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一書對於帝禹官僚集團的努力，講得比較含糊，我這裏多翻翻文獻，為大家再找出相近·一條來。該條出自春秋時代政治家也是經濟學家管子所寫的《管子》…書．書上說——
帝禹時代，有五年（墨子為七年）的洪水之災，帝禹命令中央政府，對因為陷入饑餓而不得不賣捭自己孩子的老百姓加以救助，並幫他們贖回自己的孩子。
同時，帝禹還下令開挖曆山銅礦，緊急鑄造貨幣 ，以接濟所有陷入困境的老百姓。
帝禹領導中央政府作出這樣的努力，使得受災民眾得到安撫。
15縱做鬼，也幸福
苦難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在苦難中前行，毫無生路，讓人徹底絕望。如果一國之民都是絕望之眾，則天下陷入動蕩是必然的。
現在，帝禹雖然並不能完全解決民眾的困境，卻以他和他所領導的政府的努力告訴天下民眾，政府是不會拋棄他們的。政府援助民眾，乃是道義上無可推諉的責任。
如此，則天下老百姓雖陷入困境中，然而到底胸中還有一線希望支撐，特別是當帝禹派遣的官僚出現在救災第一現場的時候，每個人都會升起這樣的信念，世界並沒有拋棄自己。
自夏王朝以降，雖然諸子各持異說，然而對帝禹的這一努力都甚是嘉許。於是，帝禹主政時代七年洪水，遂成為美政，肉麻地吹捧帝禹時代的政治—一
帝禹主政時代，雖然出現了洪水災害，卻避免了人禍，天災所產生的破壞並沒有傷害到老百姓。
潛台詞自然是在天災苦難之下，老百姓在政府的幫助下，感到很幸福。因此，活著的人，不至於絕望；已死的人，自當感到安慰。
那麼，中國人是不是太賤了，何以有這樣顯異於世界各國的“樂觀主義”呢？
這理由其實也是挺簡單的，自從黃帝王朝帝禹時代開創了舉政府之力救助災民的施政模式，被認為是典範，被視為政府穩定的基石。
其後四千年，中國人實際上換了無數個大大小小、或統一一或分裂的政府。然而每個政府隻要一成立，都遵循這一傳統。
哪怕再獨裁再專製再貪腐的政府，在天災麵前，都要向民眾展現柔情一麵。
正是基於此，中國人對於自己政府的信賴感遠遠超越世界各國。
這個傳統，當然有好的一麵，中國人與中國政府有了這樣的互信作為根基，所以多數時候，隻要政府不是太過於倒行逆施，則往往顯現出超穩定的狀態，大大減低了政治動蕩；壞的一麵就是中國人對於自己的政府，太過於心滿意足，不做高標準的要求。於是民權社會之實現遂變得遙遙無期。
所以現在外國人搞困民幸福指數調查的時候就很鬱悶了，怎麼看也看不懂——
明明中國政府在滿足國民各種需求、權利還有提供的福利上，比起歐美發達國家政府差距還是相當的大，可是中國人還是很信任自己的政府，國民幸福指數也相應地排在前列。
現代人談起政治，對政府的要求往往是四個大字——以人為本。
帝禹頒布夏曆，表明了他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位有意識地使政府造福於民眾的君主。在《夏小正》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一
談到天象的地方，文字很簡潔。絕無後來《禮記·月令》、 《呂氏春秋·十二紀》那些讓人頭暈的宗教神學和陰陽五行的浮言虛辭。而在物候方麵，舉凡草木鳥獸等自然現象無不備錄。特剮是在農事安排、指導生產方麵，更是具體而詳實。
這說明了帝禹主持撰寫這部《夏小正》的時候，根本就不把天道放在心上。
