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的中國小說走過了“傷痕小說—反思小說—尋根小說—先鋒派小說—新寫實小說”的道路一這種軌跡的描述固然過於簡略了一些，其準確性與科學性也大可懷疑，但它還是隱隱約約地勾勒了八十年代中國小說的某種發展側麵及其文學倡導的推進線索，而這裏所顯示的意味也是耐人深思的。特別是“先鋒派小說”的困頓，不能不是一種切切實實的提醒：究竟誰是“先鋒”？究竟怎樣的小說才是“先鋒”？“先鋒”是相對矛盾重重的社會生活而言，還是相對藝術傳達的方式或新的藝術因素而言？倘若社會閱讀感受不到傳達的內在意義或某種傳達的可能性，那“敘述革命”的價值就值得懷疑了。所以我以為，麵對那種人人都可以感受到的社會現實，某些“先鋒派小說”不能不給人留下一種“無足輕重”的印象。而與“先鋒派小說”同時或稍後一些的“尋根小說”、“新寫實小說”（如韓少功、賈平凹、馮驥才、劉恒、劉震雲、莫言、苗長水、葉兆言等的一部分作品），卻引起了社會與文學界的注意一這同樣是一種耐人尋味的文學現象。
無論是“先鋒派小說”還是“尋根小說”、“新寫實小說”，都可以使人想到當年的魯迅與英美派學者或作家的衝突。衝突的原因是什麼？我想主要是在對於文學與社會的關係所持的不同態度方麵。魯迅對於那些漠視社會現實而鑽進“象牙之塔”的文學趣味，始終持一種猛烈抨擊的態度。魯迅的現實主義文學精神，與後來成為小說大家的茅盾、巴金、老舍是一致的。而在今天，中國的社會現實盡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中國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位置依然是令人憂慮的問題，這就不可避免地使現實主義小說麵臨一個繼續與民族利益、社會進步保持密切關係的實際問題一我們的文學應該做些什麼？難道僅僅是“敘述革命”嗎？毫無疑問，現實將無情地嘲弄那種企圖做“純文學”美夢的創作態度。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為了回到那個“反思文學”的時代甚至是“批判現實主義”的時代，但基於人類命運思索的文學批判精神，將永遠地與現實主義相關一也完全可能與非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小說世界相關。
但現實主義的小說創作，畢竟具有自己特別的光輝前途，可以相信，隨著時代的變化，現實主義小說家的自身素質也將大大提高一這是中國現實主義小說前景的至關重要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