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而易見，這種無可奈何的生活洞觀態度，主要源自那種由周圍生活所造就的生活經驗，而不是如某些論者說的，新寫實小說的思情動因是受了西方文化哲學或現代主義思潮才發生的。實事求是地說，這裏又將涉及到“創作一世界觀一生活現實”的判斷模式問題。這的確是一個老而又老的模式，一個為現代文學評論家不屑提起的模式。這是事實。但另一個事實則是，至今為止的形形色色的文學理論批評體係，以及與各種體係相關的五花八門的旁門支脈，直至以現代主義麵目出現的一係列理論批評建構，誰也沒有擺脫這個模式的大範圍。尤其是在論及具體的創作現象及其發生原因時，誰也不能對創作主體的經驗、心態、情緒、思維方式及知識結構之類的問題視而不見。當然，我們還不能簡單地把作品中的敘述者與實在的作者當作一回事，但不管怎樣說，因了敘述者的無可奈何的普遍性，也就可以感受到作者所擁有的那種對於生存景況持無可奈何的洞觀態度是可靠的事實了。所以，關鍵還在於作者對於現實的生活世界（包括作者自身的周圍生活）的看法與體驗。這就是“世界觀”的意義。新寫實小說的描寫格局都比較狹小，內容也比較世俗與瑣碎（但還不能認為是缺點），這就注定了小說中的感歎將更多地源自作者自身與生活現實的精神碰撞―中國人的生活現實究竟怎樣？關於它的全麵闡釋不可能在這裏進行，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國人連同自己的生存環境（社會）正處在急劇而不乏痛苦的嬗變過程中。黑暗、腐敗、落後、貧困、僵化之類的情景是存在的，但光明、進取、開放、熱情、堅忍不拔、充滿活力、富於理想與憧憬之類的狀態也是存在的。其複雜性與豐富性，大概是任何曆史時期都無法比擬的。從這一意義上說，新寫實小說的洞觀視野或精神碰撞區域，便顯得有些單調與局限，甚至往往被染上一種沮喪的小家子氣。盡管在我看來，諸如《煩惱人生》之類的一部分小說仍然可以被稱為優秀的作品，但令人擔憂的是，倘若新寫實小說都以無可奈何的生活態度洞觀現實，並使沮喪頹唐的感歎與尷尬蔚然成風於小說之林（實際上已經出現了這種趨勢八那就不僅可能使小說失卻最基本的存在理由，而且也可能使小說創作落入自我重複、自我趨同的窠臼，或使創作群體步入某種可悲的一哄而起的泥淖。其實，我們已經在池莉、劉震雲等一些作家的小說創作中看到了這種苗頭，至於其他亦步亦趨的創作景況，那就更值得引起創作者們的自思自慮了。
新寫實小說描寫了許多被世俗生活擊倒的角色一作為人物形象，這些角色大都被最實在的生活折磨著、摧殘著、壓抑著；他們無可奈何，往往屈從於現實的強大力量；他們忍耐著，極力消解自己的個性，並以此適應環境而謀求不甚光彩的生存出路……倘以當今的生活現實為參照，這些角色及其環境所體現的“現實”，自然體現著它的某種“真實性”。但我們絕不能重複“生活是這樣的”或“生活是那樣的”老調子，而所謂的“真實性”也不過是一個搖搖晃晃的概念，它承擔不了衡量作品藝術質量的終極任務。所以說，這種角色及其環境盡管是真實的，但這種真實之中還包含著另一種真實：那就是這些體現作品的情調或趣味的角色，程度不同地傳達著某種處世的消極性——可以說，這是我們這個特定的社會轉型期的“時代病”，它同樣是一種妨礙社會進步的消極因素：之所以說它是“妨礙”，那是因為這些“時代病”患者缺乏一種抗爭精神，一種擺脫困境的堅強意誌，一種經常可以在新時期小說中領略到的積極奮進的風采。令人遺憾的是，不少新寫實小說在這兒選擇了一種認同消極的態度。作為人物刻畫，那種煩惱人生中的消極處世，那種生活道路上的無可奈何的忍耐或堅守屈辱，那種個性受到磨損與摧殘時的束手無策的尷尬，或許可能成為一種人的生存處境的概括，或一種“人性現實”的活生生的圖像一你可以說，“人的景況”就是這樣，別無選擇，但即便是如此，人們同樣可以說，你的選擇呢？或你也傾向於“別無選擇”嗎？於是還可以說，既然這個世界沒有出路，那你的存在意義呢？