實際上，如果他把維護自己的君主權力放在第一位的話，肯定會像後世的《月令》、 《十二紀》一樣，喋喋不休地通過天象來說明自己是老天爺最眷顧的君主。
正因為此，這部《夏小正》讓後人得出了這麼一個結論——
夏人崇尚自然，服從命運安排，並不看重鬼神。
後來春秋時代，孔子學習曆法，在夏商周三個王朝曆法之中，選擇的卻是夏曆。雖然孔子是個一心推崇周王朝政治的人，然而他的天性中卻是對鬼神敬而遠之，所以對於商周兩代的曆法反而不是很感冒。
最初，孔子特意跑到杞國去學習夏王朝政治，因為杞國是正宗的夏禹之後，保存夏時代的文獻比較多。
隻是由於夏王朝的年代實在太久遠了，孔子也沒學到啥，倒是夏曆最對他的胃口，因此他回來之後得意洋洋地宣稱——我掌握了夏曆。
可見夏曆雖然曆時悠久，卻誠然有樸素自然之美，特別是其以人為本的製曆觀念，深深打動了孔子。
16使民心變
大洪水時代是個人心轉變的時代，在大洪水之前和大洪水之後，一切都發生了變化。這變化是如此之大，即便是千年之後的戰國時代，也難以令後人釋懷。
《莊子》一書中，有一篇《天運》，講的是天道是不斷運動變化的，其變化是自然進行，沒有誰在主宰。而人世帝王必須與之相順應。
莊子為了講這個大道理，便戲擬了孔子見老子的場麵。
莊子一向是瞧不起儒家的，因此在這場雙雄會中，孔子被老子扁得全身內傷，他的弟子子貢很不服氣，就自個去找老子，想替師傅爭回這個麵子。
在這段子貢和老子的對話中，老子為我們曆數黃帝王朝曆任君主治國的得失。要搞排行榜，肯定要先定個標準，老子擬定的標準就是兩個大字——民心。
現在，先來看看這段文字——
子貢用孔子的名聲為中介去見老子。
老子正伸腿坐在堂上，輕聲答應說： “我的年歲很大了，你對我有什麼指教嗎？”
子貢說： “三皇五帝的治理天下方法不同，連係他們的名聲卻同樣崇高。然而隻有先生認為他們不是聖人，這是為什麼呢？”
老聃說： “小夥子稍稍往前來，你為什麼說三皇五帝治道不同？”
子貢回答說： “帝堯禪讓天下共主之位給了帝舜，帝舜禪讓天下共主之位給了帝禹，帝禹用氣力而商湯用武力，周文王順從商紂王不敢違抗，周武王違抗商紂王而不肯順從，所以說不同。"
老聃說： “小夥子稍稍靠近，我給你講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情況：黃帝治理天下的時代，他的統治使得民心淳樸無分別。在老百姓之中有父母死掉的而不哭泣的，大家也並不會去非難。帝堯治理天下的時代，他的統治使老百姓都親愛其親人。老百姓之中有特別親愛自己父母的人，他們對他人的親愛程度是依著親疏程度而有別的，大家對此也並不會去非難。帝舜治理天下的時代，他的統治使得老百姓之間起了競爭的心。於是民間的孕婦十月生下孩子，孩子五個月搶著開口說話，還沒等到會笑就開始分辨人與物，人開始有夭折的了。帝禹治理天下的時候，他的統治使民心變得機智權變。人有機詐作偽之心，則用武力使之順服天理，殺死盜賊並不叫作殺人，從而人人都有了自私之心，謀起了私利。並將這樣的人視為同類，認為天下人在自私這一點上，都是相同的。"
老子的這些論斷，雖然偏狹，卻並不是無的放矢。但是，他並沒有體諒大洪水之後，人類驟然失去樂園的苦況。
大洪水之後的政治格局至為混亂，舉國滔滔，遍野餓殍，要控製這樣的局麵，除了當事者勤於任事之外，也要勇於任怨。
最初，帝舜接納了皋陶設計的大規模減刑方案，著實收到了奇效。然而隨著災後重建的工作展開，如果一直執行這套方案的話，則舉國上下為了爭奪有限的糧食資源，最終必將讓法紀蕩然無存。
所以帝禹一旦察覺到這一苗頭，便下令皋陶重新修訂法律，嚴刑酷法，一一放行。打擊罪惡，從重從快。
