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說：“以往我不能理解，為什麼我的提問得不到回答；今天 我不能理解，我怎麼會相信能夠提問。但我根本就不曾相信過什麼，我 隻是提問罷了。”這當然就是典型的卡夫卡式悖謬了，但它正是我們人 生的常態：我們的前後兩個動作往往構成了互否、互相駁詰、相互矛 盾的局麵。這也是魯迅遇到過的：他也想愛，但他的確找不到愛的對 象；魯迅一生隻是在發掘恨，在收集黑色的光線，也在向可恨的對象 發問，但無一例外在最後總是不屑於發問，而是直接施以恨的動作。所 謂踹擊、斜視、為白天實施割禮、肉薄、悲憫和詛咒等都是恨的具體 化和肉身化。恨省略了諸多轉折和過渡。恨對自己在最後是否能獲得 和轉渡到愛持否定態度，也最終同意了卡夫卡決不發問而隻顧實施上 述激烈動作的暗示。
恨在色澤上是黑的。長期以來，我們卻把魯迅的恨處理成了紅色。 這就是“能憎才能愛”的真正命意。從魯迅的恨中總結出紅色，毫無 疑問也是一種有目的的修辭和傳說。在魯迅依照自己的內心底蘊和性 格旨意展開搏殺的命運，不斷向可恨之人和物發問並尋找可以恨和必 須恨的人和物時，黑色的鬥爭過程被處理成紅色，或者被當作是為了 殺出一條通往光明的血路—一血就是紅色的（這不是修辭）；按照“能 憎才能愛”的普適公式，紅色就是愛。我們不敢說所有的恨都有機會 化作行動，但它無疑包孕了行動的全部可能性。
在魯迅那裏，恨早已變作了現實性的行動，這就是被小魯迅們長 期以來美化的戰士形象。
鬥爭是20世紀中國的重大主題。不能否認鬥爭的確有愛的成分 在內，因為它的確是在愛與恨的共同驅使下才得以展開的。可是，在 具體的行進過程中，愛的空間往往被擠占了，或者愛的空間的存在 僅僅是出於一種權宜之計、一種策略，它是為鬥爭服務的。上百年 來，批判的武器就這樣代替了武器的批判，它是目的對於手段的強 烈恭維。 “逆子貳臣”的遊曆
我們一點也用不著奇怪，為什麼一部古希臘哲學史完全可以被歸 納為一部哲學的地理史；我們通常看到的哲學史家對古希臘哲學的描 述也正是從“米利都的泰勒斯……”這樣的句式開始的，即使是最反 感地理決定論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者，也會在無可奈何之際或隱或顯地 選擇這一句式。畢竟在不同時刻的不同地方包孕著不同的思想和動作 內容。魯迅的信仰史與此相類似，那也是一部信仰的袖珍地理史。
瞿秋白在為《魯迅雜感選集》所寫的長篇序言裏，劈頭一句就稱 魯迅為“逆子貳臣”。我們幾乎可以一口咬定，依照乾隆爺的習慣性做 法，魯迅的確夠格進入“貳臣傳”。對各種主義、各種信仰的習慣性叛 變是魯迅一生的動作常態。但，瞿秋白關於“貳臣”的總結如果不是 謊言，最起碼也是偏狹之論，因為他把總結的刀、槍、劍、戟隻對準 了魯迅對封建社會和所謂資產階級的叛變上。這裏不妨順便插一句， 在當時究竟該怎樣給中國版資產階級下定義各有各的說法。20世紀二 三十年代中國思想界掀起的那場有關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不正是公、 婆、兒、媳都有理麼？如此看來，瞿秋白對魯迅的斷言即使在當時也 是不能隨便當真的。
叛變是魯迅一生最主要的動作之一，它貫穿了魯迅的一生。其他 動作要麼是由叛變引發出來的，要麼就是促成叛變動作的生成，因而 它們總是階段性的動作。“能憎才能愛”的虛擬句式也有必要放在叛變 構成的語境中才能得到有效的理解。可以想見的是，叛變也有它發生、 壯大以及在特定之人那裏贏得它特殊含義的曆史，這種曆史始終和實 施叛變動作的主人在廣大的時空中的穿行有關。魯迅究竟到過什麼地 方，在不同的地方究竟想做什麼、相信什麼，如今的人們已經相當清 楚了。我在這裏所做的工作，僅僅是再次梳理一下罷了。 紹興
紹興是魯迅做夢的地方，也是他試圖叛變的開始。“大地玄黃，宇 宙洪荒”，紹興是魯迅其後一切動作的子宮。家道的中衰，父親常年臥 病在床，作為長子（那時他是多麼的年幼）應盡的責任，使他經常出 入於當鋪、藥房，飽經了人世的冷眼、譏笑和嘲諷。“嫌人窮，恨人富”， 毫無疑問，構成了善於起哄的中國群眾的一貫嘴臉。這是來得太早的 磨難，給魯迅其後的幾乎所有動作打上了深深的、隻屬於他個人的烙 印。“子日詩雲”裏邊杜撰過的溫情脈脈的好世界，在魯迅那裏無可挽 回地坍塌’．廠。不過，魯迅此時的叛變幾乎是出於一種求生本能。這顯 然意味著這樣一種潛台詞：對“子日詩雲”光輝說教的背叛和對“子 曰詩雲”之外還有另一個好世界的存在的希望始終聯係在一起。因此， 紹興對於魯迅，是一個希望和背叛相混合的地方，是魯迅之所以成其 為魯迅的盤古王開天地。這裏的背叛也早已埋下了反抗和戰鬥的影 子：當普遍的白眼和譏笑都紛紛投向他時，魯迅在悲憤中無師自通般 地掌握了“橫眉冷對”的動作要領。當然，此時的“橫眉冷對”還隻 是單向的“恨”，並沒有如魯迅晚年所寫的詩那樣“橫眉冷對“與”俯 首甘為”相對仗：這就是說，能憎才能愛的假想性質，還不屬於充當 著魯迅信仰地理史上的混合物的紹興——他朦朧的、不可遏止的反叛 欲望，使他連有關對仗的修辭格都忘記了。人在最衝動的時候是最不 需要修辭的時候，這中間自然也包括了修辭性的對仗。 南京
