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相信，周梅森的小說創作之於當今及以後相當長一個時期的中國現代曆史方麵的戰爭題材小說的發展，一定會起到一種承前啟後的開創性作用一當然，其作用還不僅僅限於題材的拓展與多元化方麵，更重要的，也是從根本上體現文學特質的方麵，則在於那種對於戰爭這一人類現象的理解與把握的深化，那種當戰爭生活進人小說審美世界時所可能實現的藝術目標的轉移。或者說，中國的嚴肅而富有藝術追求的小說家，將克服曆史的政治慣性或傳統的藝術思維方式，並在重新審視戰爭本身的諸多奧秘的同時，以更為多樣的目光致力於戰爭中的人的存在景況及各種社會人性內容的具體形態的重新發現―他們不再為寫戰爭而寫戰爭：戰爭的描寫不再是目的，描寫的目的僅僅在於：經由戰爭的洞觀而重新認識人、重新認識人類的處境，因為戰爭僅僅是人類生活的一種特別方式。而這種關於戰爭文學的審美理解，則在周梅森的小說創作中獲得了萌芽的機會。
在周梅森的小說描寫中，最早與民族戰爭結下不解之緣的作品是《莊嚴的毀滅》：它描寫了中國民族資本家在殘酷的民族戰爭中的處境與命運。但正是這部僅僅把戰爭當作描寫背景的小說中，我們領略了周梅森之於戰爭的理解：他把戰爭看做是“被炮火驅動的大碾盤”一作為戰爭觀念的體現，這一意象始終籠罩著周梅森的戰爭題材小說的描寫與表現。在周梅森的幻想與感覺中，無論是軍人，還是民族資本家，或者是煤礦，都不可避免地會在這“大碾盤”中走向毀滅。為了民族的尊嚴，這毀滅固然是莊嚴的，但它畢竟被毀滅了，而且是一種絕境中的肉體與精神的“同歸於盡”：與其生，不如死，一個民族的希望也就從這戰爭的毀滅中冉冉升起。
宏觀地審視周梅森的戰爭題材小說，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種思路模式，即從他的戰爭觀念出發，他總是無情地把戰爭中的人推向絕境。當然，周梅森並不是一個戰爭的悲觀論者，因而他所“設置”的“絕境”不可能是戰爭的最後歸宿，而隻是描寫與表現的開始一周梅森雖然把戰爭幻想為“被炮火驅動的大碾盤”，但這並不排斥人在“大碾盤”中製止“大碾盤”轉動的抗爭，而“莊嚴的毀滅”就是這樣一種體現了民族精神的抗爭一一盡管作品中的主人公是在絕境的猶豫徘徊中完成這一曆程的，但它的真實性與寓意性，卻使作品的全部描寫產生出一種民族的或人類的意義，一種真正感知戰爭內涵的可能性。
周梅森的其他幾部中篇小說的描寫，也大都是從“絕境”開始的——《國殤》中的楊夢征們的身陷重圍，《軍歌》中的孟新澤們的毫無指望的越獄暴動，《冷血》中的曲萍、尚武強們的艱險征途，等等，都以獨特的人物與情節展現了戰爭的殘酷無情。特別是《國殤》這部小說，它所描寫的僅僅是國民黨的一個軍的處境，但其中所包孕的思情寓意，卻屬於一個民族的彼時彼刻的生存狀態^作品的全部可能性，不僅僅在於戰爭本身，而在於戰爭中的民族性或文化傳統的揭示：那種無情的內部紛爭的消耗，那種思前顧後的猶豫，那種治軍的封建色彩，那種民族精英“內亡”的傳統格式，都可以使人感受到一種可以歸屬於整個民族的悲愴與可歎，一種對中國的現實依然具有撞擊力量的沉思。周梅森的戰爭題材小說，雖然藉描寫對象的特殊之便而獲得了相應的自由，但他的作品畢竟不同於某些同樣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的諸如海勒之類的美國小說（如《第二十二條軍規》），或者說，周梅森的戰爭題材小說依然是中國的小說。他的關於戰爭的描寫（盡管是關於抗日戰爭的描寫），不能不留下社會政治的或倫理道德色彩方麵的深深烙印：他首先要肯定的是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正義性，然後才是關於戰爭本身的思考。實際上，這兩者並不衝突，因為我們不能指望一個小說家，在探索戰爭奧秘的過程中舍棄戰爭的具體性，以及那種戰爭之於人性的複雜而活潑的社會內容。就周梅森而言，他正是經由戰爭中的人的存在或人性的存在的具體描寫，才逐步走向關於戰爭本身的探索領域的一他之所以要以“大碾盤”的意象來概括戰爭的殘酷性與毀滅性，其原因也是基於戰爭中的人的或人性的存在景況的具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