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自身的現實 第四章 戰爭擠壓下的“人的真實”
在熱衷於所謂“改革題材”之前，周梅森的小說對象，大致徘徊在這樣兩類可以被稱為“曆史”的生活領域之中：一是煤礦工人生活，一是抗日戰爭生活。這裏所涉及的主要是後一類生活描寫的小說。出於某種曆史的巧合與小說家自身的直接生活體驗的緣故，他的那些以抗日救亡戰爭為題材的小說，也時時與百米地層下的黑色生靈的生生死死相關。譬如他的中篇小說《莊嚴的毀滅》、《軍歌》等。
在中國小說界，周梅森是一位具有自己獨特品格的作家。眾所周知，當今的中國文學領域，正處在一個開拓的、但又紛亂的非常時期。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在被錯誤的政治思潮粗暴地摧殘與歪曲之後，已給年輕一代小說家的心靈上留下了逆反的或困惑的後遺症：無論自覺還是不自覺，他們對現實主義產生了懷疑。特別令人遺憾的是，在中國的現實主義小說並不成熟，甚至還沒有恢複現實主義本來麵目的曆史發展情狀之下，一部分作家的盲目性，又把現實主義推人了一種並不體現現實主義精神真諦的繼續被誤解被歪曲的境地。小說的現實主義是否已被僵化或過時？周梅森自有周梅森的回答一那就是他的那種可以被稱為“新寫實主義”的小說方式。這種小說方式既具備曆史的寫實性特點，又充滿了傳達的表現主義色彩，富有一種整體的象征性或隱喻的審美探索品格。當然，他的那些以抗日救亡戰爭為題材對象的小說，還不僅僅是對於小說方式的選擇與創新，而且還融進了他那具有個性光澤的戰爭觀，以及那種與戰爭觀相關的人性理解，即戰爭中的“人的真實存在”一實際上，也就是曆史的或現實的“人的真實存在”的一種特別寫照。
戰爭是什麼？這是一個永恒的課題，就像“人是什麼”-樣難以找到一律的答案。但周梅森的戰爭題材小說所描寫的，是一場中華民族史上空前的抵禦外敵的戰爭一作為一場要以自己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的民族救亡戰爭，被卷人的還不僅僅是軍人，而是一個民族與民族的全部精神一所有的文化傳統、所有的社會因素、所有的現實力量、所有的構成“人”這一概念的表層的與深層的內容。戰爭的序幕一旦拉開，戰爭的機器一旦開始轉動，包括“人”自身在內的一切的一切都將受到炮火的嚴峻考驗一戰爭中的“人的存在”是真實而清晰的，那種人在生與死的臨界點上的洗禮，將把人在非戰爭狀態下的種種虛偽的掩飾無情地撕去。
令人感到特別的是，周梅森戰爭小說的描寫對象幾乎全部是國民黨戰區的軍人的或非軍人的生活內容特別是他的中篇小說《國殤》、《軍歌》、《冷血》。誠然，周梅森小說的特別性不僅僅在於他以自己的良知恢複了曆史的真實麵目，而且在於以作品開始改變抗戰題材的某種不平衡狀態。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創建以來，中國的小說界也出現過一批以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抗日救亡戰爭（或鬥爭）為題材對象的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如李英儒的《野火春風鬥古城》、馮德英的《苦菜花》、劉知俠的《鐵道遊擊隊》、孫犁的《風雲初記》、馮誌的《敵後武工隊》，等等，但這些小說大都隻能進人“大眾文學”的行列，它們在藝術上還缺乏一種更深的真正可以歸屬於文學審美的追求。即使如何其芳這樣的正統評論家，在談到《苦菜花》的“母親形象”時也說：“作者寫到了她的覺悟的提高，寫到了她在敵人麵前的英勇不屈，但要把一個人物的性格寫得突出，隻是這些描寫還是不夠的。”（見《文學藝術的春天》）其實，這是同時代的一批同類題材小說的通病：視野狹窄，思情單調，人物性格呈平麵狀態，藝術目標大都局限於某種定向的謳歌。毫無疑問，新的時代使小說家獲得了題材選擇的自由，獲得了新的眼光與新的審美可能，而周梅森之所以選擇這方麵的描寫內容，最具體的原因大約也在於他的個人經曆：他在徐州地區當過五年礦工，而這一段生活不僅使他對人自身的存在景況產生了經驗性的理解，而且也對徐州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過的驚心動魄的抗日戰爭曆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一一盡管這塊土地上的人都是國民黨官兵，但他們是代表整個民族與日軍作戰的，而戰爭的失敗，也隻能是中華民族史的一頁，無論這一頁是悲壯還是恥辱。但這裏值得指出的是，在周梅森之前的中國當代小說史上，的確沒有出現過像《沉淪的土地》、《國殤》、《軍歌》、《冷血》、《孤旅》這樣的以國統區抗日戰爭為描寫對象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