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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林的解釋盡管令人沮喪但卻讓人信服，也啟發了本文使用“無界鄰裏模式”與之對應，以現代性的國際視角思考20世紀90年代以來城市回族居住空間演變的價值問題。
首先表達的一個觀點是，本文認為拆遷改造的城市回族社區，被改造的僅僅是錯落聚集的民房，被利用效率更高的住宅小區取代，而原來社區中心的清真寺並沒有變化，它所起到的民族社會化、公共生活等功能沒有受到削弱，某種程度上還在加強，這從拆遷後上寺做禮拜的人數沒有發生改變，甚至有所增加可以證明。因此，被改變的隻是傳統社區的鄰裏關係，從原來的“熟人社會”變成陌生化的社會，而這正是現代城市的必然現象。人們生活在條件優異、私密性很強的居民小區的私宅之中，互不幹擾，同時互相尊重，並不過問鄰居是誰，做什麼營生，等等私人的事。不同民族共處一區，卻並不感到有什麼不便，於是很自然地形成“無界鄰裏模式”。
所謂“無界鄰裏模式”，指的是回、漢兩族間，在保留各自民族生活習俗、文化的同時，互不妨礙地共處或共享同一處城市社會空間的現象。“無界”指生活空間上沒有邊界而不是兩相同化;“無界”指社會交往上平等融洽而不是相互隔離。這個模式的直觀表達為:
這個直觀圖表示“無界鄰裏模式”的三種情況，圖3－1指回、漢族共享一個城市的每一處空間，如銀川市的城區最為典型，幾乎每一個住宅小區都有回族，不管是高官社區、“富人區”還是普通市民社區。民族間沒有邊界。圖3－2指一些城市回族傳統社區改造後，回遷的回族與其他民族共享同一空間區域，如呼和浩特回民區，回族居民占到50%，而另一大半是蒙古族與漢族。他們之間也是“無界”的。圖3－3指一些城市回族主要分布在幾個區域，而區域內回、漢族之間的居住是“無界”的，如北京的牛街和其他的回民相對集中的地方。從後兩個類型中，我們很難找到哪個樓宇純粹為回民居住。說明城市回族社會空間演化成普遍的“無界鄰裏模式”，對此結果的價值分析人們可能各有傾向，但至少沒有出現歐美發達國家城市中族群隔離的消極現象，也沒有出現少數民族貧民窟。這一點至少是發達國家無法做到的，應該特別加以肯定。
那麼，按照謝林的“有界鄰裏模式”，城市族群的隔離幾成定律，我國的城市族群又是如何超越這個規律的?
下麵嚐試提出幾條理論解釋，並結束本文。
第一，空間的社會性向生產性轉變。這是市場經濟體製帶來的必然變化，城市是經濟的發動機，它表示城市的理性化要求再造城市景觀以及公共產品，同時城市需要重新生產不同空間滿足人們的不同需求。說明城市傳統空間必然發生變化。
第二，城市社會空間的分化與社會階層的分化同步發生。先富起來的人、社會有身份的人，要求並且能夠自由地選擇與他們身份(地位)相配的空間，而這種空間適時地被提供出來。這是“微觀動機”即個體驅動的結果，是超越“謝林模式”的關鍵。而美國有社會階層(不同民族)的分化與空間的分化不同步，另外郊區化導致的“空間錯位”現象尚未在中國發生。說明我國城市居民空間差異度不高，不易發生隔離現象。
第三，回族的社會分化與漢族的社會分化同步發生。兩個民族分化成富人的比例、社會高層的比例基本相同，甚至少數民族略高(如有大學文憑比例)。如果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居住在不同的社會空間中，那麼不同民族的人口也必然相應地在不同空間中正態分布。說明不可能產生“隔離”。
第四，曆史上並沒有留下“隔離”的城居傳統。雖然圖2列出傳統城市回族聚居的三種典型形態，但是即便是聚居類型，也無法在統計學上證明哪個社區100%地由單一民族構成，即便為100%也是特例;更為重要的是聚居空間並不是“社會牢籠”(socialc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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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與不同民族交往密切。自新中國再組織化成單位製後，則形成與各族共享同一空間的新傳統。說明傳統城市中雙方保持有界卻並不是隔離，因而在曆史記憶的結構中並沒有沉澱構成發展新的共享社會空間模式的障礙，而單位製奠定了“無界”空間的基礎，構成演化成新形態的“路徑”。
綜合上述，我們確認“無界鄰裏模式”必然成為當代城市回族社會空間形態的穩定的均衡點。因為社會的演化過程是取決於路徑(path－dependent)的，因此即使在未來的進程中，這個已經建立起來的模式，也不會發生根本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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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