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釋一下，為什麼把數馬作為一個例子。從周朝開始，天子、諸侯的等級已經很分明了，《禮記》對於各級別用什麼器物規定得很清楚，出門乘坐的車馬，諸侯的用四匹馬拉，成語"駟馬難追"說的就是這種車；天子的車，用六匹馬拉，即"天子駕六"，洛陽市中心出土了古代車馬，其中就有六馬拉的車，當地在其基礎上建設了"天子駕六博物館"。這一禮節到了漢代仍然沿用，所以當皇帝問駕馬有幾匹時，一般人應該脫口而出，因為這是常識，搞錯的可能性幾乎為零，而石慶卻數完了再回答，足見其謹慎。 用現在的眼光看，這樣的人簡直是糊塗蛋，什麼事也幹不了，但他們在當時卻很受重視，皇帝甚至用他們給自己的孩子當老師，文帝選石奮給太子當老師，武帝選石慶給太子當老師。衛綰也是謹小慎微的忠厚人，被景帝指派給太子當老師，有一次景帝贈他一把寶劍，衛綰說文帝已經賜了六把劍，不敢再受。景帝說寶劍這東西都是贈來贈去的，多一把也沒關係，衛綰說先帝賜的六把劍保存完好沒有送人，景帝不信，派人去取，果然。衛綰有功歸於下屬，有過攬於自身，品德高尚，但一生也沒有什麼值得稱道或指責的事。
為什麼不做事的人反而受敬重?這與漢初的國策有關，當時實行的是無為而治，曹參當宰相都"蕭規曹隨"，何況別人，有人說性格決定命運，這固然不錯，但其前提是在同一社會背景中；用曆史的眼光看，決定命運的是"時世"與"性格"兩大因素。同樣的石奮，如果在漢武帝時期是肯定不會受重用的，比如他兒子石慶受祖上的蔭德，被漢武帝封為丞相，但當時的漢朝與文景之治時期不一樣，"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多事之秋，需要有才之人，而不是有德無才之人。漢武帝用桑弘羊
裏的車馬管財經，王溫舒管政法，兄寬等管文化，大事不決於丞相石慶，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年，無能有所匡言，曾經想治皇上近臣所忠等人的罪，結果"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說明其治世才能是很差的，丞相職位不過是個牌坊，是給人看的，目的是以此為榜樣，在全社會樹立忠厚、不爭的社會風氣。 還有一個老實人，叫"直不疑"，河南南陽人。有一次他的室友有事回家，誤拿了另一室友的盒子。金子主人發覺失金，亂猜，直不疑說："金子是我拿的。"就買金償之。不久拿金子的室友回來，把金子還了，金子主人非常慚愧，稱直不疑為"長者"。直不疑還有一個故事，有人詆毀他與嫂子通奸，直不疑隻說了句"我乃無兄"，再不說別的。無兄何來嫂？今人如遇此事，十有八九會暴跳如雷，而直不疑卻很平和，修養功夫實在了得。但細究之，見怪不怪，朝廷以黃老哲學禦世，提倡與民休息，不生事。要做官取高位，就須表現出衝淡寬容、息事不爭的派頭來。直不疑正是順應這種潮流，方能以出奇的忍讓獲得"長者"之稱，由小小的郎官晉升到禦史大夫的顯職。"識時務者為俊傑"，不完全，應該是：識時務且順應之，方成社會所認可之"俊傑"。 漢初實行的是無為而治，當時是適合社會現實的，因為國家太窮，百姓思安，人人為了生計而勞作，用不著政府號召，大家都在孜孜不倦地"致富奔小康"，不如此就會餓肚子。達官豪強們也知道，這個時候想強取也無所取，想豪奪也無所奪，連皇上想找幾匹一色的馬都找不到，大臣們隻能坐牛車，這時"無政府"是可以的。但隨著社會財富的增加，強取有的取，豪奪有的奪的時候，社會秩序就開始亂了，政治也就需要出麵來"管管"了。 在無為而治的時期，文化方麵的首要價值觀就是忠厚，以德治國，大家都講道德，就可以形成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到了漢武帝時期，文化價值觀發生了變化，變為依法治國，用法律來維護社會秩序，保證社會穩定，這時忠厚老實的品德雖然值得提倡，但"能人政治"取代"好人政治"是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