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蓋棺論定
在帝禹的領導下，黃帝王朝各方國各大族不再是一盤散沙，天下由十二州再次收聚為九州。
老百姓在帝禹的驅使下，不停地由一個河道轉移到另一個河道，不停地高歌猛進，征伐敉平、覆滅任何阻擋帝禹實現自己意誌的方國、大族。
共工、曹魏、屈驁一個又一個在帝禹的兵鋒之下屈服。
即便是與黃帝王朝南北對峙長達兩三百年的三苗之國，也一敗塗地，再不能複振。進而還將黃帝王朝之勢力範圍伸展到長江中下遊，浙江一帶也盡人九州版圖之中。
這樣的武功，雖然不是後無來者，也是前無古人了。
這樣的武功，在帝禹借著治水這一號召，這一政治絕對正確的號召之下可謂是用到了極致。
所有的老百姓隻能放棄自己的室家之樂，所有方國、大族的首領隻能交出自己的權柄。然而，太苦了，這樣的日子實在是太苦了。
到了帝禹的晚年，貌似前所未有興盛的巍巍黃帝王朝，其實已經出現了衰敗的跡象。
再狂野迅猛的旋風，到了最後，已經不能卷起至為輕巧的羽毛了。
最強勁霸道之弓弩，到了最後，已經不能穿過至為脆薄之衣服了。
今天的讀者，往往喜歡聽到漢武開疆的故事，然而卻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漢武帝在位五十多年（前140~前87年）裏頭，他幾度討伐匈奴，最終結果是海內虛耗，人口減半，50％的人死亡。
帝禹時代的死亡率現在已經不可考了，然而，在那個時代，在中國曆史最野蠻的時代，戰爭隻有更殘酷。想來，在帝禹鼎定九州的夢想後麵，人間有無數的女人失去了她們的摯愛，有無數的母親失去了他們的兒子。
讀者們，不要告訴我，時間太遙遠了，你們聽不見她們的哭聲，你們是有血有肉有骨之身，隻有你們想聽，俯下身來，靜下心來，是斷不會有聽不到聲響的。
讀者們，不要告訴我，那是個野蠻的時代，那時候和現在的標準不一樣。我們和我們的祖先，都曾經在東亞同一片蒼穹之下。我們活著的，現在能感應到的生命的美好，感應到強烈而又灼熱的活下去的欲望。我們的祖先也和我們並無二致。
中國人有句老話，叫做“蓋棺論定”。隻是，蓋棺容易；論定，則實在是太難了。要準確地評價帝禹一生，特別是在他死後的四千年，就更難了。
首先，帝禹作為黃帝王朝天下共主，他的本職工作有沒有做好呢？
應該承認這一點，帝禹不僅僅是做好，他簡直就是天生的工作狂。在他位居司空的時候，他為了治水，奔走天下，三過家門而不入，那都是眾人皆知，不消去說了。到了他主政期間，這份勤勉卻也沒有就此鬆懈。
根據先秦文獻《鬻子》記載——
帝禹治理天下，倚靠五聲的奏響聽政。他在宮殿門前懸掛鼓、鍾、鐸、磬四種樂器，又將軺 這一樂器放置在箕屢之上。帝禹明白向所有人宣示：如果能指導我政治之道的，請擊鼓；如果能指導我如何才能做到合乎正義或公益的，請敲鍾；如果能指導我該如何處理國事政事的，請搖鐸；如果能夠告訴我國家所麵臨之憂患的，請敲磐；如果能夠告訴我政府之法律案件有處理不公的，請揮軺。
這就是所謂的“五聲”聽政。因為帝禹是這樣統治整個國家的，所以一頓飯之間要坐起來七次，結果往往是過了中午，也沒能有時間吃一頓飽飯。帝禹說：“我不害怕有本事的人奔走於道路，而害怕他們都聚集停留在我的宮殿之中。如果不處理完他們的請求，那麼四海的民眾就不會歸心中央政府了。"
帝禹事必躬親，勤於政事，成為後世君主的榜樣。
9廉生威
一個君主之“勤”，為國家帶來的好處是明顯的，明代的朱元璋對此有如是心得體會一
