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達夫（黎子達之父）於1912年11月在毛裏求斯創辦新華學校，開展華文教育。後其子黎子達繼承父誌，任新華學校董事會常務董事，捐巨資資助學校辦學經費，並倡導實施中英文教學，學生發展到700多人。1973年，黎子達應邀回國參加國慶觀禮．並應邀出席鄧小平副總理主持的國宴。
惠州籍客商、吉打華人甲必丹戴春桃在1919年聯合當時的馬來領袖姆力捐獻一塊地皮，供亞羅土打華社作為神廟與辦學用。這間神廟和華校，就是今天的“廣福官”和早期新邦瓜拉的平民華小。
謝應瑞在1930年-1950年，先後擔任加爾各答、孟買等地華僑學校的校長，新中國成立後，參與籌辦印度興華中學和中國小學，並任興華中學副校長、教導主任。
吳德馨(1877-1949，廣東蕉嶺人)，捐資在荷屬勿裏洞創辦五所華僑學校，自任董事長，負擔學校一切費用。
潘植我（1885-1953，廣東梅縣人），1926-1939年，潘植我任日本華僑同文學校總理（校長）。此校是康有為、梁啟超亡命日本時於1900年為旅日華僑子弟創辦的一間著名學府。潘植我將神戶三所華僑學校合並為一，學生達千餘人。十幾年間，他捐助學校經費10多萬元；他作出決定：凡無力擔負子弟學費的家長，可到他任議長的廣東商業會議所登記，由他負擔。他還積極資助華僑公益事業（圖書館、醫院）。20年代，他作為華僑代表，當選國會議員，先後榮獲黎元洪、徐世昌總統頒發的獎匾兩塊和二等嘉禾勳章及當時教育部頒發的嘉祥勳章。1979年，神戶華僑博物館展出潘植我支持華僑教育的事跡資料。
客商領袖胡文虎更是熱心於文化教育，積極在海外興辦華文學校，推動華文教育和華文傳播的發展。1935年，胡文虎獨資創辦新加坡民眾義務學校。該校分上午、下午、夜校、女子部四部，學生1 600多名，為當時南洋唯一設備完善的義務學校，惠及廣大華僑貧寒子弟。1938年春，他大力支持新加坡中正中學的創辦，並出任該校董事長，為新加坡華文教育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早在1928年，胡文虎曾任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總理，捐資數萬元。對其他學校，如南洋女校、崇正學校、養正學校、靜方女校、南華女校以及美以美會女校、聖約瑟實業學校等，也都或捐設備，或助經費。此外，如北馬檳榔嶼的鍾靈中學、馬六甲的培風學校以及霹靂、麻坡等地的學校，也得到他的捐助。胡文虎本著“畛城不分，一視同仁”的原則，對各幫所辦的華文學校，采取“凡有請求，輒不俊拒”的態度，都酌情加以讚助。
劉宜應（1897-1971，廣東梅縣人）。1926年出國，先在荷印巴城任小學職員，後赴泰國當店員。1928年去印度學鞣製皮革技術後回巴城與人合資開辦皮革廠，逐漸致富。二戰後，參與廣肇會館、華僑公會和福建會館三大僑團創辦聯合中學，被舉為董事；聯合中學改稱為華僑公立巴城中學後，他與劉家祺等合獻1.6萬平方米地皮作為巴中新校址。
劉家祺（1898-1981，廣東梅縣人）。1927年赴巴達維亞，初當會計，合資開辦皮革廠，後自營商業。二戰後，劉氏參與籌建雅加達聯合中學，改稱華僑公立巴城中學後，他任第三屆董事長和建校委員會主任。他同劉宜應等獻出1.6萬平方米地皮作為巴中新校址，並帶頭捐款3萬盾（印尼幣）建教室。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梁密庵先生即令其在嶺南大學讀書的長子梁錫佑返回椰城，先後出任華僑總會董事。他創辦《天聲日報》、《自由日報》兩報，擔任六間學校的理事或監事，並連任數屆中華商會理事長，並曾出席美國、中國台灣等華僑工作會議，積極支持、倡辦華僑學校。1959年，梁錫佑在印尼雅加達創辦崇德民族學校，捐建禮堂，任名譽董事長。
