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要在泰國實行變法，爭論很大，不同意見的雙方可以說都有道理。商鞅的理由是：隻要能使國家富強，就不用拘泥舊法，證據一大堆。反方的理由是：順應自然，無為而治百姓得益最大，證據也有一大堆。其實焦點是：現在是不是變法的時機？商鞅認為時機成熟，反對者認為祖宗成法經過長時間的考驗證明是有效的，沒到變的時候。這一爭論就是放在現在的民主國家裏討論也不會有結果，這時體現了獨裁的好處，秦孝公最後拍板：實行變法！可以說，商鞅變法沒有國君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 變法的內容在中學曆史課本裏就有，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連防；一家犯罪，十家誅連；沒有軍功的不能升官；統一度量衡等等。新法推行之初，為取信於民，商鞅在市場南門豎了一個三丈長的術杆，說誰能搬到北門給五十金，有人搬了，真的就給了五卜金，輿論大嘩，為變法營造了良好的輿論氛圍。新法頒布後，太子犯法，商鞅把太子的老師給處罰了；後來這位老師又犯法，被割了鼻子。
變法是件不容易的事。新法得罪了皇親國戚，觸動了他們的利益，致使商鞅人生結局悲慘。老百姓則是看實惠，變法之初反對的人很多，變法實行後，得到了實惠，老百姓也就支持變法了。但商鞅對於老百姓的措施有點不厚道，他把當初說變法不好的那些百姓全都遷到邊疆，認為他們是"擾亂教化"的人。 商鞅是法家思想的踐行者，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他與魏國交戰，給魏國將領寫了封信，說咱們以前都認識，就別打仗啦，來喝杯酒，定個盟約撤兵算啦。魏軍首領來了，商鞅把他給抓了，然後攻打魏軍，大勝而歸。兵不厭詐，這也沒什麼錯，但從中可以看出商鞅的為人。刊馬遷評價他是"殘忍少恩"之人，其推行的政策也與其人品相一致，但曆史證明其效果是好的，人品與能力其實是兩回事。
商鞅變法樹敵太多，以至於出門有很多保鏢隨行。有個叫趙良的人勸他放棄這一切功名利祿隱居起來，商鞅沒有聽，也不能聽，一旦失去權力，商鞅就會像離開了母親懷抱的嬰兒，連保護自己個人安全的力量也沒有了。秦孝公死，太子繼位。當年太子犯新法，太子老師被商鞅修理了，現在是三十年河西，到複仇的時候了。《史記》裏記載了商鞅逃跑的故事，最有意思的是他逃跑到邊境關口，想住旅店，店主說："商君有令，住店的人沒有證件店主要連帶判罪。"真是自作自受。 商鞅擔任"大良造"職務時，發明了"商鞅方升"，與其說"發明"，不如說"推行"，他在全國使用統一的"測量器"。方升底部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詔書，證明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仍以商鞅所規定的製度和標準統一全國的度量衡。發明一個東西很容易，一個人靠腦袋就行了；推行一個東西不容易，它需要強有力的權力做後盾。 商鞅人生的結局很慘，被以謀反的罪名殺死在鄭國，死後還被五馬分屍，全家都被誅滅。商鞅個人是悲劇，但對事業是正劇，辜國的強大離不開商鞅變法，這也是千年公認的史實，從這一點上講，商鞅是成功的。而同樣誌在變法的王安石，因為變法，罷相、複官好幾次，最終新法被廢除，自己也抑鬱而終。不過於安石有一點與商鞅不一樣，王安石個人修養特別好，他不貪官，不愛財，不近女色，隻求做事。他一次次謝絕了朝廷的任命，在地方官任上韜光養晦。有一次，官府派人將委任狀送上門去，王安石照例不肯接受，送信人跪下來求他，王安石躲進廁所裏，送信人則將委任狀放在桌上就走，卻又被王安石追上退還。在王安石看來，做不做官，以及做什麼官，都並不要緊，要緊的是能不能做事。王安石沒有死於非命與他的個人修養很有關係。凡是要做事的人，一定要自己身後幹淨，否則極易被人攻擊。也隻有自己清正廉潔，才能有底氣，才能推行其新製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