他並不是一個毫無同情心的人，恰恰相反，他是一個以老百姓之心為心的君主。他在治水過程中，一想起洪水之中尚有被漂沒的溺水者，就好像自己也是一個溺水者一樣。正是帶著這樣焦慮的心，在這樣焦慮的心的驅使下，他拖著瘸腿，輾轉奔走於天下。
帝禹是個完人嗎？
不是。
帝禹沒有缺點嗎？
缺點，帝禹不但有，還很大。
帝禹性情峻急，為了多辦成幾件事情，他總是給自己製定計劃，製定了之後，又希望盡快完成。造成的結果自然是他經常忙得白天都沒有時間吃飯，便是晚上睡覺了，也滿腦子還想著明天的事情。
他是那種隻在意結果，不追問過程的老板，所以有時候求功心切，難免對下屬多加苛責，因此皋陶作為輔佐之臣，常常在關鍵的時候勸諫他。
皋陶就曾經當麵指出帝禹用人方麵的缺失，認為他既然把任務交給別人，就要事先了解這個人是不是能夠承擔這樣的重任。如果任用了不合適的人選，然後再去追究對方的責任，是不應該的。皋陶勸說道一
執政之道，首要在乎知人善任，隻有知人，才能做一個合格的政治家，就這點而言，就是帝堯帝舜也是很難做到的。
皋陶言下之意，自然是帝禹你離帝堯、帝舜的水平那就差得更不是一點半點了。帝禹的反應並不是當庭咆哮，而是振容改色，恭恭敬敬地感激皋陶的指正。
從這點來說，帝禹又是一個極為大度的人，下屬指出他的缺失，糾正他的錯誤，他都會接受。
17微禹，吾其魚乎
一個君主能夠接受別人的勸諫，誠然是至大的美德。然而為什麼多數君主做不到，而帝禹能做到呢？除了黃帝乇朝內部各方國各大族構成的權力製衡政治體係之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帝禹懂得自省。
帝禹曾經授意自己的一位臣下儀狄釀酒。這位儀狄在先秦文獻上稱之為“帝女”，隻是不知道是帝堯之女還是帝舜之女。她在釀成美酒之後，進獻給帝禹。
帝禹品嚐了之後，感覺到實在是太甘美了，忍不住一喝再喝，最終醉得一塌糊塗，當他一清醒過來時，便即大喊道：“啊，後世統治者肯定會有因為這美酒而導致亡國之禍。"
於是他不惟立時戒了酒，還疏遠了釀出美酒的儀狄。
正是因為他有時時警惕的心，所以才能時時發現自己的錯誤，並改正之。也正是因為他的警惕之心如此之高，才得以在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鬥爭中占領先機，無往不勝。
到了帝禹晚年，平定水土、鑄鼎九州、征三苗之國、會諸侯於塗山、會稽山這些大事一一成功。在文治上，他使得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平穩地運轉；在武功上，他至少將整個黃帝王朝的版圖拓展了兩倍以上。可以說，帝禹不需要聽到人民的評價，也深知自己的功業遠邁前人。
這時候，多年的苦勞辛勞，讓他起了奢侈的心，他也開始興建大型官室，就是用來祭祀的祭器，也從不講究到變得異常地講究了。
這時候，他已經擁有了近乎神人的威權，一聲號令，舉國再無質疑之聲，他的這些做法，甚至大家都為他找好了種種理由——
帝禹平定水土，鼎定九州，黃帝王朝天下四方各方國各大族都以封地之內所生產作物進貢中央政府，足以充滿了帝禹所興建的宮室，以讓他盡情地揮霍。
帝禹這樣的領袖，像抽打螺旋一樣，抽打著整個民族跑步前進的領袖，人類史上不多，中國史上更少，大致算起來，也不過就是秦始皇、漢武帝、毛澤東這樣少數幾個。
