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例子跟天猛公AriaWiraChulia(又名ChenSancai，根據中國史料，卒於1739年)有關，此人曾效忠Cirěbon蘇丹Sěpuh，他的中國式的墓(1765年重修)位於該城市中某個叫做Sukalila的地方
。在此，我們不擬更多地列舉那些在爪哇宗教中不應被低估其作用的、而地方雜誌又不時引為談資的華人kramat
。
研究一下華裔穆斯林的文學貢獻也同樣是有意義的。就我們目前所知，他們的“文集”是非常低調的。因為，自從作者采用了“爪哇人”或“穆斯林”的名字後，若是他們自己不在緒論或作品中揭示出來，就無從知道他們原來竟是華人。盡管如此，我們仍要問這些Pěranakan到底是在怎樣的程度上參與了文學本身的傳播這個重要問題。請記住，在群島的Palembang和雅加達這兩個受中國人影響很大的城鎮中，tamanbacaan(閱覽室)的使用———中國唐朝(618～907)可以證明———是令人有深刻印象的。我們還知道一位有名的抄寫手ChingSā’idAllāhMuhammad，很可能是一位Pěranakan。他在19世紀後半葉受雇於雅加達(Batavia)秘書處時，抄寫了大量的手稿
。
在此，我們尤其關注那些為數不多的“理論性”作品，即由皈依伊斯蘭教的Pěranakan寫的爪哇神秘主義(kěbatinan)作品。Yogyakarta(在中爪哇)市圖書館還保存著一份不可多見的短小的爪哇文文本。該文本1853年在Surakarta印刷，據說出自某位TanIngSoen之手。這是一篇神秘主義論文(SeratTasawoef)，共42頁，自稱傳授的是伊斯蘭教知識(babkawroehagamiIslam)
。同樣令人感興趣的是《真知與告誡》(SjairilmoesedjatidanSjairnasehat)，1921年由TanKhoenSwie在Kědiri(東爪哇)重編，認為出自Prajěkan(離東爪哇的Panarukan不遠)的KyaiKiemMas之手。這位KyaiKiemMas(1834～1896)實際上就是我們前麵提到的皈依伊斯蘭教的Han姓家族的成員。他的大伯(greatuncle)是HanBweeKong，Surabaya的甲必丹;他的父親為HanSwieKong之子，已經皈依了伊斯蘭教，取名為WirjoAdikoesomo。KyaiKiemMas又名TjekongMas，或名KyaiMasAsemgiri，在Prajěkan居住，收了幾名弟子，一直到退休。死後，他的墓成了東爪哇非常有名的kramat，直到今天都有人朝拜
。《真知》由120節組成
，其後的《告誡》為105節。兩者都帶有伊斯蘭教色彩，有以下詩句為證:
BahasaArabadamembilang，
NoerMoehamadtjahjiagoemilang。
阿拉伯語講得清楚，
穆罕默德之光是那麼栩栩如生。
不過，他也暗示了聖經的原理:
TjeritaBeibelaloesdantiti，
Moestimenoeroetdenganingati。
聖經故事是很小心地寫出來的，
必須遵從與牢記。
一般而言，作者的思想綜合了某種爪哇因素。事實上，詩的前半部分敘述了他前後同八位大師(guru)的探索，後半部則告誡錢的罪惡。他稱錢為SiRinggit(令吉先生/Mr，Dollar)，它使人偏離正路和信主。同類的作品還有一部短小的散文集，名稱為《甚至死後也擁有的最後遺產》(Poesakajangamatkekal，jangdapetdipoenjailebidarisaoemoeridoep)。這部作品於1914年在雅加達(Batavia)出版，出自某位KiaiHadjiKoesta之手。據說，“他是一位華人，一般被稱為Intjek‘M’lah。那麼，是誰改了民族身份”(saorangTionghoatotok，jangbiasadiseboetI，M，I，，kemoediantelahtoekarlaenbangsa)
。
最值得注意的，無疑是SairTjiokodanPetjoen(《鬼節與龍船節》)。這是HenriChambert－Loir在雅加達國家圖書館一大堆手稿中發現的，我們使用的———感謝他的慷慨———是他的複印本。手稿不全，也沒有作者的名字。但是，所使用的福建語詞彙(有時會使理解很困難)，卻證明作者是一位華人。詩由三部分組成，每一部分描述該族群一個大的節日:鬼節(佛教的Avalambana，爪哇語通常稱Pestarěbutan或Tjioko)
