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士仁
中國的經堂教育，是繼伊斯蘭教作為信仰傳入中國以後，又一次在學術文化方麵中外交流的一大成果，它是中世紀伊斯蘭國家傳統教育體製與中國私塾教育的有機結合。經堂教育在中國始於16世紀中葉，由陝西渭城著名經師胡登洲(1522～1597)創立，它是胡太師(胡登洲)有感於穆斯林“經文匱乏，學人寥落”的狀況而借朝覲之際遊曆穆斯林國家後，本著“發明正教為己任”而發端的一個偉大壯舉，順應了時代的要求，是我國穆斯林自元明以來本土化後出現的對伊斯蘭教“理藝難傳，旨義難悉”，進而“既傳譯之不明，複闡述之無自”的局麵采取的對應措施，也是中國穆斯林文化自覺和文明創新的一個大膽嚐試，體現了回族先民與時俱進的精神。
經堂教育最早在陝西興起，並逐步在全國範圍內普及，形成了以西安為中心的幾個經堂教育基地，如山東的濟水，江蘇的南京，雲南的大理、玉溪一帶和甘肅的河州，為中國穆斯林培育出了數以萬計的傳承聖學的經師和學者。清同治年間，隨著陝西回民起義的失敗，清政府開始清剿陝西回民，大批經師和學者隨著難民的洪流大規模地撤退西遷，經堂教育的中心也隨之西移，最後在甘肅河州
塵埃落定。於是，河州繼承了陝西學術地位，成了中國經堂教育的中心，其地位一直保持至今。
經堂教育的中心西移河州後，“陝西麵”的教育體製和模式始終是河州經堂教育堅持的傳統和定式，上百年來一代又一代的經師遵守“胡太師巴巴”的風格和氣勢，一直沒有發生變化，直到20世紀50年代，這一傳統在河州出現了第一次重大的突破和變化。緊接著，20世紀80年代又出現了第二次突破，使河州的經堂教育在短短的30年中向前大大地邁進了兩步，而這兩次的重大變化都發生在河州著名經師“井口四師傅”和他的弟子兩代人的手上。
一、河洲經堂教育的第一次突破
河州自明代以來就成了西北回族人的主要聚居區
。在明清時期的回族分布格局中人口占有比較大的比例，加之地處著名的古絲綢之路的商道上，與外界的往來比較密切。至清初，河州已初具了伊斯蘭文化的人文風貌，形成了供各種思潮和門派繁衍生息的氛圍。於是，國外的各種伊斯蘭思想和門派紛紜而至，落地生根。同治年間，陝西回民和伊斯蘭文化遭到空前劫難，陝西的經堂教育受到毀滅性摧殘後，河州就當之無愧地挑起了傳承伊斯蘭文化火炬的大業，成了中國經堂教育的中心和基地
。
20世紀，人類進入了一個信息化的時代，中國社會的體製由封建走向共和，教育體製由私塾變成學堂，進而有了現代化的大學，學科由單一的人文學科發展到自然科學和理工學科，中國社會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中發生了空前的變化。在這樣轟轟烈烈的社會變革中，中國穆斯林也意識到了與時俱進的必要性，以及興學育人的緊迫性。於是，在北京就有了王寬、馬鬆亭等大阿洪倡導的回族新式教育，而在經堂教育中心的河州，也湧現了一位當地赫赫有名而內地鮮為人知的大人物———“井口四師傅”。
“井口四師傅”，名馬天民，經名阿卜頓·熱合曼，約生於1916年。他家世居河州八坊，祖父為當地一著名修士，因其院內有一口供鄰裏取水的井，而被大家尊稱為“井口老人家”。馬天民阿洪的父親曼爾蘇目是西北一著名阿洪，是中國伊赫瓦尼教派的創始人馬萬福的得力助手“十大阿洪”之一。馬天民阿洪是曼爾蘇目的兒子，排行老四，因而被稱為“井口四師傅”
。馬天明阿洪自幼聰明好學，先後師從河州老阿林、拜爺、果園四師傅等西北著名阿洪攻讀經學。由於他才思敏捷，能力出眾，深得師長的喜歡，老阿林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了他。後來，他又投時任青海東關大寺教長的“尕阿洪”門下深造，並得益於自沙特阿拉伯來青海講學的賽義德的栽培。賽義德為麥地那人，20世紀30年代應馬步芳之邀前來青海東關大寺教學，主講阿拉伯語和“聖訓”等課。他治學嚴謹，教授有方，不僅要求學生融會貫通，而且還采用阿拉伯傳統的教學方式———通背所學內容。在聖訓課，要求學生把包括傳述係統在內的所有知識一一背記。在賽義德的再度培育下，馬天民阿洪的學業大有長進，他最大的收獲是熟練地掌握了阿拉伯語的應用，這為他以後的阿語寫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東關大寺求學期間，馬天民阿洪勤學苦練，畢業時，以聖訓課滿分的成績名列前茅，被馬步芳派往青海紮巴大寺開學，時年，他還不到20歲。後來，他先後在固原、平涼、東鄉和河州的北塬、韓家寺等處開學。