以往朝代之昏庸君主，個個都以垂拱無用作為偷懶的借口，他們放縱恣情，荒廢懈怠，貪圖安逸，不親自處理國事政務。卻不知道君主治理天下，要先不貪圖安樂，然後才能放鬆一下。如果把放縱恣情、荒廢懈怠當成是垂拱無為而治，那麼帝舜何必說，我已經垂垂老矣，實在沒有太多的精力，去處理如此繁巨之政務了？那麼帝禹何以要惕警自己珍惜光陰？那麼周文王何以忙到了中午還騰不出時間出來吃飯呢？況且作為天下人的君主，必須日理萬機，一旦懈怠的心萌動了，那麼國務政事必然沒法得到及時地處理，遺留之後患實在大到沒法一一說明了。
朕自從即位以來，常常以勤奮自我勉勵，天沒亮即臨朝，太陽偏西才回宮；夜裏想著天下大事，睡不安穩，就披衣起床，觀看天象，看到一顆星星位置不對，就會想可能有哪一件百姓的事應當馬上辦，立刻一條一條記下來，等天亮了再安排下去。
朕並不是不想暫時休息一下，然而內心實在是對天命至為畏懼，不得不勉強自己啊。
做領導的，勤政辦事，下麵很自然地跟著連軸轉，這是以身作則帶來的好處。於是再如何錯綜複雜的國事政事，一經到了他手上，化繁為簡，化有為無了，最終都及時處理了。
帝禹除了“勤”之外，還有一個優點，那就是“儉”。
做領導的勤政不難，因為能夠做上領導，本身往往就是權力欲望至為充沛之人，他們不擇手段地去掌握權力，自然是為了有所作為。
人一旦要想有所作為，都會嚴肅地鞭策自己，盡心竭力。然而，做最高領導，既勤政又廉潔就難了。一個人在追求權力的過程中，如果沒抵達事業的頂點，往往應了目標的指引，所以壓製個人的私欲並不為難事。
可是一旦抵達頂點，便往往會覺得世間已經沒有讓他奮進的目標，於是長久以來壓製的私欲就會有如山洪暴發，銳不可當。
“儉德”難行，可知也。以中國煌煌四千年國史而論，真較真了，當得上這兩個字的君主，實在是太少了。
上古文獻中歌頌帝禹“儉德”的文字頗多，這裏列舉兩條。
其一：
帝禹秉政之後，開始大力推行廉潔辦公。他以身作則，讓大家向他看齊：身上的服飾不可太奢華；宴會上的食物不要講究大多的味道；參加朝會不要專車接送；所舂之穀物不要專門挑選出敷米；屠宰牲畜不要砍折骨頭；
其二：
帝禹，我對於他沒有什麼可指責的了。他的飲食很菲薄，孝敬鬼神卻很豐盛；穿著樸素，卻把禮服做得很華美；住房低矮，卻盡全力疏通溝渠。帝禹，我對於他沒有什麼可指責的了。
帝禹即便不做黃帝王朝的天下共主，以他夏後氏族長之尊，大可以要什麼有什麼，何以自苦如此呢？
須知黃帝王朝帝禹時代，是個大洪水時代，在大洪水天災麵前，人人朝不保夕，於是各種及時行樂的風潮必然盛行。因此整個黃帝王朝，但凡手上有點權力的人，莫不想著優先使得自己擁有更多的糧食、財富。
雖然沒有文獻記載，但是我們不妨可以推想，在這樣至為不安的年代，為了尋求安全感，大規模腐敗現象橫行是必然的。
腐敗最根本的心理根源還是與生俱來的貪欲本性，這個幾乎人人都有。而越是社會崩潰動蕩之時，腐敗現象往往越是一發不可收拾。
帝禹麵對這樣的局麵，一方麵自然要依靠嚴刑峻法，另一方麵則是以身作則。明代開國君主朱元璋說道曾談到他之所以厲行節儉的原因一
作為君主，憂慮老百姓的，就會真心去體會老百姓之心；愛惜老百姓的，就往往會愛惜民力。朕每次吃飯，就會思想起天下老百姓未得溫飽；每次穿上衣服，就會思想起天下的軍民處於寒冷之中。
果然如此嗎？其實未必。
在一個人治社會，君主的一言一行，有著放大的政治效應。
一個廉潔的最高領導人，會在群眾之中得到近乎神的尊崇，即便以現代中國總理周恩來而論，多數民眾談起周恩來時候，充滿胸臆之中唯有崇拜之情。而這種民眾崇拜之情，反過來相當於是一張張信任投票，給予了最高領導人至高的威權，中國不是有句老話，叫做“廉生威”。