、紀念著名詩人和楚大夫屈原(公元前332年～公元前295年)之死的龍船節(Petjoen/pěcun)以及中國新年(Capgome)。不過，詩的作者沒有像另一首詩《春節》(PantoenTjapgome，1924年發表於雅加達)的作者TjiongSoenLiang那樣來描述，而是對迷信的華人與無德的穆斯林都進行了批判，因為他們在節慶時從不顧忌混在一起。作為皈依伊斯蘭教的、正統的Pěranakan，作者為他的穆斯林同胞因搶奪祭壇上的供品(tjioko，字麵意義是“搶奪給鬼的祭品”)傷害自己而悲哀。
KoempoelsemoeaSlamjanggila
Manelenloedagojangkepala…。
MangikoetgagaresmakananTjina，
Sajoerbabibanjakdisana…。
Kaloeketemoearakdimangkok，
Tidakoeroengdiamandekok…。
在此重聚，這些愚蠢的穆斯林，
吞咽口水，搖頭晃腦……
他們甚至狼吞虎咽華人的食物，
有許多蔬菜和豬肉……
如果碗裏有酒，
他們一定是馬上一飲而盡……
進而，他為在舉行龍船節時帶穆斯林女人到有年輕的華裔男人的Angke河邊而感到可惜:
PrampoeanSlambedesekdesekan，
SamasengkeTjinaPenanakan，
Itoeatoeranjangboekanboekan。
Dipingirkalidiapadamakan…。
Tjinamakanmengikoetbadok，
Tjinamandiikoetmengerobok，
Tjinatahonbaroemengikoetmabok…。
穆斯林女子聚集，
對著Sengke和Peranakan，
這是怎樣的德行呀!
在河邊，她們一塊吃飯……
華人吃，其他人塞飽自己，
華人洗澡，其他人劃槳，
華人慶祝他們的春節，其他人喝醉……
結論是那種丟人現眼的事，“破壞了人們心中的信仰”(meroesakenilmoedidalemdada)。
除Kyai綜合的爪哇主義(kejawěn)與清教徒Pěranakan的正統主義之外，還有一個方麵，就是SairSerikatIslam(《Serikat伊斯蘭教》)作者的革命主義。該詩由KhoTjengBie於1913年在雅加達發表。作者的簽名是R，Pasisir，顯然是一個假名。但是，他又聲稱是應一位富人ToeanNioTjiangOen的請求而作，其靈感則來自兩個漢語———馬來語報紙(SinPo和PantjaranWarta)，並從一開始就不斷提到他的伊斯蘭教信仰(第一行詩:Bismillahitoepermoelaan/以真主的名義開始)。這首明確地聲稱是為信仰伊斯蘭教的Pěranakan大眾而做的詩，卻奇怪地為剛剛出現的Serikat伊斯蘭教辯護，同時讚頌參與首次團聚的各色人物，不僅包括HajiSamaHoedi
，也包括RadenGoenawan、Tjokroaminoto、HasanAliSoerati以及阿拉伯人SaidMohamadAlAijdroes及SaidAbdoellahbinAloeiAlatas和華人KhouwKimAn(1910年任命的雅加達華人少校)及NioTjiangOen。語調是狂熱而奔放的，隻是暗示為運動開始時發生在Sěmarang和Surabaya的事件中付出幾條生命的代價而感到遺憾。
LagidiKepoeteranbilanganDjawa，
BoemipoetrariboetdenganTionghowa，
Beberapabanjakmelinjapkandjiwa，
NamaSarikatdjadiketjiwa。
仍舊是在爪哇，在Keputran(在Surabaya地區)，
當地人同華人戰鬥，
幾個人喪了命，
Sarekat丟了臉。
似乎在這個時候，某Pěranakan華人群體渴望投身於被視為覺醒與爭取自治之第一步的運動。
KaoemIslamempoenjabangsa
Berpoeloetahonsoedamerasa，
Segenapnegerikampoengdandesa，
Sepertiorangkenadiseksa。
穆斯林民族
痛苦了幾十年，
整個國家，在村子中心，
人們猶如煎熬。
於是，他們的渴望減輕了他們對華人的首次攻擊。
Banjakkabarberitaorang，
Waktoekeriboetandikotasemarang，
SarikatIslamkatanjaterang
BangsaTionghoahendakdisarang。
Perkataandemikianjangboekanboekan，
DiharapToean－toeandjangandengarkan。
許多人都講
Sěmarang事件發生時，
