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折損或傷害是多方麵的，而且互相聯係或互相成為原因。譬如說，由於價值觀念的紛亂，也就可能缺乏對於瑣碎複雜混濁的生活細節的選擇，於是采取和盤托出的方式，原生態或原模樣倒是有所留存，但作品或多或少地向著“流水賬”傾斜了。在新寫實小說領域，如“流水賬”一般的作品，或那種描寫少有裁剪取舍而一瀉千裏的作品，實在是不在少數。可以肯定，這並不僅僅是一個寫作技巧的問題，而是或更主要的是一個作家之於生活是否擁有深刻可靠的感受力與判斷力的問題，而這方麵的悟性與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與作家的價值觀念聯係在一起的一一價值觀念的莫衷一是，也就可能導致藝術感覺的紛亂，導致小說敘述於內容選擇上的紛亂，其結果就是“流水賬”一般的傳達，就是乏於概括與凝聚的雜遝瑣碎。而一部分新寫實小說在感受生活、把握生活與傳達生活方麵所出現的這種弊病或缺憾，勢必會影響到構成作品質量的諸多重要因素的最終實現一如小說的題旨（究竟要表達一些什麼久又如小說的底蘊（隱含了怎樣的深層寓意或“言外之意”或“弦外之音”）。題旨與底蘊雖說無法分離而總是融為一體，但兩者還是存在一些區別的：它們都體現作品的主題，但所呈現的層麵形態不一樣，前者直接而有限，後者間接而無限（我曾認為《狗日的糧食》在質地上要比《犯人李銅鍾的故事》更厚重更富有意味一些，其原因也在這裏，盡管這兩部作品都與糧食、與過去的歲月相關卓越的新寫實小說之所以“卓越”、之所以“新”，其要義也在於：它們一方麵是充分寫實的，並在接近生活的原生模樣及原汁原味方麵，竭力創造著一種不同於以往的小說敘述語言，而另一方麵，又嚐試著營構一種新的小說敘述形態，那就是不僅具備新鮮獨到的題旨，而且在底蘊的謀求上努力實現某種富有意味的境界。但在實際創作中，要真正達到這種藝術目標是很不容易的。就如我在上麵談到的，這不可能僅僅是藝術技巧的問題；事實上，由於價值觀念的莫衷一是而帶來的生活體驗及敘述構造上的紛亂與雜遝瑣碎，也就不可能合審美目的性地產生新鮮獨到的題旨，更不可能實現那種深層麵的富有“弦外之音”的意味或境界了。這正如我們時常讀到的一些新寫實小說，敘述生動細膩，描寫的真實程度可以使人如臨其境，而在傳達情調上也很親切，且很能喚起讀者的某種思考或同情，但最終的印象卻與讀者的整體期待相去甚遠，並不能不使人產生出一種疑問，即這部小說究竟傳達了一些什麼，而在實際上，作品對於紛繁複雜的生活也的確沒有做出某種（或某些）令人信服或使人震撼的解釋：生活中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作者自己也處在一種混濁而茫然的不自覺狀態中。
在這裏，我想談論三部中篇小說：裴建平的《季節深處》、池莉的《白雲蒼狗謠》、方方的《行雲流水》。應該說，這三部小說還是值得稱讚的（已分別為1992年的《小說月拫》、《中篇小說選刊》轉載欠但其中的缺憾也十分明顯，而這些缺憾在某種意義上已成為相當嚴重的“流行病”態勢了。《季節深處》作為（或類似於）新寫實小說，其刻畫及敘述情調的掌握，可以認為是相當出色的，它描寫了兩對男女（兩個小家庭）的“角色換位”，寫得很細膩、很逼真，也很可信。其實，這類題材無論如何回避不了諸如道德觀念、婚戀觀念、家庭觀念之類的生活觀念的挑戰，盡管你的題旨並不是為了“觀念”，而是為了表現“人的感情”，或為了傳達人性的弱點及人的與生俱有的痼疾。但這部小說卻在最值得刻畫與展現的時刻，卻大都一筆帶過了。不知是作者的故意回避還是自覺放棄，反正使人感覺到了作品於生活觀念上的某些混濁與紛亂，似乎一切都是合理的，而合理之中又大量描寫了主人公們的精神煩惱與情感痛苦，並把他們推入莫衷一是的兩難境地。小說所描寫的婚變，雖不能因其普通乏味而說它毫無意義，但要把那種可能的意義轉化或拓展為審美價值，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一尤其是敘述者的某種認同態度，使這個故事產生了文學意義上的局限性，而且或多或少地抹上了些許“流水賬”的色彩，以至當小說的故事發展到結尾時，敘述者竟讓兩位男主人公在一次巧合的意外車禍中全部死亡。這種與充分寫實的整體傳達極不吻合的戲劇性終局，又一次因生活觀念的失衡而使作品意義受到損害。於是讀者可以說，這是一部很生動很真實但又缺乏“意思”的小說。