這威從何來，自然是從民眾中來。有了這威，號令臣下，臣下自然唯有凜凜尊崇。
是以人類政治發展到今日，我們會發現一個至為諷刺的現象——即便是再獨裁再專製的領袖，他們很可能私底下至為腐化，然而卻要將自己的公眾形象打扮得至為廉潔，其原因即在於此。
10民惟邦本
帝禹治水，要調動黃帝王朝各方國各大族的力量，調配周轉天下的資源。做這樣，一次總動員，主事者僅僅勤於任事，而不做到廉潔奉公，是很難樹立起威信的，沒有威信，是無法推行政令的。
帝禹也隻有既“勤”又“儉”，方能驅使天下民眾舍小家而顧大家，投身於治水大業之中。
是以帝舜在國事會議上就公開表揚帝禹，評價他是“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這也是成語“克勤克儉”的出典。
帝禹“克勤克儉”，乃是基於對民眾力量的深刻認識，是以相傳夏王朝曆代君主都遵循他留下的一道祖訓——
偉大的先祖（帝禹）曾有明訓：作為君主，對人民當要親近之，而不可蔑視之；人民是國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國家自然安寧。我看夫下人呐，便是愚夫愚婦，他們的能力也有勝過我的地方。君主一人獨斷，往往會有失誤發生，考察民怨難道要等它顯明？眼前所未見之過失，尤須早做預防。我治理天下百姓，時刻戰戰兢兢，恐懼得就像用朽壞的繩索駕馭著六匹馬的馬車；做君主的人，雖則高高在上，須要時刻惕警，怎麼能不擔心被顛覆的那一日？
帝禹作為老板“克勤克儉”，如此拚命，那麼做臣下的自然就不敢鬆懈了。在他的抽打之下，黃帝王朝第一次建立起比較全麵而完整的官僚集團。應該說，帝禹的前任帝舜創設的九官製，已經給帝禹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九官製其實論其職權已經很接近於現代政府部分的分工了。隻是帝禹作為天生的工作狂，並不滿足於“九官製”，他將原有的“九官製”大大地細化了，於是整個官僚集體在帝禹手中瞬間膨脹了一一倍。
當然，這也不能怪帝禹。
帝禹最初上任之時，應對的是中國曆史上最艱難的一頁——大洪水。
對於洪水，黃帝王朝自黃帝開國以來，並不是沒有遇見過，帝顓頊時代的洪水也很大，逼得帝顓頊帶領民眾從曲阜輾轉到了濮陽。可是帝顓頊時代的洪水比諸帝堯時代的洪水，那是小巫見大巫了，完全不是一個重量級的。
麵對大水卷地而來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困 ，帝禹隻能一邊治水，一邊根據需要，設立出無數個臨時官職出來。
到了大洪水退出，這些臨時設置出來的官職，再考量其職權，斟酌是廢棄還是保留。
官僚集團的膨脹，從來是利弊互見的。沒有足夠的官僚，則下情無法上達。下情上達了，中央政府製定出因應之道，如果沒有足夠的官僚，也無法在基層得到有效地執行。
然而官僚太多了，首先是奉養的問題，誰來養。
這個問題在今天似乎不成為一個問題，當然是老百姓來養了。可是在遙遠的四千年前，黃帝王朝是由各方國各大族組成的。可想而知，多數方國、大族，都想保留屬於自己的特權。換言之，誰都隻想著自個養好自個。
他們之所以抵製中央政府官僚集團的膨脹，原因是中央政府官僚集團一旦膨脹，必然要觸動他們的利益。很自然的，在具體的政治事務中，官僚集團要發揮作用，就會去指導各方國各大族。各方國各大族如果不接受指導，中央政府就會強行幹涉；各方國各大族如果不接受幹涉，中央政府就會以武力討伐之。
縱觀黃帝王朝整個王朝曆史，內戰並不少見，然而此前內戰的性質，都是族與族爭，聯盟與聯盟爭。
