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百年中國文學批評的思想理論體係 第三節百年文學批評理論的發展階段
20世紀的中國文學批評，按其自身的演變形態，可以劃分為五個不同的邏輯發展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晚清的文學改良運動至"五四"文學革命前。這20年的時間，是中國文學批評自覺意識的覺醒期。出於變革社會現實的時代需求，黃遵憲、梁啟超等人所發起的文學改良運動，受西方近代寫實主義文學觀念的影響，從一開始就有意識地利用文學作為社會啟蒙的宣傳工具，來參與變革中國政治製度的實際行動，由此而首開了20世紀中國社會學文學批評的先河。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一時期的文學批評主要還是體現為小說批評。盡管黃遵憲、汪笑儂等人也對詩歌與戲劇提出了社會功利主義的要求，但就其影響而言，遠不如小說批評來得強勁有力。梁啟超在其著名的論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視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並突出強調了小說具有改良社會、改良人生、改良政治的巨大社會功能。王無生在《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一文中也認為："吾以為吾儕今日，不救國也則已；今日誠欲救國，不可不自小說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說始。"在他們的帶動下，社會給予小說以空前的重視和厚望，人們也以一種新的視角，去重新評價中國古典小說的社會價值。不可否認，梁啟超等人對於小說社會功能的強化性宣傳，無疑是對中國古典批評注重文學隱性功能理論的背叛或揚棄，從而導致了中國古典批評與近代批評的曆史分野。
不過，這一時期的文學批評顯然還不是一種純粹與成熟的批評。它雖然以其對現實社會變革的強勁幹預，向人們展示了批評的巨大魅力和存在價值，而這種魅力和價值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遠遠超過了當時文學創作的本身，但它還不是一種獨立的或自覺的文學形態。文學批評的價值取向與標準尺度，往往不是取決於文學發展的內在規律，而是取決於社會政治文化變革的客觀要求，如果脫離了這個大前提，文學批評也就變得毫無價值可言。雖然，王國維、徐念慈、黃摩西等人受康德和黑格爾的美學思想的影響，曾試圖自覺地去創立一套純粹的文學審美理論體係，梁啟超也曾提出過"熏"、"浸"、"刺"、"提"的文學觀，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文學的審美性。但由於這些論點與強勁的社會功利主義文學思潮相比較，顯得太弱不禁風，幾乎變得微不足道了。另外，晚清文學改良運動的指導思想，從根本意義上講，仍舊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因此，他們的文學批評理論，也明顯帶有一種進退兩難的矛盾心理。無論是黃遵憲還是梁啟超，他們的社會學文學批評理論，還並不完全是西方近代批判現實主義的舶來品，其中也摻雜有"經世致用"的傳統文學觀念。這種轉型期的複雜心態，嚴重阻礙著他們對自身認識的超越。
第二個階段，是"五四"文學革命到1927年，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新文學的第一個十年。這一時期文學批評最為突出的特點，就是"西方化"--即在徹底反傳統的基礎上，全麵接受了西方18世紀至19世紀"為人生"的文學主張，並初步建立起了一套比較完備的社會學文學批評理論體係。
胡適、周作人、茅盾等人的文學批評觀，幾乎代表了這一時期文學批評的社會風尚。胡適在其《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中，率先以"寫實"等於"真文學"的公式，導引著中國新文學從重主觀真實轉向了重客觀真實。他還以西方的"鏡子說"、"模仿說"、"再現說"為參照係，最早從理論上界定了"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這- 20世紀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最根本的命題。周作人則從人的主體性出發，提出了"人的文學"、"平民文學"的主張，強調文學應以發揚人性為目的，以宣揚人道主義為使命，關懷人類的生存狀態以及促進人類精神世界的高尚。他還認為，平民文學必須經過貴族化（指精神的貴族化），才能上升為人的文學。這種見解，無疑是從文學的內在發展規律人手，為改造國民性的啟蒙主義文學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茅盾是"五四"時代比較成熟的職業批評家，盡管他在這一時期所接觸的西方近代文論思想比較龐雜，但主要還是受寫實主義的影響。茅盾根據個人的理解和認識，從文學的發生、文學的性質、文學的功用、文學與環境、文學與時代以及文學創作過程的基本要素等諸方麵，對西方近代批判現實主義的理論做了比較詳細的介紹。特別是他對於"反映生活"、"創造生活"思想的提煉，對於當時以及後世的創作實踐影響很大。
"五四"時代對於西方批評理論的引進是全方位的，除了寫實主義之外，"創造社"的作家群體從反對文學社會功利主義的立場出發，提出了文學藝術的"自我表現說"，認為藝術創作就是作家個人情感的真實表現，是無所謂目的的。"文學研究會"中的一些作家，如王統照、冰心等人，也極力主張"愛"與"美"，並希望通過"愛"與"美"實現人性的淨化。此外，李金發對於象征主義理論的倡導，洪深對於表現主義理論的介紹，雖然浮光掠影，畢竟使人感受到了一點現代文學批評的理論信息。遺憾的是，中國文學整體上滯後的現實，是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消化西方自文藝複興運動以來所形成的各種文藝思潮的。曆史無捷徑可走，加之時代變革的社會需要，中國文學轉型的全麵啟動，其指導性理論隻能是啟蒙主義的寫實文學，其他"主義"也隻好無條件地接受這種曆史的必然選擇。
這一時期的文學批評，有幾個顯著特點格外引入注目：首先，批評的主體性質顯然仍是社會功利主義，但批評本身已不再是社會政治活動家的文學批評，而是轉變為學者或文學家的文學批評。批評相對脫離了對於社會政治的依賴性，變為一種較為自由的文學行為，初步形成了一種獨立的文學形態以及一批職業化的批評家，基本上完成了它由古典主義向近代化的過渡啟動。其次，批評家對於文學本質的認識逐步走向深化，不再是簡單地受社會政治需求的驅動，單一強調文學的外部功能作用，而是注重對外部與內部雙重因素的整體性規律的探討，並在模仿西方的基礎上，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較完備適用的批評理論體係。特別是人的主體性思想的確立，使文學幹預社會的職能，由直接的參與變為對人的啟蒙，這是近代批評觀念的一個重要標誌。最後，受社會動蕩時局的影響，批評家的心態極不穩定，急功近利傾向十分嚴重。盡管對於文學特性的理解和認識，都有長足的進步，但仍未能徹底擺脫晚清以來的實用主義心理陰影，對文學的社會功用仍抱有過高的期望值；一旦啟蒙主義在短時期內沒有發生明顯的效應，人們便立刻失去應有的耐心，再次把文學推向片麵與狹隘的極端。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的創造社是如此，主張啟蒙主義的魯迅也是如此。失去耐心的代價，是導致文學批評自覺意識的再度失落，教訓是慘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