他們的功勞大嗎？太大了，甚至已經不是用大、偉大所能形容了。因為他們的努力，久遠地改變了中國人、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性格命運。多數時候，他們被當成好的榜樣。
然而，他們的鞭策越有力，他們所統治下的民眾卻又是那麼困苦艱難，以至於筋疲力盡，以至於一貫站在統治者這一邊的官方正史史官，感情也至為複雜。
司馬遷就不客氣地認定秦皇漢武都是暴君。
如果上古時代文獻足夠多的話，我們也許能看到帝禹的另一麵。事實上，帝禹到了晚年，已經被自己絕對的權力所害。所以帝禹才會在會稽山上毅然果敢地誅殺防風氏。
誠然，是防風氏遲到，然而在帝禹所設的盟會上，他隻是一個遲到的客人。
更何況．帝禹的盟會正是設在防風氏的地盤上，從這個角度而言，帝禹也是客人。帝禹的做法，實在是太不應該了。
然而不管怎麼說，無人質疑帝禹的偉大，無法質疑帝禹的偉大。
“要不是大禹，我們或許早就變成了魚。”這是上古時代多數人發自內心的讚歎。帝禹治水的功勞，其實是上古中國人拓展生存空間努力的極致。中國曆史上有幾次大的擴展生存空間的努力，秦皇漢武唐宗元祖都是武功赫赫，然而沒有一個能夠蓋過帝禹的風頭。
原因無它，帝禹挖的是第一桶金，超級難。而後繼者是在他的家業上繼續努力，自然容易得多。
孟子就認為先秦時代有三件改變曆史進程的大事——
往昔，帝禹壓製了洪水而天下得到太平。周公（姬旦）兼並了夷狄這些少數民族，使老百姓的安全得到保證。孔子撰寫並完成了《春秋》一書而使得那些顛覆國家、造成社會動蕩的亂臣賊子們感到恐懼。
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帝禹治水。帝禹甚至成為中國人驕傲的一部分。
眾所周知，人類這種動物，為．廠維護自己的驕傲，對於讚美之詞，那可是一點也不會吝嗇的。所以《大戴禮記》上，孔子的弟子宰我請教老師，帝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的時候，孔子便歡快地回答道一
帝禹的為人，辦事敏捷而又勤奮，他的品德不違正道，他的仁愛之懷人人可親，他講的話誠實可信；發出來的聲音自然地如同音律，動作舉止自然地可為法度，乃至重要規範準則都可從他身上得出；他左手拿著測繪工具準和繩，右手則拿著測繪工具規和矩；他按照天地節律規定了人類生活的時間節律，擁有四海之地，劃分了天下九州，受到天下老百姓的擁戴，耳目不受蒙蔽，成功地治理好了天下；他提拔了皋陶和伯益，以輔佐自己，並統率軍隊征討那些不參加自己主持的會盟、不到中央政府進見、內政一片混亂的其他部族；他的軍隊所到之處，沒有不順服的。
18伯益之死
然而這些溢美之詞都忽略了帝禹功業最遺憾的那一部分。那就是帝禹的身後之事沒有處理好，致使華夏集團和東夷集團組成的已經經曆了幾百年考驗的聯盟就此破裂。
這一破裂期長達一千年，大大地阻礙了中國人融合多民族的進程。
東夷集團再次重回到中國這個大家庭之中，則是在周王朝時代，周公姬旦為了解決掉殷商殘餘勢力，興兵攻略東夷集團的大本營山東半島。其後經周王室八百年經營，齊魯大地遂成為中國版圖最牢固的一部分，東夷集團也漸漸消融於華夏集團之中，不再以獨立的麵目出現。
是的，帝禹確實把天下禪讓給了皋陶，然後皋陶掛了。他又把天下禪讓給伯益。
帝禹的第一次禪讓沒問題，按照老規矩傳統辦，大家都服氣。是該輪到東夷集團當家了，皋陶也符合人望。然而帝禹的第二次禪讓，問題就大了。首先是第一次禪讓，皋陶也攝政一段時間，照理，東夷集團已經輪過了，至於皋陶壽算熬不過帝禹，那是老天爺不待見。