爭什麼？爭的都是本族之利益。
而到了帝禹這一任，帝禹也算是打內戰最猛，共工氏、曹魏氏、屈驁氏等，無一不是被他討平的。
但是帝禹不論是打內戰還是和三苗之國打外戰，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爭奪治水的主導權。也就是說，帝禹的征伐，並不是為了擄掠人口、搶奪財富和糧食，而是為了公共利益，為了全天下百姓的福祉。他的討伐是那麼的名正言順，討伐之後，設置的官僚也是為了治水。
總之，帝禹借著治水這一名義，使得黃帝王朝中央政府的權力大大加強了，而這一大大加強的權力又牢牢地把持在他一一人手中。
權力在短期內高度集中，伴生的挑戰就瞬間翻倍，這是政治鬥爭的常識。所以到了他主政期間，更是警惕各方國各大族的坐大。
各方國各大族背反的跡象，最明顯的莫過於增高增大本族的城邑，拓展本族的領土。當年帝禹母親鯀氏之死，被做成鐵案，便是在這上頭沒有謹守君臣分際。
現在，帝禹的回應則是異常強硬，有如霹靂，一旦察覺，立時施展D他對於那些陽奉陰違的各方國各大族，不惟將他們增高增大的城邑強行拆除，還散去他們的物資儲備，禁止他們生產武器口當然，軟硬兩手，帝禹硬的很硬，軟的更軟，對於改正的各方國各大族立時加以恩惠，所以最終才能收攏人心，使得海外賓服、四夷納職。
11夏後氏官百
隨著黃帝王朝中央威權日益張大，在黃帝王朝帝禹時代，中國曆史上王權時代的大幕就這樣開啟了、來臨了。於是，中國曆史從此出現了一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地方權力越來越小，中央政府權力越來越大。
其後，這一集中的王權曆經夏商周三代的經營，最終為中國進入空前的集權專製之國時代——皇權時代創建了條件。
帝禹是黃帝王朝的最後一任君主，也是夏王朝的開國君主。他所創設的新官製為日後夏王朝的官製定下了基本框架。
夏王朝的官製如何？由於文獻匱乏，今已不大可考。大致而言，其直轄中央政府的官僚集團有百人之多 ，初為六卿所職掌。這當是帝禹在沿襲帝舜時代所創設的九官製，而加以優化的結果。
到底什麼是六卿呢？
說法有二。
一是漢代學者鄭玄在注解《尚書·甘誓》一篇的時候提到——
夏王朝時代之六卿，乃是後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
二是清代學者黃以周的說法，他精通“三禮”，撰有《禮書通故》，對於夏王朝六卿官製詳加闡述——
上古時代治國的根本大法《洪範》之中，將國家政事共分為八大類。
第一是農業部門（食）。第二是商業部門（貨）。這兩大部門都歸後稷（黃帝王朝帝舜時代已設立）職掌。
第三是宗教事務部門（祀）。這一部門歸秩宗（黃帝王朝帝舜時代已設立）職掌。
第四是民政部門（司空）。由司空（黃帝王朝帝舜時代已設立，最初權柄極大，相當於今天的國務院總理。帝禹設六卿，司空官名雖然依舊，職權卻大大減低。帝禹是個工作狂，工作狂型君主的特點就容不得分權，比如後世朱元璋即不設宰相一職）職掌。
第五是教育部門。由司徒（黃帝王朝帝舜時代已設立）職掌。
第六是法律部門D由司寇（此官職相當於最高法院院長，在帝舜時代官職名為士）職掌。
第七是外交部門。由賓職掌。此部門是司寇的從屬部門。
第八是軍事部門。由司馬職掌。 （這是前所未有的新官製，可見帝禹時代征伐之烈，以至於必須新開辟出一個部門來）
這六卿之中，由於司空、司徒、司馬掌握軍政實權，是以地位在六卿之中比較高，從夏王朝時代就並稱為三公。
