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城市回族社區研究的簡單回顧
回族學對城市回族社區展開的集中、大量的研究共出現過兩次，第一次在民國期間，第二次則在當代。每一次都掀起了學術熱潮，而激發兩次研究的深層動因都與現代化的啟動有關，因為我國現代化不是由“內緣”方式通過累積進化漸進發生，而是在外力壓迫下被迫啟動，準備必然不足，結果必然遭遇傳統與現代兩種價值的斷裂性衝突，呈現出曆史進程的跳躍性和曲折性。斷裂中的選擇是痛苦的但又無法回避。而這種斷裂性首先發生在城市，於是城市就成為關注的熱點並進入學術視野。
民國期間回族學者對城市回族的研究主要包含城市回族社區的普查和對城市“清真寺”的普查，不但開創了城市回族研究的新領域，也為今天留下了極其珍貴的資料。
民國期間城市回族社區研究持續的時間很長，基本上從辛亥革命之後，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一直到新中國建立前，在30多年中，有目的地對全國各地大小城鎮的回族和宗教寺院、行業結構、文化教育等社會生活進行全方位的記錄、研究。在這次城市回族社區研究中，參與的研究群體廣泛，包括回族學術大家，如白壽彝、金吉堂、楊誌玖等學者，也吸引了漢族重要學者如陳垣、顧頡剛，還吸引了大量回族宗教領袖、社會賢達、文化名流和學生如王靜齋、馬以愚、王夢揚、穆以剛等等眾多人士。當時的研究多采用普查式的方法，實際上屬於社區調查研究，這些研究體現了客觀、全麵、細致和公正的現代科學學風，同時又通俗易懂，文風樸實而又具有可讀性，即使現在讀這些文章也覺得娓娓動聽，興趣盎然，不忍釋手。
僅就學術價值而言，城市回族社區調查研究為現代回族學留下了珍貴的資料。我們知道，中國近代過程，從晚清到民國再到新中國建立這100多年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大變革，在大變革中，傳統的社區、生活方式甚至空間人口、文化等大多已麵目全非，若不是城市回族社區調查為我們留下的記錄，現代學者根本無法還原這些活生生的人類生活史。因此，怎樣評價民國期間的城市回族社區調查研究都不算過分。
曆史在巨變中又過去了50餘年，在這些年中，一方麵，各地城市回族被重新組織進機關、廠礦、單位之中，並隨著這些工作地點的變化住進了簡易房、筒子樓、單元樓，組成了社會主義大家庭式的“單位製”城市社區;另一方麵，舊社會留下的傳統社區還沒有完全消失，社會生產力尚未發達到消滅這些低效率的城市空間組織和結構的能力，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城市回族傳統社區雖然發生很多變遷，但仍然保留著基本的傳統構架。
到了20世紀80年代尤其20世紀90年代以後，社會進化的鏈條再一次發生劇烈斷裂。指向現代化價值訴求的新的城市化運動，在“中心城市”“花園城市”“國際城市”等理念的帶動下，進行著舊城改造、新城區建設，背後則是大量的推倒重來式的拆遷，給傳統社區帶來了毀滅式的破壞。城市化標注的與傳統的斷裂是快速飛逝和全方位的，這種斷裂正如吉登斯分析的那樣，曆史斷裂特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斷裂的程度，現代性所導致的變遷的絕對速度，其激烈程度是以前的變遷無可比擬的;二是斷裂的範圍，當全球的各個角落都開始與其他地區發生聯係時，社會變遷的浪潮實際上席卷了整個地球;三是由於現代製度的特性，導致在“許多關鍵方麵，現代製度與前現代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的所有方麵都是不連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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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回族傳統社區的命運牽動著原住民的關切之心，也深深牽引者回族學者的關心。由此引發了學術界第二次城市回族研究的熱潮。
據筆者所知，當代回族學對城市回族社區的專門研究起步較早的有馬宗保，他在1994年發表《試論回族社會的“坊”》，之後有李健彪的《“回坊”文化概念的界定和研究範圍》(1998)，朱崇禮《關於西安回坊改建的設想》(1998)，水鏡君《中原回族社區水南關的發展與變遷》(1999)。2000年以來，城市回族問題研究吸引了眾多學者的參與，成為回族學中的熱點，甚至成為代表主流的話題。
回顧最近10年來的城市回族社區研究，呈現以下特點:第一，研究對象處於急劇變遷中的命運牽引出對民族文化走勢的強烈關注;第二，隨著時間的推移，參與的學者日益增多，成果越來越豐富;第三，研究者層次高、起點高，大多為近10年來接受正規學院派訓練並獲得博士學位的本民族年輕學者，其中許多人以城市回族問題撰寫博士學位論文;第四，研究者對西方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的理論和方法有較好的修養，並且引入研究之中，不但豐富了回族學的研究領域，也在一定程度上把回族研究對象提升到主流學術話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