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階段，是從1927年至新中國成立以前。這一時期文學批評的基本特征，是社會學文學批評的兩極分化；文學批評多元格局的初步形成，批評的近代性因素與現代性因素同時並存，最終因無產階級政治革命的勝利，漸漸由紛繁多樣走向單純統一。
從20年代末期開始，隨著階級鬥爭、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和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五四"時代社會學文學批評，由最初的同情於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思想動因，直接演化為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服務的政治功利主義批評。"太陽社"和後期"創造社"的成員，首先從階級鬥爭的原則，確立了文學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合法地位。"左聯"的批評家，又從世界觀和方法論的辯證關係出發，強化了政治因素對於作家作品的製約作用。周揚等人直接套用蘇聯現實主義的文藝理論模式，明確地提出了文學的典型化和真實性原則，必須以政治傾向去加以衡量。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社會學文學批評進行了高度的概括總結，其真正的核心思想，就是確立了文學批評政治標準第一的價值尺度。這種帶有功利主義色彩的社會學文學批評，帶有強烈的排他性質。先是拿魯迅、茅盾等人開刀，清算"五四"啟蒙主義文學指導思想上的錯誤；接著又展開對"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種人"和"《論語》派"的文藝思想鬥爭，其目的是要肅清文藝自由化的流毒，維護社會學文學批評的霸主地位。盡管胡風提出了"主觀現實主義"的理論，試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裏，對政治功利主義的缺陷做一些適當的補救工作，盡量使其靠近文學自身的內在規律，但在強大的"時代批評話語"麵前，隻能招來種種誤解和非議。
"五四"時代社會學文學批評的另外一種因素，即"文藝為人生"的理論口號，在這一時期也轉化為人文主義的批評形態。雖然"新月派"、"自由人"與"第三種人"的文學批評觀，因強調文學應表現人的共同特征--超越階級範疇的共通人性，而受到"左聯"批評家的猛烈批判，但從理論與實踐的雙重意義上講，卻是"五四"人文精神的延展和深化。尤其是他們對於文學主體意識的自覺強化，標誌著中國近代文學批評的日臻成熟。作為人文主義批評最有影響和最傑出的人物，梁實秋的理論觀點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他認為："文學發於人性，基於人性，亦止於人性。"（《文學的紀律》）歸根結底是一種人性的藝術，是一種情感和審美的結晶。在梁實秋的"人性論"學說當中，其核心是要求文學表現普遍意義上的人性，而不是孤立的自我意識，這是他對"五四"時期人文精神認識上的升華。所以，他既反對文學階級性的片麵看法，同時亦對新文學個性解放的傾向頗多微辭。他指出，隻有表現人性的文學作品才具有永恒的價值，那種隻注重社會需求而未經過時間沉澱和選擇的作品，則因其無法定性而難以界說。梁實秋對於文學本質的認識，盡管同特定的"時代話語"唱反調，但不失其深刻性和啟迪性，其潛在的影響我們在80年代關於文學主體性的討論中，仍能清晰地感受到。
由於特殊的背景和環境所決定，30年代的中國文壇並不僅僅局限於社會學文學批評與人文主義批評之間的矛盾對立，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明顯屬於西方現代文學批評範疇的活躍因素，如克羅齊的直覺主義批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批評以及40年代對於西方存在主義美學的介紹與闡釋，都曾對文學創作實踐產生過一定程度的影響。尤其是李健吾的純粹審美批評，受克羅齊直覺主義的影響，把批評看作是"敘述靈魂在傑作中的探險"，不僅從純粹的審美感受中探討了文學的性質、目的和特征，而且還以優美動人的文筆和結構，使人們真正看到了批評作一種獨立存在的文學形態，具有和文學作品同等的藝術魅力和欣賞價值。這是一種真正具有現代品位的文學批評。當然，這一時期的文學批評，其總體發展趨勢呈現一種極不平衡的狀態，豐富多樣但主次分明。社會學文學批評完全符合蓬勃高漲的時代需要，而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實踐，又為社會學文學批評的高揚提供了有力的支撐。在這樣的形勢下，無論何種信仰的批評家，最終都是以自己觀念的徹底轉變，情願或不情願地接受了曆史給予的既成事實。20世紀的中國文學批評，也由此開始進入到一個滯後徘徊的退化期。
第四個階段，是從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其主要的特征是：文學批評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進行了全麵而深刻的自我反省，其目的是要徹底清除"五四"以來的西方影響，用毛澤東的社會實踐哲學思想，來建立中國式的無產階級文學批評理論體係。經過文藝界無數次的政治運動和思想鬥爭，文學批評完全喪失了自由意識和相對獨立的自身形態，並在極端僵化教條的束約桎梏下，漸漸走上了新古典主義的道路。
建國後，文學界先後展開過一係列的政治清算運動。通過開展對胡適實驗主義哲學和形式革命論思想的批判，反省了"五四"啟蒙主義文學脫離社會革命實踐的唯心主義傾向，確立了新文學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社會性質；通過開展對於胡風"主觀唯心主義"文藝思想的批判，否定了文學創作的自主地位，將文學強行納入到政治意識形態的監控之下；通過開展對巴人、錢穀融等人"文學是入學"的理論主張的批判，強化了文學階級性的黨性原則，從而徹底掃蕩了西方人道主義思潮在中國文壇的殘餘影響；通過開展對丁玲、肖軍等人暴露文學的批判，規定了文學批評隻能引導文學創作去寫"光明的、正麵的事物"的神聖使命，剔除了與之相悖的社會職能。"文革"期間，又通過開展對於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周揚等人"修正主義"文藝觀的批判，試圖運用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來取代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模式。這一係列的大批判運動，毫無半點文學自身的因素可言。偶爾有人涉及一點文學創作規律的東西，也是小心翼翼地將其納入到政治的範疇中去加以解釋。"批評"為"批判"所代替，完全喪失了自我存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