馬天民阿洪品學兼優，深受廣大穆斯林的愛戴，他精通阿拉伯語，並自學了漢語。他擅長阿語寫作，用嫻熟的阿拉伯語寫下了大量的文稿和著作，這在西北阿洪中實屬罕見。他的著作有:《簡明阿拉伯語詞法》(阿語原文，配有小經翻譯)、《簡明阿拉伯語語法》(阿語原文，配有小經翻譯)、《初級教材》(阿語原文，配有小經翻譯)、《信仰問答》(阿語原文，配有小經翻譯)、《禮拜齋戒問答》(阿語原文，配有小經翻譯)、《婦女月經問答》(阿語原文，配有小經翻譯)、《遺產法》(阿拉伯語)、《邏輯學》(阿拉伯語)、《音律學》(阿拉伯語)、《聖訓學》(阿拉伯語)、《法學原理》(阿拉伯語)、《穆聖傳》(阿拉伯語)、《修辭學》(阿拉伯語)等著作。其中，《初級教材》和《信仰問答》幾乎是目前西北各清真寺中通用的基礎教材。
馬天民阿洪思想開明，學術嗅覺靈敏，他捕捉到了時代的氣息，感到舊的教育體製已不適應20世紀的需要，覺得經堂教育有必要進行改革。因此，他總結多年學習和教學的經驗，頂著重重阻力於20世紀50年代初率先在自己任教的韓家寺發起教育改革，為經堂教育輸入新鮮血液。他的改革有以下內容:
(一)語言的改革
傳統的經堂教育從中學開始才正式學習阿拉伯語，即開始背“算爾夫”(詞法)，此前的教育屬識字母、認字、學教門常識的小學階段，從背“算爾夫”起，才算真正開始了阿拉伯語的學習。然而，自元明以來的傳統和回族先民的文化背景，經堂中阿拉伯語的“算爾夫”是用波斯語講解的，最初學阿拉伯語的教材中阿語、波斯語參半。也就是說，已本土化了的回族子弟在開始學阿拉伯語這種不懂的語言時，卻要用另一種不懂的波斯語作基礎，這就造成了學阿語難上加難的局麵，難怪經堂學員三四年才能學完“算爾夫”(詞法和語法)，絕大多數有誌青年因耗費不起這冗長的“算爾夫”階段而放棄了求學的道路。“算爾夫”儼然成了求學道路上的一隻凶猛的攔路虎，讓無數人望而卻步。馬天民阿洪深感這種體製的不合理，於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重新修訂“算爾夫”，將基礎詞法、語法中波斯語講解部分一律改成念經人自小學就熟知的“小經”，使初學者一接觸到教材，就能明白每個阿拉伯語單詞的詞性、數、時態和意思以及課本的內容，猛然間消除了阿拉伯語的神秘感，使教學進度由原來的三四年一下子縮短到一年，整整節約了兩年的寶貴時間，使初學者不再有談“算爾夫”變色的窘迫，而且能做到融會貫通的地步。
筆者認為，這一改革不僅是一次重大突破，而且是一個質的飛躍，有力地推動了經堂教育的發展和阿拉伯語在中國的傳播，它不僅是一種方式的改變和途徑的轉換，而且是一項文化轉型的工程，使經堂教學向漢語靠近了一步，為進一步的轉型奠定了基礎。
(二)課程設置的改革
按陝西學派的傳統，課程設置以十三本經典為主
，其中有阿拉伯語經典，也有波斯語經典，內容涉及詞法、語法、《古蘭經》注、教法、文學、修辭、哲學、外語(波斯語)，“聖訓”等課目。在明清時期，較漢語私塾而言，經堂教育課目的設置真可謂門類齊全。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些科目和教材已不適應新時期的教學。以波斯語為例，它的應用在穆斯林日常變得越來越少，幾乎絕跡了。因此，在課程設置中顯得多餘，馬天民阿洪將其全部取消。另外，阿拉伯語法大全《滿倆》是一部巨著，是經堂教育必講的一本經典，從頭至尾講完，需兩年的時間，翻來覆去玩文字的遊戲，頗費精力。還有，修辭學名著《白雅尼》，從頭至尾講，也需兩年的時間。修辭學是語言水平和寫作能力達到一定程度後必修的一門學科，但對初學語言的人來說，像《白雅尼》這樣大部頭的經書既深奧又不適用，真可謂“山重水複”，求學路上布滿了艱辛，而且到此時，對宗教知識的學習尚未正式開始。馬天民覺得這種設置過於迂腐，於是自編了《簡明阿拉伯語詞法》(阿語原文，配有小經翻譯)和《簡明阿拉伯語語法》(阿語原文，配有小經翻譯)，讓學生用不到一年的時間將詞法和語法關攻克，縮短了學習的周期，也為學習其他主課騰出了大量的時間。對《滿倆》，他隻講正文，不講注釋;修辭學不講傳統的課本《白雅尼》，而采用自編的簡明易懂的《修辭學》(阿拉伯語)。為了讓學生在最短的時間內掌握教法知識，他隻講《維嘎耶》的正文，不講注釋。在掌握了基本的宗教知識以後，他才開始講傳統的幾本經典，如《哲倆萊尼》《嘎最》《米什卡替》《沙密》《妥裏格替》《聖學複蘇》，又追加了一本教法經《邁拉格裏·番倆哈》。這樣，經過增減，與傳統的課程設置有了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