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許多人間的偉人一樣，魯迅牌同情的配方組分隻有兩種：悲憫 和詛咒。由於悲憫和詛咒在量的搭配上、在各自所占比例不同的無數 種構成方式中導致了魯迅牌同情的眾多麵孔，也為魯迅豐富的情感提 供了可精確選擇的庫存。貨物庫存在數量上的繁多，是顧客可以盡可 能選擇滿意商品的惟一現實依據；這條規律不僅對經濟適用，對情感 的挑選也適合。魯迅懂得在何人、何地、何時、何事麵前精確挑選何 種同情配方。魯迅的文字的精準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正不妨從此角度 去理解。上引《野草·求乞者》中的話已經表明了魯迅把自己擺在了 有資格布施的位置上（甚至是布施者之上），但怎樣布施、布不布施則 隻能施主說了算。對那個注定要成為汙濁成人的孩子，魯迅的決定是 隻“布施”煩膩、疑心、憎惡，，這同樣是經過權衡後從不同配方的同 情中精心挑選出來的一種。
魯迅對所有的、各階層的成人都表示了懷疑。魏連殳、狂人、孔 乙己等作為不同類別的知識分子的代表，他們各自不同的人生曆程和 悲慘下場讓魯迅看到了他們的不可靠；參加革命為的是贏得姓趙的資 格、能把秀才娘子的寧式床抬往土穀祠、能和吳媽睡覺的阿Q，麻木 不仁的閏土，一牛都隻為千人踩萬人踏的門檻而活著的祥林嫂等這些 不隻安心忍受不公、還為不公暗中辯護以求瞅準機會撈一把的農民們， 隻讓魯迅看見了艱巨到絕望的“希望工程”；還有那麼多經曆了歐風美 雨的知識分子（他們大都是魯迅開涮的對象，魯迅有時將他們戲稱為 正人君子，有時又把他們呼之為紳士和西崽）．他們的種種表現也讓魯 迅感到厭惡；至於軍閥混戰時期的軍人，作為改變中國的力量，魯迅 從來都覺得是一個笑話（魯迅根本不同意他們的槍炮式革命）。總之， 對上述各色人等而言他都是站在布施者的位置，向他們發放自己不同 規格、不同配方的布施品。因此，魯迅牌同情最終給魯迅帶來的是絕 望和失敗，就不是什麼不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在魯迅那裏，即使有組分搭配不一的無窮種同情方式，它們也僅 僅是同情，對被同情者以及他們的總和所組成的中國現實，毫無實際 效果。（參見汪應果《艱難的齧合》）對於這一層魯迅又有什麼不明白 的？魯迅曾經說過，他的小說取材大多來自病態的不幸的人們，意思 是為了揭出痛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南腔北調集·我怎樣做起小說 來》）這是一個前醫科學生的文學腔調，它是可信的；可正是在這裏， 不能回返的境遇也讓魯迅劈頭撞了——療救的意向不僅沒有被人注 意到，反而讓同情的主人走向了絕望。
普列漢諾夫有一個1 -分精彩的洞見：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隻在 財產、權力的分配上存在衝突，在思想觀念、意識形態上卻有著驚人 的一致性。魯迅對普列漢諾夫有過極高的評價，想來對此意見不會陌 生，而魯迅在這方麵的精辟程度並不下於前者。魯迅暗示說，正是這 種情況導致了中國人的起哄特征。起哄是庸眾的一貫動作：對於貌似 神聖的東西，他們起哄；對於貞節牌坊、小腳、打板子，他們起哄； 最後直到在起哄中被殺，依然還要起哄（比如阿Q）。起哄就是一窩蜂 L玄，分食某一個未經他們同意和論證的戒律（那些戒律也不需要他 們同意和論證），最後總是在起哄中達成默契。李銀河博士對此有過精 當的調查、分析和研究，並把起哄帶出來的東西稱作羞感文化——在 所有人都在為一些故意束縛人、和人過不去的陳規陋習叫好、起哄時， 想反對它的人就會遭到相反的起哄，並由此感到羞愧，以至於加入到 起哄的隊伍中去。魯迅是相當了解起哄的力量的，他說，中國庸眾的 伐惡之心並不下於軍閥；如果那些攻擊他們的文字被他們知道，我早 已死無葬身之地廠，所幸他們中識字的人畢竟不多。（《：而已集·答有 恒先生》）起哄和羞感文化意味著，任何一個人的任何行為都要受到起 哄的檢查，這就是伏爾泰挖苦過的“被蠢人評判”。（伏爾泰《文學與 作家》）
美國考古學家丹尼爾·英格索爾（Daniel Ingersoll）認為，可恥的 拋棄型社會早在19世紀就來臨了。對西方人來說，不僅對物質喜新厭 舊，對精神、思想也是同樣的嘴臉。魯迅實際上早就說了，作為一個 起慣了哄的國家，我們至今還隻是一個不稱職的收藏家，因為我們從 不收集異質物品。起哄者不懂得什麼叫作思想的拋棄，拋棄被理解為 數典忘宗、不孝子孫，但他們卻都懂得老婆還是要不斷拋棄的好。這 一切導致了偉人魯迅同情配方中各組分的動蕩不定：時間越往後靠， 詛咒所占的百分比越來越大，相應的，悲憫的成分也就愈來愈少。不 過，比之於現實境況的慘烈和殘酷，這說起來也沒有什麼不可理解。 詛咒勢必指向自己