既然東夷集團也算輪過了，華夏集團就認為，繼任的黃帝王朝天下共主便該是出自華夏集團的。
現在帝禹第二次禪讓執意禪讓給皋陶的兒子伯益，華夏集團就不樂意了。然而震懾於帝禹的威權，這滿腹的委屈沒法明說。
此外，伯益一直以來，在人望上就沒法和帝禹、皋陶比，資曆經驗上，多年來出任的都是副職，沒在一把手的崗位上曆練過，所以大家也不足很放心。
這些情緒在帝禹死後，就失去控製了，最終演變成伯益和帝禹之子爭天下的慘烈局麵，使得華夏集團和東夷集團大聯盟就此破裂，實在是一次至為遺憾的雙輸。
伯益和夏啟爭天下的過程，史記記載得很簡略，簡略到伯益失敗之後，下場如何不置一詞一
帝禹在位的第十年，他到東邊巡視諸侯守地，途經會稽崩逝，臨終之前帝禹把天下交給了伯益。
三年的喪事完畢，伯益讓給帝禹的兒子夏啟，而自己避居到箕山的南邊。
帝禹的兒子夏啟很賢能，黃帝王朝各大族族長都希望擁戴他當天子。
帝禹崩逝時雖把天下授給了伯益。然而，伯益輔佐禹的時間不長，卻始終沒有取得天下的信服。
所以黃帝王朝各大族的族長都離開伯益而去朝拜夏啟，說：“這是我君王帝禹的兒子啊！”於是夏啟即了天子之位，他就是開創了夏王朝的新人王夏啟。
伯益失敗了，徹徹底底地失敗了。伯益的失敗過程，曆來有兩種說法。
一種是研究上古史的專家多數比較認同的說法，就是夏啟在各大族的擁護之下，發動兵變，將伯益趕下台。 《竹書紀年》說得比較扼要——
伯益的存在，阻礙夏啟登上天下共主之位，因此夏啟將伯益做掉了，誅殺了。
至於是怎麼做掉的，誅殺的，沒有鋪陳。還好先秦諸子的書中有兩處談到了這場政治惡鬥。
韓非子宣稱——
上古黃帝王朝時代，帝禹去世之前，打算將黃帝王朝的君主大位傳給伯益。他的兒子夏啟的擁護者不服，一個個起來攻打伯益，並扶立夏啟登上天下共主之位。
而《戰國策．燕策一》則記載——
帝禹將天下傳給了伯益，而讓自己的兒子夏啟輔佐伯益。帝禹到了晚年，最終認定自己的兒子夏啟不足以擔負起天下共主這一重任，因此將黃帝王朝的君主大位傳給了伯益。夏啟和支持他的黃帝王朝各大族族長起兵攻打伯益，奪取了天下。因此帝禹表麵上是將天下傳給了伯益，其實暗中授意自己的兒子夏啟憑個人實力奪取了天下共主之位。
看到這些，大家肯定要認定，夏啟就是個大壞蛋，連帶他的父親，治水英雄帝禹也不是好東西了。很自然的，作為大壞人的對立麵，伯益成了一個大好人，一個純潔無辜的天使了。
然而且慢，還有另外一種說法，是出自屈原的《天問》。屈原是戰國時代的楚國人，楚國人在那個時代的巾國人 看起來，就是蠻夷了。正因為是蠻夷，一個中國文化的旁觀者，在看到中國的文獻不會盲目信從，而會提出種種的疑問來。
屈原這個深刻的懷疑論者所寫的《天問》一直困擾著研究上古史的學者專家，因為他提出的疑問，多數都是中原列國的諸子文獻無法解答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
屈原是這麼說的——
夏啟代伯益作了國君，終究還是遇上災禍。
為何夏啟會遭此憂患，身受拘囚又能逃脫？
兩個治理國政都是勤勤懇懇，鞠躬盡瘁，品德無虧，應該不會傷害到自身才對。
隻是為何伯益福祚就此終結，而帝禹的後嗣繁榮昌盛？
要是屈原的說法靠得住的話，三年之喪後，伯益被夏啟趕下台了，很不甘心，曾經反戈一擊，施展當年帝舜軟禁帝堯的故伎，將夏啟囚禁了起來。夏啟的擁護者想方設法，最終將夏啟營救了出來。
看來，大壞人就不隻是夏肩了，伯益也是要被打上八十大板的。因此屈原很公平很客氣地評價兩位，“治理國政都是勤勤懇懇，鞠躬盡瘁，品德無虧”，一視同仁。