或你的小說創作還有存在的必要嗎？不言而喻，從我們的周圍生活到整個人類的生活，或者是從你的景況到他的景況，不盡如人意是一種事實，但人們一直在同這種不盡如人意的景況抗爭著，否則也就難以相信這個星球上的人類還在不斷進步。因此，創作之於生活中的消極因素，描寫（作為對象）是一回事，是否認同則又是一回事一而那種既描寫又認同的思路，無疑是不可取的。我一向認為，劉震雲的《單位》、《一地雞毛》等幾部小說是相當出眾的，那種對於小公務員式的小幹部的刻畫，可以說是達到了惟妙惟肖活靈活現的逼真境地。特別是人物的心力交瘁、疲憊不堪，乃至無可奈何的順應與被改造，都體現了現實生活的某種原生態或原模樣，且不乏思情方麵的深度與啟迪情智的審美價值，但也不可否認，因了敘述者（也或多或少地體現了作者）的某些生活態度方麵的消極因素，以及這種消極因素與人物的消極因素的“合流”，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藝術力量。不過，這並不是要求作者筆下的主人公非要去與生存環境拚個你死我活，或者給作品編造一個光明的或進取的尾巴，我的意思僅僅是，描寫消極的東西是無可厚非的，而且應該成為小說創作的重要描寫對象或擁有很高審美價值的悲劇性內容，但創作者在感悟與傳達這種消極的東西時，則不可采取認同的態度，即不能在精神上以消極看待消極，或以無可奈何的消極理解來概括無可奈何的生存狀態。我們應該在觀照或審察的過程中保持一種主觀的獨立性，一種對生活負責的自主意識。
可以認為，流行於新寫實小說創作中的這種往往以無可奈何的情緒形態出現的消極因素，大都是因了信仰危機及價值觀念問題而造成的一一作者、敘述者、作品中的人物，無一例外―當然，這裏主要談論作者的情狀。但需要指出的是，這裏所說的“信仰”主要是生活信仰一它可以包括政治信仰，但又不僅僅是政治信仰。對於一個作家來說，特別是對於那些以貼近底層生活景況為能事的新寫實小說的創造者們來說，可靠而堅實的生活信仰顯得格外重要。無論如何，一個作家要想創造自己的文學氣候，但又缺乏一種始終如一的生活信仰的支撐或激勵，那他的道路將會是暗淡而無望的。新近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加勒比海詩人沃爾科特曾這樣表達過他的生活信仰一他說他始終忠於三種東西：即他所生活的加勒比海、英語、他的非洲血統。於是，他歌唱加勒比海的美麗風光，追憶黑奴的痛苦過去，以及西印度群島人背井離鄉的淒慘與悲涼。他說，壯麗的詩產生於對民族的愛、對祖國的愛、對世界的愛。也正是這樣的信仰，才造就了他的文學創造的輝煌。這僅僅是一個例子。因為就傑出作家的創造景況而言，幾乎都是如此。但新寫實小說的一些作者，所欠缺的正是這樣一種鮮明、淸醒、堅定的生活信仰。也許，其中的一部分作者也熱愛生活、熱愛自己的民族、熱愛生活在底層的那些平民百姓，而且也同情他們的種種不幸的或不如意的際遇，並衷心希望他們能夠實現自己的理想……但真正的自覺者又有多少呢？實際上，我們通過作品可以感受到，不少作者的生活信仰經常性地處在遊移不定的混亂之中，且自覺不自覺地把這種“混亂”轉化為作品的傳達內容。在我看來，產生這種“混亂”（即我所理解的“信仰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但最值得引起注意的，則是價值觀念的莫衷一是一社會轉型期的前所未有的生活變化：舊的觀念被懷疑、被推翻，新的觀念被肯定、被崇尚，原先的秩序受到了顛覆，而新的秩序尚未完整建立。一切都處在探索或重新確定的晃動之中。而在這樣的曆史時刻，人的價值觀念的莫衷一是，本來是可以理解的；但以這種理解來原諒一個作家的感受力與判斷力的紛亂，又有點兒降低了小說創作的要求。因為我們看到，這種在價值觀念上所呈現的莫衷一是，已經給創作質量帶來了明顯的折損或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