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如此，周梅森的戰爭描寫仍然試圖掙脫內容方麵的羈絆，其標誌則在於：他竭盡全力地試圖寫出戰爭狀態一即：“大碾盤”中的處於“絕境”狀態下的人的存在或人性存在的真實：他的力量幾乎都集聚在這裏，並於此而揭示戰爭真諦：那就是，戰爭究竟是什麼？人在戰爭中到底處於怎樣的景況？也正是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周梅森的戰爭小說與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那些同類題材小說的重大區別。顯然，這決不止於題材選擇的不同或描寫傾向的不同，而是審美曆程的“質”的不同，或思情容量與寓意覆蓋麵的不同。
戰爭生活之於人或人性的存在，在周梅森小說中至少有兩種傳達形態：一是人或人性的“顯影”，二是人或人性的被扭曲。為了實現這種藝術企圖，周梅森總是把他的人物推到戰爭所製造的深淵之中，而且是那種走投無路而必須抉擇的生死邊緣（也就是上麵所說的“絕境”）。在周梅森的觀念中，也許人隻有到了這種瀕歸滅頂之災的最後時刻，人性的真實內容及全部奧秘才可能獲得自然而然的揭示。《莊嚴的毀滅》與《國殤》的主人公，雖然具有軍人與民族資本家的差別，但他們的處境卻都是一樣的：他們都處在不得不抉擇的重要關頭。而作家正是抓住了這一“人性顯影”與“人性扭曲”的契機，從而淋漓盡致地傳達了他對於人與人性的存在狀態的理解。這兩個人物―章達人與楊夢征都以自殺而告終，但這裏的“告終”卻是一個痛苦而艱難的過程，其中包孕了無限的生命經驗與複雜的人性內容：正義的、自私的、堅強的、懦弱的、光明正大的、不可告人的、理性的、本能的，當然也囊括了那種民族自尊與生存欲望的衝突，等等，而“自殺”所標示的精神崩潰，其本身就是一種戰爭擠壓下的人性的扭曲，但自殺又不能不是一種表達“血氣”的特殊方式。也許在西方人的目光中，章達人與楊夢征都有一些不可思議的地方，但隻要把他們視作東方文化傳統與東方曆史生活的精神體現，那他們在戰爭這一“大碾盤”中的存在狀態，則是一種充滿了人類意味的真實。
《軍歌》所描寫的國民黨軍人生活，是中國小說中鮮見的戰俘生活。戰俘們作為人而又以非人的方式存活著。他們中有敗類、也有唱著“軍歌”的人一盡管他們被戰爭的“大碾盤”拋入了地獄。這部小說通過、種特殊的生活內容，充分地描寫與表現了人性的善與惡，以及那種生存欲望驅使下的勇敢與懦怯，那種變態的扭曲與絕望的衝動。毫無疑問，這部作品所描寫的那場地層下的騷亂、實際上是一種人性的自我肯定與自我批判一就像那首殘缺的軍歌。人們從這麵塗上了特定文化色彩的、蠕動著生命的鏡子中，可以窺見人的靈魂世界的真實模樣一一這種模樣，不僅被體現於戰爭之中或曆史的地層之中，同樣被重複在現時的人類生存形態之中。這就是《軍歌》的意義。
周梅森的戰爭題材小說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那就是在作為抗日救亡戰爭的敵我雙方之間，他更傾向於細膩生動地描寫“抗日”的一方，而整個戰爭的態勢隻作為一種擠壓的力量而時隱時現地存在著，即使是直接寫到雙方血戰的《國殤》，其中的場麵也隻不過是整個過程的某種環節，即描寫的重點也不在“敵方”，而在“我方”。周梅森的小說雖然沒有以最直接的方式描寫戰爭，但我們依然感覺到戰爭的活生生的存在，感覺到“被炮火驅動的大碾盤”的無情轉動一於此，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發現，周梅森試圖要表現的，並不是或不僅僅是戰爭本身，而是一種更深刻的描寫。雖然這種描寫依然歸屬於現實主義的範疇，但它的確具有“新寫實主義”的藝術氣息：它既不局限於戰爭過程的無休無止的交代，也不局限於一般的人物性格的刻畫一它具有明顯的表現主義色彩。當然，還值得一提的是，周梅森的這些抗日救亡題材的小說，已開始衝破以往的思維模式的束縛而走向廣闊自由的精神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