不過屈原發的疑問實在太多了，一多，就沒耐心在小細節上停留，伯益被再次登台的夏啟趕下台之後，是什麼下場，沒有明說。
屈原隻說了伯益的福祚就此終結，想來至少也剝奪了伯益身上所有的貴族身份，不是囚禁起來，便是流放了。
屈原比撰寫《史記》的司馬遷早活一兩百年，他鬧不清的事情，司馬遷更不明白了，因此也隻是含糊其辭。
19伯益支裔
中國有史以來，最高權力的政治鬥爭失敗者的下場都是很不妙的。二十四史且不論，就大家看我寫的這一一部《族天下》，便大可知曉伯益是很難例外的。
要是根據《越絕書》的說法，夏啟對於伯益這個老對手，還是很尊敬的——
夏啟為自己曾經的上司、黃帝王朝最後一任君主伯益主持獻犧儀式。夏啟，是帝禹的兒子。最初，伯益和帝禹共同輔助黃帝王朝第六任君主帝舜，帝舜將天下傳給了帝禹，同時也很看重伯益，給了他一百裏的封地以立國。當帝禹去世之後，夏啟繼立。夏啟通曉國家大事，顧惜君臣之間的情義。因此在伯益死後，夏啟每一年都精心準備上好的祭品祭祀伯益。所以經書上說：夏啟獻犧牲給伯益。說的就是這件事。
不過中國曆史，對於政敵先誅殺，再日後加以平反顯揚尊封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嶽飛被誣以謀反不過三十年，就被平反，還諡日武穆，最終進封為鄂王。
因此我們也不能據此推斷伯益失敗後的下場便是去隱居了。估計伯益那使灰心了死心了決意隱居了，夏啟未必就安心了放心了。與其留下一個定時炸彈，還不如先下手為強。
夏啟為了鞏固自己的王權，是連自己鍾愛的親生兒子武觀也不放過的，忍心誅殺。可以推想，在如何對待處理伯益上，夏啟自然也不會務虛名而招實禍，肯定是要將他從肉體上徹底毀滅。
夏啟雖然千掉伯益，卻沒有將伯益整個家族連根拔起。這倒不是因為夏啟仁慈，而是夏啟心有餘而力不足。要對付伯益整個家族，就等於是向整個東夷集團宣戰。
夏啟登上天下共主之位後，四方多不心服。因此夏啟在誅殺伯益之後，每一年都精心準備上好的祭品祭祀伯益。這絕對不是因為內疚，而是曲意籠絡東夷集團。
為了顯示誠意，他還對伯益的諸多兒子進行分封。而對於其中勢力最大的兩個兒子大廉、若木更是不吝封賞。
長子大廉繼承了伯益的職位，其兒子就用他的名為姓，大廉就是廉姓的始祖。這個大廉後來被西周時代的秦國追尊為先祖。而伯益次子若木則被封於徐，是徐國之始。
徐國也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到了商王朝，逐漸成為東夷中最強大的一支，史稱“徐夷”也稱“徐方”、 “徐戎”，讓商王朝很是頭疼。
周王朝興起，滅掉了商王朝，分封諸侯，新建的魯國國都就設立在東夷集團的大本營奄（今山東曲阜），因此要直接麵對這個連商王朝都畏懼三分的徐戎。
根據《史記》記載，周武王封周公於魯．因留京輔政，於是派伯禽代其就國。伯禽以強龍之姿坐鎮魯國，地頭蛇自然不買賬。
於是，徐州之戎和淮浦之夷聯合起來進犯魯國，魯侯伯禽率領諸侯討伐，在費地（今山東費縣，當時在魯國的境內），也就是“徐戎”祖先的封地上，發表了他的誓師辭《費誓》。
其後，魯公室在周王室和齊公室的幫助下，曆經兩年的奮戰，才在山東半島立足。
由於伯益的後世子孫如此之牛，因此伯益這個先祖也被後人大大顯揚，附會出各種各樣的傳說。
20奴隸社會
伯益這個名字，前麵的伯字，是爵位，後麵的益字，是人名。在黃帝王朝時代，中國人還無所謂姓氏之說，然而在後人的附會中，這位伯益不但有了姓氏，還多了將軍的名號。
根據魏晉時代酈道元撰寫的《水經注》記載，上麵說洛水附近的九山的廟宇中有一道《百蟲將軍顯靈碑》，碑文上寫著——
