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成米壽江
南京回族社區可考的曆史應該始於明代。元代的南京被稱為建康路。下統錄事司(今市區城南一帶)和江寧、句容、溧水、溧陽五縣。明初，“路”雖然已不存在，但縣治基本未變。據《金陵至正新誌》記載，至元二十七年，錄事司、江寧、上元三地共有163戶色目人，當時回族隻是色目人中的一個民族，即使回回戶占色目戶的1/3其人口也不足千人。可是到了明初，南京回族人口大增。據明顧起元著《客座贅語》記載，明萬曆二十年江寧縣戶籍總數3239戶，其中回族人口為9230人，而萬曆戶籍與洪武初年相比，已“十不逮一”即不到1/10。以此推算，洪武年間南京僅江寧就有回族人口近10萬，如果加上其他縣，南京的回族總人口數量就相當可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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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南京回族如此集中的時間並不長，很快就開始了大分散。其中有的隨同軍隊西征，有的隨永樂皇帝遷往北京，更有一批人因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轉移而自行分散到其他地區。現散居在甘肅、青海、廣西、雲南、湖南等地的一些回族，不少人都根據自己的宗譜或世傳，稱自己的先輩原籍南京，分別是由於上述原因在明代流往異鄉的。明初回族在南京大集中的時間雖然很短，但與其他東南沿海城市相比，仍然是回族人口最為集中的城市。此後，由於各種曆史因素的影響，南京的回族人口一直穩定在2萬～3萬人，1936年南京回族人口曾一度達到6萬人，但隨著八年的抗日戰爭和四年的解放戰爭，回族人口又再次減少。新中國成立時，南京的回族人口已經下降到2.38萬人。1949年以後，南京回族人口增長顯著，現在已有8萬多人，占整個江蘇14萬餘回族人口的一半以上。其回族人口的數量，仍然排在東南沿海各城市的前列②。
南京回族與中國所有其他大都市的回族一樣，在城市的總人口中占的比率不大，長期生活在“大雜居，小聚居”的環境中。所謂“大雜居”，是指南京到處有回族居住，所謂“小聚居”，是指南京回族又相對集中在城南扇形地域，即以七家灣為中心，東到夫子廟，南到中華門，西到水西門，北到新街口的這樣一個範圍之中。其中南京七家灣是規模最大的回族社區。長期以來，它以伊斯蘭文化為社區居民的共同價值取向，對社區的經濟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文化傳統、組織方式、民族和文化的認同等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並維係著族群和社區的文化邊界，保護著這個共同體的文化不被異質文化衝擊和同化。它是南京回族及其文化繼續存在和得以傳承的重要標誌。然而，近年來，隨著城市現代化的發展，南京回族社區呈現麵積不斷縮小，回族文化的影響力不斷下降，甚至回族的民族認同感也呈現出不斷弱化的趨勢，引起了族內許多人的憂慮。特別是具有回族社區文化代表意義的七家灣的“拆遷”，更是使人擔心，曾經有過輝煌曆史的南京回族文化會因此走向衰落嗎?
一
實際上，七家灣的拆遷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隨著國家商品房政策的執行，七家灣臨近新街口的地緣優勢吸引了大量的房地產開發商，而七家灣社區是一個老社區，基礎設施年久失修，缺少公用廁所和下水道，道路高低不平，沒有路燈，電線老化，不通煤氣，不僅影響城市整體形象，而且阻礙廣大回族群眾生活質量的進一步提高。因此，成了城市改造的首選對象。七家灣地區地處南京市中心，新開發的商品房售價較高，而七家灣的回族居民大多並不富裕，出於無奈，隻得選擇離市中心較遠的茶西地區購房。1997～1998年，七家灣迎來了曆史上最大的一次“拆遷”，七家灣回族社區的“核心地段”消失了，200多戶回民的住房，連同社區內原“大輝複巷女學”建築一同被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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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大規模的“拆遷”，一方麵極大地改善了七家灣地區回族的居住條件，另一方麵也拆掉了曆史上留下來的特有文化社區。我們很自然地要問一問“七家灣回族社區”為什麼會在都市化的浪潮中消失?而且消失得那麼平靜呢?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麵的，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回族賴以生存的經濟生活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根據《南京回族伊斯蘭教史稿》記載:新中國成立以前，南京回族以從事商業和服務業為主，在珠寶玉器古玩和餐飲兩類行業中占有重要地位。外界所說的“回回識寶”和七家灣回族群眾形象的順口溜，即“賣雞鴨、宰牛羊、跑經濟、串五洋(百貨)”是對當時回族經濟生活方式的真實寫照。新中國成立初期，南京回族經營的珠寶商店有80多家，棉紗五洋商店800多戶，牛羊戶98戶，牛肉店150戶，雞鴨行70戶，鹵鴨店180戶，糧食行、八鮮行、水果行50戶，中西餐廳100多家，此外還有炒貨店58戶，茶社60多戶。如不發生戰亂，一般來說他們的生活較為寬裕，而那些數量眾多，靠經營小吃和小手工業為生的回族群眾能夠維持溫飽生活就很不錯了。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是那些靠撿垃圾、拉人力車、當搬運工等養家糊口的3000多回民。
1956年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七家灣回族宰牛業、皮革業除一部分關閉外，絕大多數走向了合作化道路。全市回族中從事飲食業的589戶，從事販菜、販魚、販鮮果、販鹵菜的476戶，以及從事舊貨業(包括挑高籮、收破爛)251戶，小手工業486戶等，總計1802戶皆成立合作社或合作組。而那些原來以出賣苦力且難以維持生計的底層回族群眾則成了有固定收入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和建設者。他們普遍得到了安定、溫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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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國家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七家灣回族群眾的經濟收入也逐年提高，那些工作單位好、經濟收入高的回族家庭，為了改善自己的居住條件，主動外遷，導致社區內回族居民逐年減少。隻有那些經濟收入低、無力換房的回族群眾依然留在七家灣。白友濤先生所著的《盤根草》裏對當時七家灣187戶回族戶主的職業狀況作了統計，約30戶為離退休職工，100戶左右為各類工人、營業員、公交車司機、京劇團工作人員等。據調查，大麵積拆遷前的七家灣社區，共有60～70戶低保戶，其中回族就有29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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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經濟生活方式的改變，使回族群眾對社區的依賴性越來越小，改善住房條件，提高生活質量，成為主動遷出回族社區的內在動力。
第二，回族社區組織形式的變遷。南京傳統的回族社區主要有兩種基層社會組織形式:一是清真寺宗教管理組織;二是行業公會。清真寺宗教管理組織，由社區每個家庭中的男性長者民主協商選舉產生，這些人被稱為“鄉老”，他們宗教信仰虔誠、為人正派、辦事公正、熱衷於公益事業，並且有一定的社會活動能力和辦事能力。清真寺“管理委員會”義務管理清真寺的公共財產和公共事務，包括阿洪的聘用、任免，清真寺的修葺，經費的籌集與使用等。所謂“行業公會”，實際上是回族同行業的“經濟自治組織”，其組織一般設在清真寺，如民國時期，南京草橋清真寺裏設有“宰牛業公會”“皮革業同業公會”;內橋灣清真寺設有“糯米食品業公會”和“廚業同業公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