上個世紀50年代，吡嚦客家公會董事會創辦深齋中學。這間中學目前占地15英畝，可容納學生3 000人，華文傳統教育占總課程四分之一。它的經費全部由公會的客商提供，國家不負擔分文。差不多同時，客商領袖李萊生在檳城創辦育才國民型小學。
在現當代海外華文教育史上，客商蕭畹香（1902-2000，廣東大埔人）是繼張弼士之後對海外華文教育起重大推動作用的人。他在上世紀60年代任聞名遐邇的寬柔中學董事長，堅拒馬來西亞當局取締華文教育的禁令，保存了當時唯一的華文中學，使中華文化在當地得到保存和發展。80年代捐出時值1 000多萬馬幣的土地作校園（捐獻15畝土地作為南方學院校地，另外5畝以半價售予校方），創辦馬來西亞第一所華文大學——南方學院。南方學院是繼南洋大學（注’之後的第二所海外華文大學。至此，客商完成了海外華文教育從小學到大學的完整體係建設。
另外還有泰國客商領袖廖梅林，廣東大埔人，1946年來到泰國，先茌華校執教三年，自修泰文，後到曼穀五金行當店員，進修英文。後成功創業，現任泰國國花林有限公司董事長、泰國DNT董事長，同時設立基金會，熱心公益，尤其重視文化教育事業。在任泰國客屬總會理事長(35-36屆)期間，基於教育的延續性以及商業職業方麵的考慮，捐地皮和錢，以泰國客屬總會的名義發起建立甄洲客屬商學院。1995年籌備，1998年建設竣工，當時泰國國總理川·立派（中文名呂基文）主持揭幕。亞洲客屬商學院以現代化教學設備和完善的環境推進中、英、泰文教學，以中文教育為主，並結合職業特點進行現代高等教育，將海外華文教育推進到一個新階段。2008年8月，他又捐資發起成立泰國“孔子文化促進會”，任首任會長，發揚孔子的仁、義、禮、智、信、孝悌、忠恕的倫理文化精神，進一步推動中國傳統文化在海外的傳播。
廖梅林曾經曆任泰國大埔同鄉會理事長、泰國九屬會長、泰國客屬總會理事長，現為泰國客屬總會永遠名譽理事長、《泰國風》雜誌社名譽社長、泰國孔子文化促進會會長。20多年來，他親手以現代漢語、英語、泰文編寫出版了大量中國的經典著作，包括論語精選、老了．今解、孟子摘選、大學綱領、中庸摘選、朱子摘選、程子摘選，孫子兵法等等，合訂本六次重版，印數萬計，全部免費贈閱。1996年9月，廖梅林以客屬總會理事長的身份率領的泰國九屬會館（泰國九屬會館：它是一個在泰國華人中很有實力、頗具威信的組織，它為促進中泰友誼，加強兩國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會館包括潮州、廣肇、客屬、海南、福建、江浙、台灣、雲南、廣西九個地域的同鄉會館。潮州會館創建於1938年，是泰國最大的同鄉會組織，也是世界最早具有影響的華僑、華人同鄉會）首長訪問團回國參觀訪問。
泰國客商領袖、中華總商會副會長丁家駿在豐順會館任職期間，首抓泰國的華人教育事業，常年撥款讚助華人辦好各類學校的中文教育。如1991年，籌建華僑崇聖大學，捐款1000萬銖（泰幣）；堅持資助泰國的教育事業，向泰國教育部提供獎學金，資助50名泰國農業大學生開展農科研究，改善泰國農業狀況；1995年又向泰國教育部門增加獎學金數額；同時，又捐獻100萬銖（泰幣）讚助中華語文中心作為建校基金。1975年丁家駿開創獎助學基金，籌集基金120多萬銖（泰幣）；1986年獎助學基金增至400多萬銖。凡是學業成績優良者，均可獲得獎學金；家境貧窮者可申請助學金，獎助學金每年頒發一次。1982年共頒發200多萬銖，受獎助學生240多人。在豐順會館的影響下，各宗親會也陸續設立獎助學金，激勵宗親鄉賢子弟學業進步，早日成才。如今，豐順旅泰華僑、華人的子女大部分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大學生達1萬多人，出國留學的有幾千人，碩士、博士百人以上，不少商界人上兼懂中、英、泰幾種文字語言。