池莉的《白雲蒼狗謠》以一家“流行病研究所”為具體背景，描寫了一群各式各樣的人的爭權奪利，那種無聊的傾軋、下作的糾纏，那種跳梁小醜般的爾虞我詐，使人感覺到那家“流行病研究所”中沒有一個“好東西”。那麼，“好東西”在哪兒呢？應該是什麼模樣的呢？這大約連敘述者自己也不得而知。就池莉的《白雲蒼狗謠》而言，還不能說作品中失卻了某種生活觀念的參與，但參與的紛亂及洞觀的消極性（特別是在人物透視方麵），卻是一種事實。因而讀這部散漫的作品所可能給人留下的，除了一種蠅營狗苟的圖像，或一種毫無希望的沮喪外，便是一種不滿的宣泄了。所以這部作品的題旨與底蘊，無疑是遜色於《煩惱人生》。《煩惱人生》因了印家厚這個“中心人物”的性格開掘，著實揭示與體現了一些頗具廣泛意義的深層內涵。現在來談方方的《行雲流水》。這部中篇小說的故事是圍繞一個大學知識分子家庭的兩代人（夫婦及兒子女兒）的生活瑣事展開的。方方的自我認識很坦率，她說，關於《行雲流水》，“很難說我寫出了什麼深度、什麼關鍵或說寫出了真正的心態和思想，隻有一句話可以肯定地說：這一切都是真實的，非常非常真實的。”（見《中篇小說選刊》1992年第2期）但“真實”這一招數的確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救文學，因為“真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主觀判斷的結果。而主觀判斷又很必然地與生活信仰及價值觀念相聯係。方方的這部小說與其說是真實，還不如說是敘述者操持了一種真誠而焦灼的創作態度。但這種態度也不可能從根本上使作品進人一種美學境界。可以感受到，作者對於小說中的主人公所懷有的感情是極其複雜的，以至複雜到了難以把握的地步一作者也承認：“許多大學教師卻一邊刻苦地工作又一邊惶惑著不理解自己麵對的現實，我亦如此。”（同上）不言而喻，這是一種價值觀念的紛亂或莫衷一是所造就的生活理解的尷尬狀態。也正是這方麵的原因，所以才出現了在刻畫兩個主要人物（中年知識分子夫婦）時的搖晃與遊移不定，以至於使人感覺不到人物性格究竟要傳達一些什麼。其實，《行雲流水》所傳達的主人公的性格內容，存留某些應該批判的東西，譬如偃化、迂腐、守舊、落伍等。這樣說也許有點兒殘酷，因為他們畢竟辛辛苦苦地工作著，甚至蒙受著某種屈辱與奚落。然而在小說中，作者正是以一種廉價的善良及同情來判斷與理解社會轉型期的嚴峻而無情的生活現實的，特別是，這種洞觀生活的紛亂情緒一旦與紛亂的價值觀念結合起來，那作品僅僅滿足於現象的真實描摹，而在思情寓意方麵顯得稀薄的缺憾，也就變得不可避免了。很明顯，這裏所凸現的問題，自然不僅僅屬於方方，而且也屬於正在發展變化中的新寫實小說創作。
我在前麵已經粗略地談到了新寫實小說的一些特點及傳達上的一些長處，但這些特點或長處都具有某種隱伏的“危險性”，因而對於分寸的自覺把握便顯得格外重要。譬如，它的寫實形態所擁有的那種竭力接近生活原生模樣或原汁原味的品格，就很容易因失誤或失度而成為照搬生活的平庸與膚淺，以至雜遝瑣碎地講了一個故事，最終也就是一個空泛陳舊的結局。
無論是劉恒、劉震雲，還是方方、池莉，他們的某些作品也沒有逃脫這種可悲哀的命運。當然，文學界也不可能指望作家的每一部小說都是出色的佳品，但問題的提出也不可能是毫無意義的。還是那個並不新鮮的觀點，對於作家、作品，以及由此而構成的小說現象的判斷與評價，其真正的價值還不僅僅在於判斷對象或評價對象本身一重要的是，你的判斷與評價闡釋了一些什麼：過程往往比目的更富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