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筆者在以同心縣的女學為調研對象就是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農村的回族社會有沒有這種重組和轉型，它麵臨的壓力主要來自於哪裏?在調查中，筆者發現，同心女學生源主要是來自縣城周邊的農村和山區，如同心縣的丁塘、楊塘、河西、王團等鄉，海原縣的李旺、高崖、賈塘等鄉。農村的文化傳承機製是比較傳統的單軌結構，而家庭作為中間環節也出現了嚴重的脫節現象。在問卷中，筆者設計了這樣一組問題:“念經以前，你的教門知識主要是從哪裏獲得?”提供的答案是“父親”“母親”“其他人”和“朋友”，所占比例依次為26%、60.9%、26%和8.7%，可見大多數人的宗教知識來自於她的母親。“你母親的教門知識從哪裏獲得?”提供的答案是“父親”“長輩”“阿洪”和“不知道”，所占比例依次為8.7%、82.6%、17.4%和8.7%，可見母親的宗教知識也來自於她的母親或女性長輩。“在你們坊上，婦女什麼時候去清真寺?”(多選題)提供的答案是“禮拜時候去”“主麻時去”“會禮時去”“法圖麥節時去”“幹爾買裏時去”和“不知道”，所占比例依次是8.7%、4.3%、13%、26%、26%和26%，可見除極少數人經常有機會去清真寺以外，絕大多數婦女很少有機會或者說沒有機會聆聽阿洪宣講教義。“你父親上寺回來向家人傳達阿洪‘臥爾茲’嗎?”提供的答案是“傳達”“有時傳達有時不傳達”“不傳達”和“不知道”，所占比例依次為8.7%、39%、39%、13%，可見男性作為文化傳承的主體之一，也不能為女性傳授應有的教門知識。由以上這組問題可以看出，在傳統的回族家庭中，母親是傳統文化或宗教知識的主要傳授人，而母親的知識又大多來自於她的母親或女性長輩，但大多數婦女又很少或根本不去清真寺，自己的丈夫下寺回來後也基本上不傳達教義，這使得回族農村社會的文化傳承機製出現了脫節的現象，而且非常脆弱。在女學裏，多數人認為現在人的教門意識很不好或者說很淡薄，懷著對現實的憂患意識和鐵肩擔道義的慷慨情感，她們踏上了漫漫求學路，用一種行動上的自覺來對現狀作出回應。在回答“你念經的目的是什麼?”這一問題時，65%的人選擇了“為了教門的發展”，30.4%的人選擇了“為了提高婦女的地位”。她們認為，婦女作為孩子的老師、家庭的看護者作用是不可忽視的，所以女性的素質就顯得尤為重要，不僅要掌握經學，在普通人不很重視的漢文化在她們看起來也非常重要，問卷中關於“你認為宗教教育重要還是學校教育重要?”的問題時，87%的人認為同樣重要，“如果有重新讀書的機會你想去嗎?”有52%的人選擇了“想去”，30.4%的人選擇了“看情況”，隻有17.4%的人選擇了“不想去”，這其中學員的思想背景和心態是很複雜的，但結合訪談分析其結果，大多數人還是認為作為中國的穆斯林群體，必須有足夠的漢文化知識和素養才能很好地理解和履行伊斯蘭文化，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厚此薄彼或薄此厚彼。從女學招收學員時，高中畢業生從先的原則我們也可窺見其重視漢學之一斑。
四、搶救與行為
不管走進哪裏的女學，都能感受到其與男學不同的就是學製短而且課程較淺，因其辦學宗旨就是普及宗教知識。筆者在下表中將男學與女學所用教材進行了分類比較:
由上表可見，與男學相比，女學的課程設置較為健全，但從教材的性質來看很淺顯，所以接受人員的範圍很廣。很明顯其偏向於普及宗教知識。經學作為一種不同於漢文化的文化體係，博大而精深，並不是兩三年或是三四年就能窮其所有、精其所涵的。對於女性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而言，時間和精力都不允許她們去完成這樣艱巨的任務。一般來說，大多數學員都是初中或高中畢業生，兩三年後就已到了婚嫁的年齡，所以在短時間內隻能學一些基礎的課程，如了解一些禮拜、封齋的念詞、儀式和教法解釋;解釋生活中一些基本的宗教疑問等。當然也有一小部分優秀的學員畢業後留校或被推薦去別的女校任教，這些人可能會有一些繼續深造的機會。但從另一個角度講，雖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去教授徒弟，但是她們的觀念和知識足以在家庭中用以規範自己的生活和教育孩子、約束家庭。從某種程度上講，就是一種保護、一種傳承、一種搶救，這是女性在特定的時期和文化衝撞中作出的反應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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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楊文炯:《女學:經堂教育的拓展與文化傳承角色的位移》，載《回族研究》，2002年第2期。
②《同心縣誌》。
③馬堅譯:《古蘭經》24:30～31;33:3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④《阿布達吾德聖訓集》。
⑤羅彥蓮:《人文的關注———回族文化論集》，第208頁，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⑥馬堅譯:《古蘭經》24:30～31;33:3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⑦費孝通:《百年北大與文化自覺》，載《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2期。
⑧楊文炯:《女學:經堂教育的拓展與文化傳承角色的位移》，載《回族研究》，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