南京是魯迅背叛“子日詩雲”（其實也是對紹興的背叛）之後走向 新生的第一站。魯迅本人將它稱之為“走異路咱”（《：呐喊·自序》）。他 離開了紹興，實際上也意味著想告別他和鄉親們相互之間“橫眉冷對” 的敵對狀態，因為那樣的敵意超過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學海軍和 學開礦藏這些西洋科目中，他似乎找到了“子日詩雲”之外的好世界。 南京是魯迅一生中真正的避風港之一。他在狂熱的學習中，既滿足了 他的求知欲，也幾乎使他淡忘了在紹興時的橫眉冷對，從而把紹興作 為做夢的地方那一麵給凸顯了——他把在紹興未完成的美夢搬到南京 來繼續進行。從比喻的意義上說，南京是魯迅的床——這張床不僅給 了他安眠和休息，還給了他做夢的空間。作為床的南京，和作為卡夫 卡的床的布拉格完全不一樣。南京給魯迅帶來的是向上升的快感和滿 足，布拉格給卡夫卡帶去的隻是巨大恐懼的一個弱不禁風的破碎港灣。 南京是魯迅的幸福之地，但是，在紹興的“橫眉冷對”並沒有完全被 床隔離。在他給弟弟周作人的信裏，魯迅一方麵表達了他的美夢就要 成真的狂喜，另一方麵也對當年的“橫眉冷對”記憶猶新。紹興是魯 迅一個可以不斷被郵寄而來的包裹，即使不打開它也知道裏邊的所有 內容——即使是他早已躺在了一張自以為舒適的床上。 日本
日本對於魯迅有些尷尬：一方麵它是魯迅摘取美夢（不管是強國 夢，還是有趣填充自己空白人生的大夢）可資利用的腳手架，另一方 麵，當他借助這副腳手架正要爬上頂端去摘取美夢時才發現，這副腳 手架要麼短了一些，要麼幹脆就被收走了。學醫的無聊、籌辦文學刊 物的習慣性流產、翻譯的外國文學成品無人問津等等加重了魯迅身上 早已潛藏著的失敗感，剛到日本時那副意氣風發的身板已經不複存在 了。日本作為魯迅的尷尬之地，給他帶來的打擊是雙重的：既不願意 放棄做夢的權利，又明知做夢是不可能的。更加要命的是，在他那裏 做夢已經毫無意義。這就把混合物性質的紹興中早已潛伏著的“橫眉 冷對”的那一麵重新發揚了出來。魯迅此時的“橫眉冷對”很可能是 針對自己，或者針對自己的命運而來的。可以肯定，日本的“橫眉冷 對”照f口沒有和“俯首甘為”聯係在一起。就是在倒黴的尷尬之地日 本，魯迅曾寫卜．了：“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黯故同。寄意零星荃 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自題小像》）這首詩強烈地表達了自己要 “俯首甘為”的決心，隻是青春、熱血氣對照了晚年魯迅“俯首甘為” 所沾染的遲暮氣色。但日本給他帶來的一切無疑已經剔除了“俯首”的 權力和機會。因此，在針對自己和自己命運所做出的“橫眉冷對”動 作中顯露出來的，是對自己命運的抗爭，其實也就是背叛。而這樣的 背叛要把他帶往何處，他不知道，背叛的慣性舉動已將他越領越遠。 紹興
從日本魯迅再一次回到了自己命運的集散地一紹興。“此”紹興 早已將“彼”紹興中的夢想成分鏟除了，剩下的僅僅是背叛。魯迅此 次的背叛是以向個人命運的屈服來達成的——既然你抗爭不了它，還 不如破罐破摔般地順從它。一本署名不提撰人的明代豔情小說《昭妃 野史》描寫到女主人公不幸失身之後破罐破摔的風趣之言，很可以為 魯迅的這次背叛作一注腳：“已經中了秀才，罷罷，幹脆再中個舉人才 想得過。”一位印度詩人也大喊：“既然我已經喝下了那麼多的毒藥，難 道還在乎這一碗嗎？”魯迅這一次的背叛意味著，他已經越來越清醒 地認識到做夢既荒唐又無聊。所以，“此竹紹興時的背叛和“彼”紹興 對眾多的冷眼、嘲諷、譏笑進行“橫眉冷對”相反，是對理想和美夢 的“橫眉冷對”，也是對“子日詩雲”之外虛擬的好世界的嘲諷。在魯 迅身上，始終存在著兩個紹興。這兩個紹興不僅集散著和批發著他的 命運，而且還互相駁斥、詰問。一個對另一個嘲笑道：你曾經背叛了 我，現在你義回到了我；後一個對前一個說：我什麼時候回到了你？ 我隻是無意之間走到了一個陌生之地。兩個在魯迅身上隔岸桕望的紹 興，其實都太自以為是了，魯迅在《朝花夕拾》裏對它們說：你們之 間什麼關係都沒有，你們隻和我單獨有關係。但魯迅的看法真的正確 嗎？盡管他在這樣看待它們時，依然對它們采取了“橫眉冷對”的架勢。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