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清芳
中國是56個民族的聚合體，根源於中國的海外華僑華人也因此具有了多民族的特征。在海外華僑華人的研究中，海外少數民族華僑華人的研究略顯薄弱，但卻不能因此漠視少數民族華僑華人的分量。
“少數民族華僑華人”特指世界其他地區居住的中國少數民族，即參與了國際遷移的中國少數民族及其後裔。
據學者估計，目前在國外的“少數民族華僑華人”約710萬
，占了世界華僑華人總數的四分之一強(據統計，世界華僑華人有3000萬)。
一、回族華僑華人
在中國，回族人口總量位居少數民族中的第二位，在海外，回族華僑華人的力量也不可小覷。李安山用表格對海外回族華僑華人的人口數量和分布進行了的粗線條的勾勒，見下表
:
此外，胡振華指出，“印尼就居住著20萬‘中華穆斯林’的回族後裔”
。而回族學者劉寶軍在2005年接受記者采訪時明確表示，“海外回族和華人穆斯林，大致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分布在泰國、緬甸、沙特阿拉伯、哈薩克斯坦、美國等國家，人口在34萬左右;另一部分是居住在東南亞的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文萊的華人穆斯林，人數有38萬多，這樣使得海外回族和華人穆斯林在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數有72萬多”
。由此可見，雖然海外回族華僑華人的統計存在著爭議，但關於海外回族華僑華人的重要地位和意義卻是在眾多學者中達成共識的。
在海外回族華僑華人的研究中，有一支力量曆來被研究者所重視，那就是主要分布在中亞的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三個共和國的東幹族。東幹族，是120多年前陝甘回民起義失敗後遷居中亞的回族華人後裔，現已發展到10萬餘人，人口增長了近9倍。1924年，蘇聯在民族識別、民族劃界時，把他們界定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共同體———東幹族。但他們仍然堅持自己的回族身份，仍喜歡自稱作“回回”“老回回”“中原人”“回族”“回民”。這無疑是中亞東幹族成為海外回族華僑華人的一部分的有力佐證。“主觀認同”在海外華僑華人身份的界定中一直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二、“文化衝擊”與“文化適應”
人類學家哈維蘭德(Haviland)提出:“人們維持文化是為了解決那些與自己息息相關的問題。”南達和沃姆斯(NandaandWarms)說:“文化是人們適應環境、解讀生活的主要手段。”
文化為我們提供了生存、生活的技巧和規則，它使我們的生活變得容易和有意義。我們無法想象，如果沒有文化，我們該如何立足於這個世界。
相比較國內的中國人而言，身居海外的華僑華人對文化有著更為迫切的需要。因為他們深受“文化衝擊”的煎熬。
文化衝擊這一名詞是由人類學家奧伯格(Oberg)最先提出的，在下麵這段話中，他為這種現象作出了詳細的定義和解釋:文化衝擊是由我們失去了所有熟悉的社會交流標誌和符號所帶來的焦慮所引起的。這種標誌和符號包括了我們適應日常生活的各種方式，怎樣定購、怎樣購物、什麼時候回答、什麼時候不回答。這些符號可能是言語、姿勢、表情、風格、風俗或準則，都是我們在成長過程中學會的，並且就像我們的語言和信仰一樣已經成為我們的文化的一部分，我們都依靠這上百種的符號來維持我們內心的平靜和效率，盡管大部分的符號我們並沒有意識到。布瑞斯林指出:“當人們與外部群體成員在其自身的文化中進行麵對麵接觸時就會產生與文化衝擊相關的感受(基本價值觀、信仰和行為方式受到挑戰)。”
因此，旅居海外的華僑華人遭受文化衝擊成為不可避免的殘酷事實。100多年以前，因為起義失敗而逃離到中亞地區的陝甘回族，不會說俄語，不懂俄文，除了伊斯蘭文化外，其餘兩種主流文化———突厥文化與俄羅斯文化對於他們來講是完全陌生的。他們遠離了熟悉的符號，麵臨著不折不扣的文化衝擊。
文化衝擊是殘酷的，甚至是毀滅性的。對於很多人來說，文化衝擊將會表現為抑鬱、嚴重的生理反應(如頭痛或體痛)、憤怒、易怒、攻擊陌生文化，甚至表現為完全的退縮