六卿之所統屬百官，各有具體的行政職責。就目前殘留的文獻可知夏王朝時代已經有了很多官職。比如歸於中央宣傳部，負責民間采風，處理上訪串訪的道人 ；比如國家天文台台長羲氏、和氏；比如國家檔案文獻館館長太史令；
此外還有負責製作車輛的車正 ，負責各種典禮音樂的國家音樂學院院長（樂正）。
以上都是中央政府常設官職，屬於最高層。
而基層行政官僚也有，目前僅見虞人和嗇人兩個職務。虞人就是負責管理山林野澤狩獵事務的管理員；嗇人則是負責勸導督促農夫努力耕田的管理員。
得益於帝禹的政治天才，中國人第一次迎來公共服務部門具體而微的中央政府。
帝禹時代新興的官僚集團，第一次做伸展運動、正式釋放其政治影響力，是在帝禹主政的第一年。
是年，帝禹已經攝政有三十九年了。在他的一手打磨之下，這一官僚集團已經逐漸完善。因此，在帝禹的主持下，經由這一官僚集團的集體發力，一部基於全國性的曆法得以開始推行。
這套曆法和之前黃帝王朝曆代曆法大大有別，它對中國人的生活影響至為頑固，直到今日，也就是日常常說的夏曆，這誠然是夏代文化的最高成就了。
這套曆法頒布的背景乃是帝禹在治水的過程中，發現調配黃帝王朝各方國各大族的資源至為困難，而這一困難又是因為黃帝王朝各方國各大族所奉行的曆法不一致引起的。
在《族天下》一書中我們大略已知，黃帝王朝的中央政府雖然有了通行的曆法，然而在應用上，各方國各大族卻是自行其是。
比如同樣是判斷夏至，有的靠木測天，有的靠觀察星象，有的則通過觀察氣候變化、動植物的生長等。在這種情況下，播種口期必然難以達成一致，而自然的收獲季節難以達成一致。
這會帶來什麼問題呢？
12夏小正
須知黃帝王朝的貢賦乃是基於各方國各大族按本族人口規模、所占田地大小而擬定的。這就影響到了黃帝王朝中央政府根據征收貢賦而擬定的平定水土之計劃。
要執行如此大規模的工程，不在事前擬定計劃、準備好一定的糧食儲備是不行的。
當然，如果是太平時節，一年的貢賦早來幾個月晚來幾個月並無差別。然而在帝堯時代帝舜時代，這種財政狀況是很要命的。至少讓黃帝王朝差點。ver.了。
如果把大洪水之後黃帝王朝比作現代的公司，那麼這個公司從財政來說，基本上已經接近破產，要想維持整個公司運作，必然要量人為出。
所以帝禹一生大部分時間都耗在征收各方國各大族的貢賦之上，即便到了臨死的那一刻，都在計算各方國各大族所進獻的貢賦。
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帝禹一定有過這樣的經曆——
帝禹帶著幾萬人疏鑿河道，已經在工地上堅持了兩個月了，工地的大本營中，糧食儲備日漸減少。他派出連續一波又一波使者前去各方國各大族催繳按照約定他們早該運送到的糧食。然而，一天天過去了，還是沒有回音。於是，帝禹開始裁減每個民工的每日口糧，以便糧食儲備能多維持幾天。
工地上從各方國各大族征調而來的民工開始以帝禹所不能聽懂的語言，各自喧嘩起來。他們的要求至為正當，遠別家人，堅持在抗洪搶險的第一線，卻連基本的糧食都吃不上。這樣的活誰還幹啊！！
帝禹作為治水工程的主事者，首當其衝，必須要承受這支治水隊伍隨時嘩變的可能性。他甚至能想象到最極端最壞的結果，就是這些憤怒的民工在忍無可忍之下，將他撕扯成兩半，將他的身體分而食之。他一次又一次深入工地，和民工的代表們進行溝通。然而，帝禹知道，他這時候說得再多，再懇切，再感人，都抵不上一粒糧食。
終於，糧食運到了，民工們爆發出山洪一般的歡呼。
正因為帝禹有這樣的經曆，所以他攝政之後，便有意對黃帝王朝中央政府的財政加以改革，要將舉國的農業生產納入計劃之中，這一計劃我們不妨姑且名之為“夏曆計劃”。