作為一個人間的偉人，魯迅秉承了偉人家族的遺訓：不得愛人間 的任何人。這就是達·芬奇所說的，是在對他的民族和人民有了深刻 認識之後才采取的斷然行動。現在，該輪到魯迅來裁判庸眾了。這體 現在魯迅的寫作上就是越到後來詛咒的成分越多，以至於讓人看不見 還有多少悲憫包含在同情之內，盡管悲憫依然還是維係偉人之同情能 夠得以存在的一根暗線。我們都聽見了魯迅臨死之前念出的咒語：“一 個也不寬恕。”對偉人家族來說，這是同情的可能性結局之一；在魯迅 那裏，卻是現實的結局。
魯迅曾信誓旦旦地說過“創作根於愛”。（《而已集·小雜感》）不 是魯迅不理解這句話的真實涵義（作為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他了解世 上的所有感情）．而是做不到。長期以來，起哄的庸眾一口咬定，母親 打兒子是因為母親愛兒子，不打兒子的母親不是好母親，她應該為此 羞愧。這個荒唐的推論也被那些起哄的人們用在了偉人和英雄身上： 不詛咒時代和民眾將不是真正偉大的作家。唐甄說：“有秦以來，凡為 帝者皆賊。”（唐甄《潛書·石語》）應該算是道出了那夥起哄家說這番 話時的內心真諦。在魯迅晚年，有很長一段時間卷入了各種論戰，拋 開論爭雙方對同一問題的不同看法不談，強烈的火藥味．暴烈的脾氣， 刻薄的言辭，以討厭為主要成分的心理底色，斜視、踹擊和黑色的心 緒，構成了詛咒的真實內涵，也贏得了後世大批小魯迅在起哄之中的 一致叫好。在魯迅眼裏，那些被他斥為“正人君子”、“學者”的人都 一概是可沮咒的起哄者(他們當然是為魯迅所反對的事情起哄了)。現 在還有另一些瞎起哄的妙人們仍在高呼魯迅的批判意識，天知道他們 懂得多少魯迅的批判意識。 梅非斯特自稱是上帝的敵人，浮士德對此不屑一顧。他暗示這個 白以為是的魔鬼，上帝沒有敵人，隻有值得悲憫和詛咒參半的罪人—— 上帝隻有一種同情配方，悲憫、詛咒各占一半。布萊克( W.Blake)也 鸚鵡學舌，任何一個真正偉大的詩人都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魔鬼一邊。 無論這種種貌似深刻的言語說出了多少值得誇耀的含義，任何貝多芬 意義上的偉人都會對此不屑一顧。布萊克誤認了上帝，盡管上帝的悲 憫也不是愛。但是，魯迅使用趕殺同情中所含悲憫成分的方法，用越 來越多的詛咒完成了布萊克的旨意並產生了類似於梅非斯特的得意， 卻大致是可見的。他自覺站在了魔鬼一方，盡管他最終是被逼才成為 這副麵孔的。問題是，隻有他一個人被逼嗎？自覺站在魔鬼一方很可 能會帶來眼光的毒辣、見解的深刻，我們早就看見了，這是所有偉人 的共同特征；可是，如果僅僅這樣又有什麼用？同情在偉人那裏最好 的版本是上帝的版本，因為他把詛咒減少到了最低限度——一半—— 假如《聖經》和神學家們所說是正確的。人間的上帝往往與此相反，這 也是我們多次看見的情景。
詛咒的極端化導致了魯迅作品中黑暗的普遍性，魯迅對此毫不避 諱：“我的作品，太黑暗了”，“我自然不想太騙人，但也未嚐將心裏的 話照樣說盡……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兩地 書》四、《墳·寫在《墳》的後邊》）在拋棄了所有人、不愛任何人、對 幾乎所有人都把詛咒發揮到極致之後，這種情形的出現也就沒有什麼 不可以理解。更要命的是，與此同時魯迅對自己也采取了詛咒和悲憫 參半的同情——上引魯迅的言論隱隱透露了這一消息。許多學者都正 確指出過魯迅的自虐情結，這個精彩的洞見所傳達的內容不僅造成了 “痛苦的魯迅”，也形成了魯迅內心的黑暗。這中間的過渡顯然在於，既 然人人都不值得施以中等程度的同情（即詛咒、悲憫參半的同情），那 就施向我自己吧。這是魯迅內心的直接引語，也是同情在偉人身上的 共同特征之一：當可詛咒的人越來越多，當詛咒的成分越來越濃，詛 咒本身勢必會指向自己——“一個人的戰爭”是可能的。魯迅的自虐 就是很好的證明，盡管它決不是惟一的證明。卡夫卡說，未婚的男子 足白絕於人類的，他的牛存空間將會越來越小，最後，“他死了，棺材 對他正合適”。有理由認為，這也是一個孤家寡人的真實處境。無論魯 迅在他生前死後贏得了多少同誌、同類和崇拜者，魯迅大概會認為他 們這都是自找的。他在本質上就是一個孤苦伶仃者、一個寡人、沒有 王位的朕。
我讚成這樣的說法——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反對這樣的做法 ——至死都不寬恕任何人，盡管這樣做有利於維持自己的一貫形象。 我還要反對如下表述——可以用恨來表達愛，因為這個似是而非的辯 證法容易把人引入歧途。卡夫卡說：“認識你自己，並不意味著觀察你 自己。觀察你自已是蛇的語言，其含義是使你自己成為你的行為的主 人。但其實你現在已經是了，已經是你的行為的主人。於是這句話便 意味蓿曲解你自己，摧毀你自己！這是某種惡——隻有當人們把腰彎 得很低時，才能聽見它的善，是這麼說的——‘為了還你本來麵目’。” 我願意用這段充滿著過多歧義的話來結束這一章，而且不指明它對本 章有效的理解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