1913年，戴淑原擔任駐檳城領事，他領導成立檳州教育會，推動采用中國教育部法令，實行三學期製度，規劃統一的假期表（時至今日，馬來西亞的學校也實施三學期製度）。1920年，戴淑原成功推動華校根據中國製度，采用國語教學，鼓勵學習國語（華語），各校起而響應。馬新的華校從那時開始就廣泛采用國語為教學媒介語，免除了方言教育造成的語言隔閡的混淆。這是一項極其重要的貢獻，造就了馬來西亞華校教學媒介語的統·一性，戴淑原厥功至偉。
1921年，英海峽殖民地政府頒布華文學校注冊條例，意在限製華文教育的發展。客商領袖陳新政在報上發表言論，據理力爭，反對殖民當局對華文教育的限製。英當局以反抗條例的罪名將陳新政逮捕遞解出境。雖然檳城華僑社團僑領以至新加坡僑領陳嘉庚、林推遷等人出麵為陳新政呼援，但仍然無效。
自1950年以來，領導馬來西亞華校董事會的曆任董總主席中，基本上是客商領袖，比較著名的有：陳濟謀（1956-1964擔任董總主席）、林晃升（1973-1990擔任董總主席）、胡萬鐸（1991-1993擔任董總主席）。在曆代客商領袖的倡導推動下，南洋各地的現代華文教育發展迅速。以印尼為例，1950年至1957年華校發展達到鼎盛時期，學生84%是中國國籍，中國國籍教師占90%。其課程設置等完全按照中國國內的教育模式。為中華文化傳播和中國對外經濟社會交流作出重大貢獻。
據梅州電視台《客商》專題片攝製組在馬來西亞的采訪報道，目前馬來西亞共有華文學校60多所，其中54所是曆代客商興辦的。
3.客商及其培養的華僑教育家
伴隨著南洋華文教育的發展，產生了一批有名的華僑教育家、文化學者，他們在海外或深化研究華文教育，或辦華文報刊、研究中華曆史文化，對中華文化的傳播和對外交流作出傑出貢獻。除以上專列的客商外，其中頗有成就的客商及其子弟還有：
(l)劉士木(1889-1952)，廣東興寧人，14歲考入黃埔陸軍小學就讀。不久出國到印度尼西亞。初在望加錫（今烏戎潘當）中華學校任教，後受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華鋒報》之聘，到該報任編輯。1909年轉赴棉蘭，受聘為華商學校校長。後到民禮，創辦中華學校。中華民國建立後，被選為日裏各埠書報社的代表。1927年10月，上海暨南大學校長鄭洪年倡議，成立南洋文化教育事業部，劉受聘為主任。翌年，他廣羅人才，聘請李長傅、溫雄飛、姚楠和錢鶴等專家學者到該部共事，創辦全國第一份研究東南亞的學術雜誌《南洋研究》。隨後又陸續發行《南洋情報》、《中南情報》、《海外僑訊》和《華僑情報》等刊物，為中國早期東南亞史學和華僑研究做了大量開拓性工作。劉在該部主持工作6年，在《南洋研究》發表許多重要文章，如《荷屬東印度概況》、《英屬南洋概況》、《菲律賓概況》、《法屬越南概況》、《南洋問題與華僑》、《日本南進策》等，他還與同仁合編《南洋叢書》40多種，在研究東南亞和華僑問題方麵取得卓著成績。1937年定居檳榔嶼，出任鍾靈中學圖書館主任。