這位將軍，姓伊氏，名字叫做益，字義豈夂，他乃是黃帝王朝第三任君主帝顓頊的第二個兒子伯益。
這個瞎編編得也實在是太不靠譜了，伯益的老爸皋陶都給省略掉了，可信度可想而知了。然後還加了百蟲將軍的名號，更不像話。
實際上將軍名號，是要到了春秋時代才有的。至於“百蟲”之謂，並不是說他威震一百種蟲類。在中國古代，蟲往往用來形容野獸，比如老虎就被稱為大蟲。百蟲將軍顧名思義，相當於管理整個神靈猛獸的官員了，這點倒是切合伯益的職業履曆。
前麵說過了，帝舜曾經下令伯益率領民眾，帶著火種，去焚燒高處的山林山岡沼澤，燒掉草木。當然，中國的老百姓才不在乎這些，也沒興趣去深究，隻熱衷蓋廟祭祀，求得祖宗的保佑。
夏啟與伯益爭天下大獲全勝，對於中國曆史進程的影響並沒有如一些曆史專著上寫的那麼大。
多數曆史書上說，夏啟實行王位世襲，說明那時原始社會的氏族公社製度已經徹底瓦解。
這足不對的。
氏族公社一直到春秋時代都還頑固地存在，在中國曆史沒有走到選擇郡縣製這一步，氏族公社製度是不可能從內部自我瓦解的。
為什麼進入戰國時代之後，氏族公社會瓦解呢？
這是因為戰國時代，鐵器出現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強度大大減低了，此外，牛耕技術的推廣，施肥技術的進步，都使生產力得到迅速發展，糧食產量有很大提高。在這樣的基礎上，農民不用太辛苦，就可以解決溫飽問題了。農民清閑多了，被解放出來了。城市大型的手工業作坊就在向這些農民招手了。於是農民就進城了。
在戰國時代，列國為了招攬遊民，那是不遺餘力的，這些遊民從哪裏來，就是從繁重的土地勞作中解放出來的。隻有農村出現富餘的勞動力，國家軍隊兵員才會越來越多。這也是為什麼戰同時代一場大戰，動輒能七幾萬幾十萬人的規模的原因。
很難想象，一個國家糧食的產出不夠所有人吃的情況下，國家還能動員得起來龐大軍隊作戰。因此，據此反推上古黃帝王朝帝禹時代，氏族公社製度怎麼可能瓦解呢？
在《周禮》上都寫得明明白白的，大家為了吃飯，吃得上飯，隻能團結起來，共同協作，才能勉強維持生存。
是的，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時代，確實是中國曆史上的奴隸時代，然而這個奴隸的來源，是征伐殖民所擄掠的異族人口，是破產的自耕農。
然而，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所建立的國家並沒有能力對所有自耕農加以控製。
很難想象，在三代，有如恒河沙數的氏族公社，都成了類似集中營的機構，所有農民都在奴隸主工頭的控製下進行勞作。
這樣的社會，控製成本實在是太高了，即便是後世的前蘇聯所建立的極權社會主義國家，也無法完美地做到。
實際情況是，夏商周三代的農民地位還是比較高的，因為整個國家的財政根基是建立在對有如散沙的氏族公社征收固定的貢賦上。那麼在政事上，如果有重大的變革和舉措，君主都要召集氏族公社的首領，谘詢他們的意見。’
舉春秋時代的衛國為例，其國內政，諸如君主廢立，氏族公社首領的意見是很莊嚴的一票。
即便是周王室，一旦要把治權伸展至基層，也必然會受到強烈的反彈，比如周厲王時代因為國家財政破產，強行推行“國有”製，結果是引起了國人爆發。
總而言之，夏商周時代，中國人即便想進入奴隸社會，也是沒有條件的。首先是由於農業技術一直停滯不前，其次是疆域異常遼闊，管理技術也跟不上。
21合久必分