這一計劃除了讓所有的民眾在農業上大豐收之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準時及時地繳納貢賦。
隻有準時及時，國家財政才能做全盤計劃。 “夏曆計劃”的執行，首先要有一部大家都可以遵循的曆法，這便是流傳至今的饅小正》。
《夏小正》 一書，分十二月，全文不過四百多字，是一部天象曆和物候曆交相融合的曆法。這裏試舉正月（即現在陽曆的二月），以見大概——
正月：
冬眠的蟲蘇醒了；大雁北飛；野雞搌翅嗚叫；水溫上升，魚從水下向水麵遊動，這時水麵還有薄冰；園子裏種的韭菜發芽了；田鼠開始出洞活動；水獺開始捕食魚類，魚多得吃不了，棄置水邊，好像祭祀似的；鷹去鳩來（鷹和鳩都是候鳥，來去有一定時期）；柳樹生出柔荑花序；梅、杏、山桃都開花了；縞（一種莎草）已經結實；雞又開始下蛋了。
（以上為物候）
常有和風吹來，雖然還有寒意，卻能消融凍土。
（以上為氣象）
天空又看到鞠星了；黃昏的時候參宿在南方上空；北鬥七星的鬥柄指向下方。
（以上為天象）
修理農具耒耜；整理疆界，規定一個奴隸要為奴隸主耕種多少田地；采摘供祭祀用的芸菜。
（以上為相應的農事活動）
由以上經文可知，《夏小正》記載每月的天象、物候、民事等，內容涉及自然現象、生產活動和社會活動等，特別是生產方麵的大事，如農耕、漁獵、蠶桑、養殖等。
這部曆法的意義並不在於它是那個時代最精準的曆法，而在於它的實用性到了幾千年後的今天，也是非常最強悍的。是以即便到了清代，學者畢沅對於這本書評價還是非常之高，他說——
夏小正一書對於天象、時製、人事、眾物等諸多情況無不一一詳加記載，實在是上古時代一部至為重要的經典力作。
即便以現代人有限的科學常識，大多都知道要想製定曆法，最精準的辦法莫過於觀測天象，而在黃帝王朝時代，中國的天文觀測確實也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我們也知道，製定曆法的最大目的就是指導農業生產。
那麼以黃帝王朝疆域之廣大，如果是全憑借天象曆，則往往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有些地區如果是在該當播種之時，連續一兩月狂風暴雨，天象陰霾，看不到星星，巫師無法做出判斷，於是最終和別的大族播種時日不一樣了。
上古時代，種莊稼完全就是望天收，季節沒有搞對，你如果是個巫師，你不但自個。at了，還要連累一大堆族人挨餓受凍，一不小心，說不定就種族滅絕了，也很有可能。
13預警係統
如果全憑物候曆呢？
也有問題。
物候曆都是基於對於本族居住地動植物的生長情況長期觀測的結果。然而，上古時代，人民時不時因為各種原因，或天災或戰爭而搬遷，而一到新的環境，原有的生態環境發生變化，以前掌握的物候，就全失去作用了。比如獨龍族的原始物候曆，從當年大雪封山算起，到次年大雪封山為一年，將一年分為十二個“洛” （類似月，但不等於月）。然而如果他們搬到了南方，沒有大雪，這物候曆就行不通。
《夏小正》就比較完美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兩邊都不偏廢，合，-為一。這個曆法並不深奧艱難，都是近取諸身，選取都是各方國各大族舉頭可見的天象，俯身可尋的常見動植物。
是以即便因地域差異多有不同，然而隻要觀測到其中幾樣，則雖不中亦不遠了。
現在，帝禹下令全國推行夏曆計劃，派遣官僚深入各方國各大族，大家有了標準劃一的曆法之後，就再也沒有理由不及時繳納貢賦了。
