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朱真宗率領百官到毫州（今安徽亳縣）去朝拜太清官。浩浩蕩蕩的車馬路過南京（今河南商丘，下同），整個城市轟動了，人們爭先恐後地看皇帝，惟獨有一個學生閉門不出，仍然埋頭讀書。有個要好的同學特地跑來叫他：“快去看，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千萬不要錯過！”但這個學生隻隨口說了句：“將來再見也不晚”，便頭也不抬地繼續讀他的書了。果然，第二年他就得中進士，見到了皇帝。這位學生就是日後的北宋偉大的改革思想家範仲淹。
範仲淹從小死了父親，他的母謝氏貧而無依，隻好帶著尚在繈褓中的仲淹改嫁山東淄州長山縣一戶姓朱的人家。他為了勵誌，21歲去附近長山上的醴泉寺讀書，經常一個人伴燈苦讀，每到東方欲曉，僧人們都起床了，他才和衣而臥。那時，他的生活極其艱苦，每天隻煮一鍋粥。疲乏到了極點，就用涼水澆臉，來驅除倦意。範仲淹入仕後，最初1 0餘年，一直擔任地方上的小官員。他每到一地總是踏踏實實地做一些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事，並且千得很有成績。範仲淹有此政績，便調到中央擔任秘閣校理（秘閣是皇家藏書樓之．，校理是負責藏書的整理和校勘），後來由於他犯顏直諫觸怒了劉太後，被貶往河中府。
劉太後死後，範仲淹才被召回朝廷，任右司諫（諫官）。有了諫官的身份，他上書言事更無所艮懼了。明道二年（1033年），京東和江淮一帶大旱，又鬧蝗災，為了安定民心，範仲淹葵請仁宗馬上派人前去救災，仁宗不予理會，在宮中仍然過著奢華的生活，範仲淹對此十分氣憤，他冒著觸犯龍威的危險質問道：“如果宮中半天不吃會怎麼樣？現在許多地方老百姓沒有飯吃，豈能置之不理？”說得仁宗無話可答，隻得派他去江淮一帶安撫災民，範仲淹每列一地就開倉賑濟，並且免除了災區的部分賦稅。為了勸誡揮霍人民血汗的皇室，他還把饑民吃的野草帶同來獻給仁宗，並請他轉給嬪妃貴戚們看看，讓他們知道老百姓過的是什麼日子，不要過分奢侈。範仲淹經常大膽上諫，皇帝不快，又將他貶出朝廷。
慶曆三年四月，宋夏局勢剛剛和緩，宋仁宗便將範仲淹調回東京，升任為參知政事（副宰相），與樞密副使富弼、韓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當時，北宋的官僚機構越來越臃腫，而行政效率越來越低，軍隊數量不斷增加，但內憂外患不時爆發，百姓負擔十分沉重，國家財政卻入不敷出。在嚴重的危機麵前，宋仁宗三番五次召見範仲淹等人，賜給他親筆寫的詔書，督促他們立即寫出改革方案。倉促之間，範仲淹就提出了改革措施，它的主要內容是：
一、對官吏一定要定期考核，按他們的政績好壞提拔或者降職；
二、嚴格限製大臣子弟靠父親的關係得官；
三、改革科舉製度；
四、慎重選擇任用地方長官。
慶曆三年（1043年）底，範仲淹選派了一批精明幹練的按察使去各路檢查官吏善惡。他坐鎮中央，每當得到按察使的報告，就翻開各路官員的花名冊把不稱職者的名字勾掉。樞密副使富弼平時對範仲淹十分尊敬，這時見他毫不留情地罷免了一個又一個官員，不免有點擔心，從旁勸止說：“您一筆勾掉很容易，但是這一筆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範仲淹聽了，用筆點著貪官的名字憤慨地說：“一家人哭總比一路人哭要好吧！”
朝廷上許多正直的官員紛紛賦詩，讚揚新政，人們圍觀著改革詔令，交口稱讚。但是，這場改革直接觸犯了封建腐朽勢力，限製了大官僚的特權，他們對此恨之入骨，隨著新政推行逐漸損害他們的利益，便集結在一起攻擊新政。他們誣蔑範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人結交朋黨，他們還串通宦官不斷到宋仁宗麵前散布範仲淹私樹黨羽的讒言。
宋仁宗雖然對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對革新的勢力這麼強大，他開始動搖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慶曆五年初，曾經慷慨激昂，想勵精圖治的宋仁宗終於完全退縮，他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範仲淹參知政事的職務，將他貶至鄧州。堅持了一年零4個月的“慶曆新政”終於失敗。
範仲淹貶到鄧州後，撰寫了著名的《嶽陽樓記》。範仲淹用洗練優美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瀾壯闊的景色，並且借景抒情，勸勉失意誌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憂傷，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擺脫個人得失，做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兩句話，概括了範仲淹一生所追求的為人準則，是他憂國憂民思想的高度概括。
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是北宋的政治家，文學家，從小勤奮好學，20歲以前，隨父宦遊，到過南北很多地方，目睹官僚，豪紳、地主對農民欺淩壓榨，使大批農民失去土地，生計艱難，加上北宋王朝對外采取屈辱妥協政策，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趨尖銳，國防和財政呈現嚴重危機。這些情況促使他立誌改革政治，為以後實行變法打下思想基礎。慶曆二年他中進士，先後擔任淮南 判官、鄞縣知縣常州知州以及江南東路提點刑獄等職，在江、浙一帶做了十六七年的地方官。他在管轄的地區，初步推行革新措施，顯示了出色的政治才能。
他回京城任職不久，便向仁宗呈奉一篇有名的萬言書，就是《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萬言書中暢論政事，陳述富國強兵的計劃，為他以後實行變革描繪一幅藍圖，但當時來披采納。
神宗即位後，想改變國家積貧積弱的局麵，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十分讚賞，於熙寧二年任命他為參知政事（副宰相），次年升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立即建立製置三司條例司（主管製定鹽鐵、度支、戶部三司條例的官署），作為領導變法的機構。他從“理財”和。整軍”兩方麵著手，頒布一係列新法。屬於“理財”範圍的有農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市易法、均輸法．屬於“整軍”方麵的有保甲法、保馬法、置將法和設軍器監。新法推行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豪強兼並勢力，緩和了國家財政和軍書危機。
王安石的變法，引起了大地主官僚集團的強烈反對。他雖力排異議，以堅韌不拔的意誌推行新法，終究寡不敵眾，在反對派的竭力誹謗和攻擊下，幹熙寧七年被迫辭職。次年再度拜相，但由於神宗對繼續改革失去興趣，變法派內部又發生許多矛盾，加上其子病死，使他受到很大打擊，身體又多病，一年後又離職回江寧。他晚年在江寧過了近10年。元豐八年，神宗病逝，守舊派上台執政，新法被全部廢棄。王安石心情十分憂憤，於宋哲宗元澈元年四月逝世。他生前封荊國公世稱王荊公，死後諡號文，也稱王文公。