Sarekat伊斯蘭教明確地說
他們去進攻華人。
所有這些瘋話，
希望你們不要聽。
注意，就在那個時候，華語的翻譯者———荷蘭人授予他的職稱———新聞工作者SieHianLing(約卒於1928年)，把他的雜誌SinarDjawa交給了Sarekat伊斯蘭教，此後該雜誌就易名為SinarHindia
。
四、再中國化與Dakwah
二戰前夕，一些人所懷有的舊的同化夢，顯然不再像以前那樣是一件容易的事了。隨著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建立，大種植園的開辟以及苦力的大規模引入，使總的經濟、社會、政治、法律的條件都發生了相當大的改變。中國妻子的不斷到來，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在該族群中的影響。與此同時，華裔民族主義的出現，尤其是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喚醒了他們的故國情感，而減弱了其整合(於當地社會)的趨勢。我們知道，19世紀後半葉以來，作為宴樂的場所，並以之區別於其他人的象征的華人廟宇(klenteng)(的修建)出現了一個小的高潮。自此，亦稱海外華人為“華僑”。1854年頒布的新的社會法令，提出了“東方外國人”這個概念，更加把華人與歐裔人和當地土著區別開來。
盡管這些新的情況傾向於把華裔族群與其他族群區別開來，傾向於他們堅持其特殊性，他們的特殊方式，他們的族群驕傲，他們之不願被文化整合，人們也無法否認，已有的整合趨勢仍在衝破各種阻力而發展著。19世紀末到20世紀末的這方麵的跡象仍很明顯。這一趨向得到了土著人的欣然支持，他們越來越不認為華人是“危險”的，而在dakwah同化運動(伊斯蘭傳教運動)中表現得積極主動。作為可以找得到的早期的見證之一，無疑是Diponěgoro
。據說
他發布了一個法令，命某地華人要麼皈依伊斯蘭教，要麼接受死刑。如果說這一方法看起來多少有些強製性的話，那麼，19世紀末還有由那些同樣懷有堅定信念的爪哇人掀起的較溫和的運動。官員們對這些運動普遍懷有反感，因為這會破壞他們努力維護的社會秩序，所以，表示反對這些幻想家們的冒險行為。在此僅舉一例。他們講了某位ImāmDoelkadir(eenJavaan)，此人於1876年使Sěmarang地區一些華人信仰了伊斯蘭教，以此卻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資料又講道:“不是毫無理由，那些直到如今還注冊為華裔的人，必須防止其突然穿著爪哇人的服裝出現。”(zichopeenmaalineenJavaanschpakeankwamenvertoonen)
。
在改回中國方式的過程中，改變宗教信仰在華裔族群中所引起的問題，可以從ThioTjienBoen於1913年在Solo發表的小說《OeySe》(TjeritaOeySe)中得到最好的說明。小說的第一部分對本文沒什麼意義，它講了Pěkalongan(爪哇中部)的一位華裔青年Totok如何發財的故事。20世紀中葉，這位Totok以不正當手段盜用了一盒紙幣。這盒紙幣亦曾被爪哇人發現，但卻沒有意識到其價值。第二部分講的是這位Totok發財後，訪問了本區的攝政官，後者卻愛上了他的女兒，並在這位女兒皈依伊斯蘭教後娶了她。這位富商不能忍受這種恥辱，就在園子中修了一座空墳，象征其女兒已死，然後退休去了雅加達。另一方麵，這位年輕的皈依者，取名Fāt·imah，卻與其爪哇丈夫相處得很好，並發動了一場個人的dakwah運動，使其隨從人員中(貧窮)的華人皈依了伊斯蘭教。
20世紀30年代初，出現了許多各式各樣帶有政治性的dakwah運動。要指出的是，這些運動的發源地都在爪哇島以外。首先是在蘇拉威西島，這裏有一位名OngKieHo者，生於Toli－toli，為Partai伊斯蘭教的創始人，1923年被驅逐到了爪哇
。其次是在Medan(蘇門答臘東部)，這裏有一位名HajiYapASiong(卒於1984年)者，他又名HajiAbdussomad，19世紀末生於廣州(Canton)，1930年來到蘇門答臘，1936年與幾個同伴一起創辦了華裔穆斯林聯盟(PersatuanIslamTionghoa/theMuslimChineseUnion)。盡管OneKieHo後來被捕，但運動在Makasar仍繼續開展。這裏，於1933年前後創建了印度尼西亞華裔穆斯林黨(PartaiTionghoaIslamIndonesia)，其書記為某位TJiaGoanLiem。1934年，該黨開辦了一所“馬來學校”，講授宗教課