此外，還有一個論斷，就是認為夏啟之立，意味著中國曆史由任人唯賢的公天下禪讓製度為父亡子繼的家天下世襲製度所取代。
這也是想當然。
須知人類的任何一個文明，隻要邁向文明時代，發展到需要建立一個王朝一個國家的地步，那麼它的權力繼承模式，首選便是世襲製，這點是斷無例外的。
黃帝王朝自黃帝開國，曆經青陽時代、帝顓頊時代、帝嚳時代、帝堯時代、帝舜時代、帝禹時代。
曆任君主都是出自黃帝一係，不論是孫嗣祖，侄嗣伯，還是弟嗣兄，這樣的帝位傳承方式都屬於世襲製的框架之內。如果這都不算是世襲製，那中國曆史都得改寫了。
我們這裏不妨看看以下例子。宋太祖趙匡胤並非無子，然而傳位給其弟趙光義。明太祖朱元璋因為皇太子早死，而傳位給皇太孫朱允墳。清代末任皇帝溥儀接的是伯伯光緒的位置。
至於堯舜禹時代，確實是選賢任能了，確實是禪讓天下，然而這隻是遇到不可抗力的天災，而不得不做出激烈的因應和調整。即便如此，繼任者雖然須由華夏集團和東夷集團輪流坐莊，而坐莊的人選身上還得有黃帝的血統才行。
這是最基本的前提，沒有了這個前提，禪讓給誰，這天下共主之位淮都坐不住。
黃帝王朝是中國貴族統治時代，貴族之所以為貴族，就在於隻認血緣。沒有血緣，你再有能力，也是沒有上位機會的。這也是世襲製的基本特征之一。
所以黃帝時代禪讓製度，事誠有之，然並非是什麼所謂的“公天下¨，勉強要找到合適的、相應的、匹配的詞，那也隻能是“族天下”。
有人要說了，可是夏啟是把帝位傳給了自己的兒子。這是傳子製，這是家天下最顯明的特征。
殊不知夏肩除了傳給兒子之後，再沒有別人可以傳了。
堯舜禹時代之所以實行禪讓製度，是因為華夏集團和東夷集團兩大政治集團彼此勢均力敵，為了維持黃帝王朝不至於分裂，彼此做出的妥協。目的何在，在於盡量有話好好說，讓黃帝王朝天下共主之位以和平方式傳承。
現在，華夏集團的領導夏啟和東夷集團的領導伯益再怎麼談也談不攏，兩個人都沒有足夠高的政治智慧去駕馭新的政治形勢。於是，最終翻臉、掀桌子、拔刀、砍人。
一旦夏啟用武力攘奪了黃帝王朝天下共主之位，那麼這兩大政治集團徹底決裂就不可避免了，大家隻好分家另過了。既然分家另過了，夏啟死後，繼承夏後氏，繼續領導華夏集團，便該是他的兒子帝太康了 。
這是不是傳子製呢？是。
然而，這一傳子製度由來已久。
帝堯死後，其氏族陶唐氏還不是由他的兒子帝丹朱出任族長？
帝舜死後，其氏族有虞氏還不是由他的兒子商均出任族長？
所以說，傳子製不是問題。問題在於華夏集團和東夷集團這兩大政治集團多年的聯盟破裂了。分家了，才是要命的大問題啊。
隻是中國上古曆史學家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種大分裂時代，是以隻圍繞著夏王朝撰寫曆史，因此後世便誤會了，以為夏王朝既然繼承了黃帝王朝，就是一個統一的大國。
實際上，夏王朝接近五百年的曆史，還並立著一個東夷集團，他們在這五百年的時間裏頭，兩次挑戰夏王朝。
第一次是在夏啟之子帝太康時代，東夷集團在後羿氏的領導F，興師而來，幾乎傾覆了夏乇朝。
第二次則是夏王朝末任君主帝桀統治時代，東夷集團在商湯的領導下，大舉討伐。這一次，夏王朝徹底被商王朝所取代，是謂“湯武革命”。
帝禹之死，傳承八任（第一任黃帝、第二任青陽、第三任帝顓頊、第四任帝嚳、第五任帝摯、第六任帝堯、第七任帝舜、第八任帝禹）的黃帝王朝遂此消亡。
中國曆史在帝禹的兒子夏啟的帶領下，進入了—個嶄新的時代——夏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