。對於一個民族而言，文化衝擊甚至可能使整個民族麵臨滅頂之災。文化衝擊可能使其迷失，患上集體失憶症;也可能使其封閉，共同與外界隔離。這無疑都對民族的發展構成威脅。因此，在文化衝擊的U字型發展階段中，“文化適應”迫切地存在著。
胡貝爾和弗魯斯特(HoebelandFrost)認為，文化適應就是個人(成人或孩童)在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情況下，從特定的文化中學到能力的過程
。而對於一個民族或族群而言，文化適應就是一群人的共同學習與適應。當人們麵對文化衝擊時，必定也是身處另一種文化之時。對於這種可能完全陌生的新文化，文化適應要求人們必須從中汲取對自身有利的養料，與自身固有的文化一起，幫助去適應一種新的環境與生活。這種適應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也可能是永久的。“適應”這個詞隻是跨文化交流領域中用來表示這一概念的大量詞彙中的一個，“文化適應包含了另外一些類似但狹義的術語，它們包括從吸收、適應到競爭和調節以及融合”
。
但必須指出的是，文化衝擊，因人而異，也因此為文化適應提供了不盡相同的前提條件。文化衝擊的破壞性與移民群體對移入地區和國家的文化的熟悉程度成反比。因此，華僑華人越熟悉其所在國的社會文化，其所受到的文化衝擊就越小，就越容易進行文化適應。中亞是穆斯林的聚居區，中亞文化是伊斯蘭文化、突厥文化與俄羅斯文化的交織體，伊斯蘭文化稱得上是中亞文化的主流文化。而當時的回族移民大部分都是穆斯林，伊斯蘭文化也是回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相比較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華僑華人，東幹族對所在國的文化具有了天生的可接近性，所受的文化衝擊因此弱化不少。這也為東幹族進行文化適應提供了出口。
文化適應的基本觀點是:大多數人雖然在不斷適應新的文化，但是仍然保持原文化的許多價值觀、習俗以及交流方式
。因此，東幹族一方麵發揮其熟悉伊斯蘭文化的優勢，加強與其他穆斯林的聯係和溝通，突出其共同擁有的伊斯蘭信仰，以求盡快被接納;另一方麵主動接觸突厥文化和俄羅斯文化，並積極吸收其有益的成分，為我所用。東幹族在此基礎上進行了適應性的改變，使其文化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和生命力，得到了發展和壯大。
三、東幹族報刊的內容分析
文化適應有多種方式和手段，而創辦媒體(尤其是報刊)則是海外華僑華人文化適應過程中極其重要的一種方式和手段。華人走到哪裏，華文報刊就辦到哪裏。施拉姆指出，人首先是處理信息的動物。湯普森(Thompson)則坦言，沒有人會否認大眾傳媒的發展對現代社會的文化經驗產生的深遠影響。可以說，正是基於海外華文報刊對海外華僑華人應對文化衝擊、進行文化適應的重要意義，海外華文報刊才被稱為華僑華人社會的三大支柱之一。如果從《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創刊(於馬來半島的馬六甲)的1815年算起，到這個世紀之交，海外華文傳媒已經有了180多年的曆史。這期間，海外共有52個國家和地區出現過華文、華文與其他文字合刊的報刊，累計總數約4000種
。
華僑華人在海外本身就是一個少數群體，而少數民族華僑華人更是少數中的少數。因此，他們在運用傳媒進行文化適應這一方麵不可避免地處於弱勢地位。這一點從國內少數民族傳媒的弱小就可窺見一斑。但東幹族報刊卻成為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在東幹族的文化適應中發揮了作用。有學者甚至指出，東幹族報刊的創立是東幹學形成的標誌。
傳播學奠基人拉斯韋爾在1948年提出了有名的“三功能說”，即大眾媒體具有3個基本功能:①監視環境;②聯係社會;③傳承文化。而對華僑華人而言，聯係社會和傳承文化對其文化適應更顯重要。其中，聯係社會包括加強本移民群體內部的聯係和移民群體與所在國社會的聯係;傳承文化則主要指對本民族曆史文化尤其是其文化核心(亨廷頓指出:“文化的核心包括語言、宗教、價值觀、傳統以及習俗。”)的傳承。《東方火星報》的創立和發展無疑為東幹族的語言文字的適應性改變和民族文化的曆史傳承提供了很好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