。1936年9月，甚至創辦了顯然是短命的機關報《聯係》(Wasilah)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Medan的那些人曾計劃在爪哇展開皈依伊斯蘭教運動，但不怎麼成功
。
戰後運動仍在繼續發展，華裔穆斯林聯盟於1953年將其大本營從Medan遷到了雅加達，改名為“印度尼西亞華裔穆斯林聯盟”(PersatuanIslamTionghoaIndonesia)，1972年再改為“信仰行動與伊斯蘭教認主獨一”(PembinaImamTauhidIslam)。這個新組織的偉大人物之一是Padang人HajiAbdulKarim，又名OeyTjengHien(1905～1988)，他在蘇加諾被流放於Běngkulu(在蘇門答臘南部)時跟他成了好朋友。獨立後他成了一名銀行家
。就像舊帝國時期有其信仰伊斯蘭教的華裔攝政官一樣，新的共和國也有幾位Pěranakan穆斯林部長級高官，如LieKiatTeng(1912～1953)，他生於Sukabumi，1946年信仰伊斯蘭教，改名為AliMohammad，1953～1955年出任健康部部長;TanKimLiong，1925年生於加裏曼丹(Kalimantan)，在HassanHadjiMohammad的名義下信仰伊斯蘭教，1964年出任財政部長，還有TengkuNurdin(MaoTseFang)，任東亞齊的Bupati。
在這漫長的運動中，最後一次是1977年12月在內務部的讚助下，由JunusJahja(LauwTjoanTo)成立的“國家團結評估通訊”(TheCommunicatingBodyforAppreciationofNationalUnity/BAKOMPKB)
。這個新的機構出版了一份報紙Pembauran(《團結》，首次發行是1978年)。該報在當時就指出，皈依伊斯蘭教有利於整合。必須提及的是，該機構不僅重新團結了穆斯林，而且，其幾名成員還是基督教徒。
也許會有人認為，通過隨意列舉出一些事實，我們對以上問題的研究還很粗略。不過，如果讀者跟我們一樣認為，這個問題乃是一個曆史上的長期現象，也認同我們沒有過於省略以至於舍棄了所有作為外國的不重要的“華人”的東西，那麼，我們也就滿意了。這種不得已涉及的政治問題，不是我們在此所考慮的，但是，它對群島的曆史觀念而言卻是意義非常重大的。它不利於理解16世紀、17世紀商業城鎮的規模，這種規模乃基於世界主義以及伊斯蘭思想與中國技術的結合與積極的貢獻。它還掩蓋了這樣的想法，即19世紀對這一“神聖結合”的破壞，使歐洲人對於地方經濟所給予的衝擊，比起其獲得的batigslot(允許荷蘭所獲得的剩餘價值)來，無疑要沉重得多
。
無論如何，人們會看到本研究是逆曆史視角的，我們也不會天真地認為，所有的曆史學家都會願意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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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本文選自，DenysLombardandClaudineSalmon，“IslāmandChineseness”(原名，譯文名為譯者改)，inThePropagationofIslamintheIndonesian－MalayArchipelago，(Edited＆AnnotatedbyAlijahGordon)MalaysianSociologicalResearchInstitute，2001.pp181～208。
②請注意:1979年，Sěmarang(中部爪哇)出版了由AmenBudiman寫的名為《印度尼西亞的華人穆斯林社群》(MasyarakatIslamTionghoadiIndonesia，Sěmarang:TanjungSari，1979)一書，75頁。書中，作者嚐試追溯印度尼西亞穆斯林華人那段難治的曆史。參見，Lombard－Salmon的書評，載Annales，E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Paris:May－August1980.)859～861。
③馬歡:《瀛涯勝覽》。譯本依據的是馮承鈞校注本，由Mills，J，V，G，翻譯、注釋、導讀、補遺(Cambridge:HS，ExtraSeries，No，42，1970)93;鞏珍:《西洋番國誌》，向達注釋本中華書局，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