斯林所使用。這一情況可由1792年著名的Cai女士墓得到證實。Cai女士的墓離清真寺很近，很有可能就是清真寺始建者的墓
。有趣的是，1937年當清真寺失火的時候，是華人公司經理LauwTjengYoe承擔了修複的費用
。還有，在所謂的“巴厘人”清真寺(位於Angke區)，直到最近還可以看見一塊帶有華文銘文的穆斯林墓碑
。在前文中提到的所有方麵，我們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至少某些信徒是華裔出身，但是，在爪哇同所有其他地方一樣，許多其他清真寺，不管是在其結構、裝飾還是在家具等方麵，都很容易看得出是出於華裔工匠之手。但是，沒有絕對的證據證明，這些工匠本人是穆斯林。在最古老的清真寺中，Jěpara的那座清真寺的五層塔讓人想起了佛塔。位於馬魯古島群的Ambon的HasanSulaymān清真寺，從Valentijn的繪圖中得知其古代結構，其圓門就帶有蘇州園林的風味
。在此，我們不擬詳述那些mimbar，這些mimbar的裝飾(用鍍金的木材裝飾)顯示了廣東櫥櫃製造者的技巧。
與這些混合式的清真寺相比，在“華人Kramat”(ChineseKramat)的演變中也有更多的文化共生的證據。這種現象很值得我們研究。因為，嚴格地講，這在中國的傳統中是沒有的。廟裏也出現了對通神人(intercessor)的崇拜。如果在中國本土能夠找得到真正的Kramat，那也應該跟穆斯林有關，就像廣東北鎮發現的那座墓(傳說的Waqqās/聖人墓
)，或泉州附近靈山(Lingshan)的那些墓。爪哇及Insulinde的其他幾個城鎮中所發現的大量聖墓，據說是那些華裔出身但已皈依伊斯蘭教人的，人們認為他們能夠滿足拜祭者的願望。必須記住，新來的華人(Totok)仍信守其祖先的傳統，對這些Kramat一直是鄙視的。他們稱這些為聖墓，並把他們當作“入蕃”的象征
。大多數墓都是伊斯蘭風格的，兩頭各有一碑或柱狀物。但是，也有一些保留著華人墓型。
盡管難以確定其年代，但可以肯定，這些聖墓(kramat)是極為古老的。有幾座可以追溯到15世紀、16世紀的伊斯蘭化早期。因此，人們仍舊能見到Grěsik境內NyaiPinatih的墓、Jěpara附近Mantingan那位曾娶RatuKalinyamat(並娶名勝古跡PangeranHādirī)的華人甲必丹的墓、Kutus那位據說曾引進某種雕刻工藝之KyaiThelingsing大師的墓以及BantěnGirang的MasJong和BagusJong的墓(人們相信他們曾參與Bantěn地區及某些家族的伊斯蘭化進程，這些家族至今仍稱為他們的後裔)。
同樣，正是在這些可確定其墓主而且作為曆史之紀念的墓當中，有許多濱海或位於港口的kramat，它們標誌著那些特別的地點，在這裏新來者的文化融入了土著文化之中。這些伊斯蘭化的地點，有的與著名的艦隊司令鄭和(1371～1433，又稱“三寶”)或其隨從的生平經曆有關。最好的例子是雅加達的Ancol廟
。在Sěmarang的GědungBatu，人們能見到鄭和的一位領航員(jurumudi)的墓。人們都認為他皈依了伊斯蘭教並與當地一位女子結了婚
。人們還會發現Kěmarau小島上的一座穆斯林的墓與華人的廟有關。這座廟離Palembang鎮(位於Musi河流域的中心地區)下遊不遠的地方，即在Pěkalongan河口(位於同名城鎮的北麵)
。還有，1730年以後，一位中國旅行者談到了Ciliwung河口的一座Kramat，該地後來建了一座LuarBatangr阿拉伯kramat
。在Surabaya北部，近海的名叫MoroKrěmbangan的地方，有另外一個類似的遺址，因修建機場而搬遷。這期間(1930年前後)在JalanDěmak新修的廟(klenteng)，供的都是一大片木頭，據說是三寶船上的碎片，同時也有幾座與Ancol同類型的聖墓。
最後，還有第三類聖墓，它們在很大程度上與前文所講的18世紀、19世紀華人所同化的爪哇等級社會相對應。以KyaiJoyolelono墓為例。此人於1746年至1768年任(東爪哇)Probolinggo攝政官(Bupati)，死後葬於靠近該鎮附近Mangunharjo村子的Sěntono墳地。這位素享為政聲名的KyaiJoyolelono不是別人，乃是KyaiBunJolodriyo(綽號KimBun)之子。後者是UntungSurapati
的夥伴之一，更是他的主要顧問之一。UntungSurapati這個人物多次出現在AmmKumar所研究的babad(編年史)中。AmmKumar對這位曆史人物的真實性頗為懷疑，認為他或許隻是“文學杜撰出來的，用作某種spielman即戲劇不同場景的客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