王安石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主張文章“務為有補於世”，“以適用為本”，他也不忽視藝術技巧的作用。他的政論文分析犀利，態度鮮明，議論宏大，筆力雄健，形成鋒利峭拔的藝術風格。如《答司馬諫議書》突出的表現了他對守舊派毫不妥協的政治態度和不以個人得失為意的寬廣胸懷，寥寥幾百字，條分縷析，言簡意骸，駁斥對方極為有力。
雜記如《遊褒禪山記》，把記遊和說理結合得緊密自然，在平凡的生活現象中寄寓深刻的哲理，引人深思。王安石的詩歌創作，受杜甫、韓愈很大影響，內容多反映人民疾苦和社會問題，表現形式多用散體句法，好發議論，造語用字瘦硬遒勁。晚年閑居時寫的小詩風格有變化，融情人景，禽蓄雋永，有唐人韻味，而觸及現實矛盾較少。他也有少量詞作，風格高峻。
王安石一生著述甚多，《字說》、《鍾山日錄》等多已散佚。今存《臨川集》、《臨川集拾遣》、《三經新義》中的《周官新義》殘卷、《老子注》若幹條。其詩文揭露時弊，風格雄健峭拔，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司馬光與《資治通鑒》
司馬光，世稱涑水先生，進士出身，曆任館閣校勘、同知禮院、天章閣待製兼侍講、知諫院、禦史中丞、翰林院學士兼侍讀等職。他囚與王安石政見不同，堅辭樞密副使，以端
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次年改判西京禦史台，退居洛陽，專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太後臨政，召司馬光入主國事，任命為 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身後追贈太師，封溫國公，諡文正。
北宋建國近百年，出現種種危機，司馬光連連上疏陳述自己的治國主張，大致是以人才、禮治、仁政、信義作為安邦治國的根本措施。他在薦賢斥佞的鬥爭中，敢犯顏直諫，麵折廷爭，被稱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說：“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
在變法中，司馬光與王安石發生嚴重分歧。就竭誠為國來說，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應偏重於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製度的製約之內，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司馬光的主張是一種在“守常”基礎上的改革。從王安石變法中，證明了司馬光在政治上的老練和穩健。
在難於合作的情況下，司馬光退居洛陽編纂史著，“使觀者自責善惡得失”。宋英宗治平元年首呈《曆年圖》25卷，二年後又呈《通誌》8卷，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稱讚、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設立書局，自擇官屬，神宗以此書“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命名為《資治通鑒》，並親製序文。除了允許其借閱國家所有的圖書資料外，神宗還將穎邸舊書，賜給司馬光參考，修書之費盡由國家供給。
司馬光著史，還選取了劉恕、範祖禹等人作為助手，他們是當時第一流的史學家，能在編書中各顯其才、通力合作。最終使《通鑒》達到光輝頂點的，還決定丁主編司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劉恕之子劉羲仲所說：“先人在書局，隻類事跡，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
實際上，《通鑒》的著述意義，已遠遠超過作者的本意，它不僅為統治者提供“資治”的借鑒，也給全社會提供了借鑒，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諳此理。他說：“《通鑒》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曆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鳴盛也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近千年的曆史證明：《通鑒》已與《史記》一樣，被人們並稱為史學瑰寶，廣為流傳，教益大眾。而研究者從不乏人，使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即“通鑒學”。如今，對《通鑒》的研究正多層次、多角度地展開，它將更多地為人類的進步提供借鑒。這一發展趨勢，是司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絕貢獻的必然結果。
司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鑒》係列著作中，還有《通鑒舉要曆》80卷、《曆年圖》7卷、《稽古錄》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6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種，200餘卷，是他對我國史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詩詞等各方麵進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孝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遊山行記》、《續詩話》、《醫問》、《涑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司馬光雖熱心於治國，但由於政見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參與政事的機會。
直到宋神宗去世後，67歲高齡的司馬光，擔任了相職，盡罷新法。他執政一年半，竭盡全力日夜操勞，耗爆了畢生心血之後與世長辭了。噩耗傳出，“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農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幹萬數”，在靈柩送往夏縣時，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至於畫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掛像，飯食必祝”。一個封建社會中的宰相，能得到民眾這樣廣泛真誠的悼念，實屬罕見，也是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