觀測曆法本是黃帝王朝各方國各大族巫師階層的特權。巫師階層借此使得民眾盲從敬畏，已經不知道曆經多少世代。現在，一夜之間，這一特權大大地貶值了。
帝禹以治水成功的聲望，派遣他的官僚到黃帝王朝各方國各大族頒布夏曆，便等於是將黃帝王朝的治權由中央伸展至地方。
如此一來，地方特權大大貶值，同時中央威信藉由帝禹派遣的這些官僚的努力而大大提升了。
我們常常誇大了秦始皇書同文的功績，以為自有了文字之後，中國人從此再也不會分裂。
其實不然，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之所以屹立千年而不衰亡，最基本的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首先要在經濟上形成牢不可破的農業經濟共同體。
帝禹頒布夏曆的努力，就是建立農業經濟共同體的努力。當整個黃帝王朝無論多麼遙遠的地區，都和中央保持一致，執行統一而有計劃的農事作業時，那麼這個多民族構成的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它的麵目就逐漸地清晰起來了。
雖然這並不算得上是最優化最有效率的選擇，然而卻是最公平的選擇。
我們不妨來看看帝禹頒布夏曆之後，在應對諸如水旱等天災上的表現。
在大洪水退下去之後的帝禹主政時代，又經曆七年的局部洪水泛濫。然而局部洪水，給黃帝王朝帶來的影響並不是很大。
《墨子》一書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答案，文字頗長。首先，墨子提到農業經濟共同體對一個國家興衰的影響一
國家有七種禍患。……其中第七種禍患是家畜和糧食不夠吃。
五穀是人民所仰賴以生活的東西，也是國君用以養活自己和民眾的。所以如果人民失去仰賴，國君也就沒有供養；人民一旦沒有吃的，就不可使役了。所以糧食不能不加緊生產，田地不能不盡力耕作，財用不可不節約使用。
五穀全部豐收，國君就可兼進五味。若不全都豐收，國君就不能盡其享受。
也就是說，一旦中國人選擇了向農耕文明邁進，那麼無數個農村就會構成一個又一個自給自足的小圈子，這些小圈子對整個國家政府的財政支撐，是國家保持靜態穩定的根本。
在上古時代，自然環境嚴酷，使得剛剛構建的農業經濟共同體一旦遇到不可抗力的天災，就會搖搖欲墜。
正如今天的金融危機，就會讓歐洲人對於歐共體失去信心一樣。任何一個經濟體，如果民眾失去了信心，那後果肯定是災難性的。是以，國家既然主導建立農業經濟共同體，那麼也就應該同時建立起預警係統。
這個預警係統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已經大大完善，共分為五個等級——
一穀無收叫做饉，二穀無收叫做旱，三穀不收叫做凶，四穀不收叫做匱，五穀不收叫做饑。
每一等級的預警，中央政府都必須作出相應的措施，以示對受災民眾負責。
遇到饉年，做官的自大夫以下都減去俸祿的五分之一；
旱年，減去俸祿的五分之二；
凶年，減去俸祿的五分之三；
匱年，減去俸祿的五分之四；
饑年，免去全部俸祿，隻供給飯吃。
所以一個國家遇到凶饑，國君撤掉鼎食的五分之三，大夫不聽音樂，讀書人不上學而去種地，國君的朝服不製新的；諸侯的客人、鄰國的使者，來時飲食都不豐盛，駟馬撤掉左右兩匹，道路不加修理，馬不吃糧食，婢妾不穿絲綢，這都是告訴國家已十分困乏了。
為什麼中央政府要給老百姓遇上的天災負責呢？
這是因為中央政府用一整套官僚係統，接管了原本屬於地方的權力。
在任何文明草創階段，負責老百姓天災的，本該是他們直轄的族長。當中央政府的權力伸展到基層，則必然要接手負責天災了。
14超級保險公司
晉代《三國誌》一書裏頭的《烏丸鮮卑東夷傳》，提到夫餘國在文明草創階段，建立了部族聯盟，便是如此——
以前夫餘國的風俗，一旦水旱不調，五穀不熟，就會責怪自己的族長（認為這是老天爺對族長本人有成見）。於是大家就會商議，要不要換個其他族的族長采當老大，或者直接把族長殺了祭天。
而現在，帝禹轉變了這個觀念，認為出了天災人禍，就要整個中央政府負其責。這個責任，君主當然還是要負很大的部分，然而具體的基層行政官員也要一起承擔。
這種變化就使得官僚集團不僅僅對中央政府負責，也要為天下所有的老百姓負責。 （日後我們還可以看到夏工朝的第四任君主仲康為了日食觀測錯誤，而問責於主掌曆法的羲氏、和氏）
農業經濟共同體的脆弱性實際上～直到中國近代也沒有克服過。曆朝曆代，因為天災凶年而引發的農民戰爭，史書上比比皆是。然而有了這套官僚集團係統，人民的怨恨有了宣泄的出口，因此往往是隻反貪官，不反君主。
所以，中國人在東亞建立的中央政府，雖然集權而專製，雖然不斷分裂，但很好玩的是，到了最後，所有的百姓還是希望再次建立一個負責任的中央政府，而不是退回小國寡民的時代。
這套官僚集團係統，發展到其成熟期，甚至君主都開始得到豁免權。這一邏輯， 《墨子>也講得明明白白——
……年成好的時候，老百姓就仁慈馴良；年成遇到凶災，老百姓就吝嗇凶惡；民眾的性情哪有一定呢！生產的人少，吃飯的人多，就不可能有豐年。
所以說：財用不足就注重農時，糧食不足就注意節約。因此，古代賢人按農時生產財富，搞好農業基礎，節省開支，財用自然就充足。即使前世的聖王，豈能使五穀永遠豐收，水旱之災不至呢？但（他們那時）卻從無受凍挨餓之民，這是為何呢？這是因為他們努力按農時耕種而自奉儉樸。 《夏書》說： “禹時有七年水災。” 《殷書》說： “湯時有五年旱災。"那時遭受的凶荒夠大的了，然而老百姓卻沒有受凍挨餓，這是何故呢？因為他們生產的財用多，而使用很節儉。所以，糧倉中沒有預備糧，就不能防備凶年饑荒。
《墨子》在這裏對老百姓的苦難一筆帶過。
實際上，即便是當代之美國何等富裕，可是他們遇上特大天災，也是很無力的。
比如“卡特裏娜”颶風登陸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第一大城市新奧爾良之後，要瞬間讓所有的老百姓都不受凍挨餓，不太現實。
隻是，越是在特大災害的關頭，人類為何設置中央政府這一問題，反而越明顯。中央政府在豐年之時，有所積蓄了，在災年則可以舉全國之力救助一方百姓。如此，中央政府的職能，顯然成為了一個超級的保險公司了。
實際上，人類建立國家的過程，都是一部暴力史。最初國家的性質，和收保護費的黑社會老大並沒有區別。也就是說，政府和民眾之間，義務和權利並不對等，就道義而言，是很說不過去的。
黃帝王朝自立國以來，曆來向各方國各大族征收貢賦，靠的並不是什麼道義，而是武力，橫睨整個東亞最強大的武力。
現在帝禹通過頒布夏曆，使得整個國家財政得以量人為出，在豐年有所盈利，而在凶年傾力救助災民。這時候，中央政府的職能得以轉變，在民眾心目巾，便再不是麵目猙獰、冰冷無情的國家機器了。
帝禹主政八年之中，有七年時間是在和洪水過不去。他是如何第一次讓自己創建的一整套官僚集團高效運作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