1940年3月，劉與鬱達夫等知名學者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學會，被選為理事，翌年被推為理事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劉氏隱居於檳榔嶼黑水村，過著清貧生活。日本侵略軍曾以名利誘他“出山”，他堅拒，仍致力搜集東南亞圖書資料，籌組出版研究東南亞的《檳城文庫》。1952年10月，在檳榔嶼逝世。其專著與合著較重要的有：《日本海外侵略與華僑》、《南洋概況》、《南洋華僑教育論文集》（與錢鶴合編，南洋文化教育事業部版）、《陳嘉庚先生》（與陳宗山合編）、《華僑概觀》、《南洋地理》(與沈厥成合編，商務印書館版)、《南洋各殖民地立法製度》（與宋英仇合編）、《華僑大慈善家胡文虎先生》（與尤雪行合編）、《南洋大地圖》（與李長傅、沈厥成合編）等。
(2)鄧軍凱(1901-1954)，廣東梅縣人。1926年到毛裏求斯謀生。初在《華僑商報》和仁和會館任職，後兼新華中學校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常撰文號召僑胞支援祖國抗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積極宣傳中央人民政府各項政策，號召華僑團結進步，支援祖國建設。他在新聞報道上敢於堅持真理，不怕威脅利誘，被譽為“文化鬥士”。1954年9月代表南非僑胞出席在北京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返毛裏求斯途經上海時不幸病逝。上海及梅縣各界人士分別舉行公祭。毛裏求斯市議會追授友誼勳章，梅縣人民政府也立碑紀念。
(3)劉耀曾(1901-1982)，廣東梅縣人。1926年自國立東南大學教育係畢業。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他應邀赴巴達維亞，任中華會館學校中學部教務主任、語文教師；二戰後，參與創辦雅城聯合中學（後更名巴城中學），先後擔任教務主任、副校長、校長。1950年中國與印尼建交後，他曆任雅加達華僑團結促進會（1952年更名中華僑團總會）文教部主任、副主席、主席等職務，為促進華僑團結愛國，為發展中印（尼）友好事業，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4)宋中銓(1905-1962)，廣東梅縣人。中學畢業成績優異，被保送去蘇州東吳大學讀書。因經濟困難，隻讀一年轉到潮州教書，不久應聘赴巴城任老巴殺平民學校代校長等職。1928年夏考進南京中央大學繼續學業，兼任巴城《新報》駐南京特約通訊員。畢業後在杭州大學任助教。1932年夏複應聘到巴城任《新報》編輯，協助該報漸漸發展成為在荷印華僑社會中有較大影響的進步華文大報。二戰後，《新報》複刊，宋氏繼任總編輯，主編國際、祖國通訊版，撰寫社論。對促進華僑團結、進步，聲援祖國解放事業等方麵，作出過貢獻。1950年出任華僑團結促進會委員，客屬華僑公會主席。1951年他應邀以印尼華僑觀光團團長身份率團赴北京參加國慶觀禮。1960年出任雅加達中華僑團總會主席，不久兼任中華會館學校（八華）校長。
(5)謝英伯(1882-1939)，廣東梅縣人。17歲人讀香港皇仁書院，21歲任《亞洲日報》總編輯，提倡女權。後任職於《中國日報》、《少年中國報》、《國民黨周刊》、《民國日報》等20餘家報社，同時先後任教於南武公學、梧州中華學堂、香港安懷女學、聖約翰學校、保羅書院，及檀香山華文學堂等。1907年秋赴檀香山，執教於華文學堂，參加《自由新報》對保皇黨筆戰。著有自傳《人海航程》及《中國吉玉時代文化史綱》等。
三、客商與海外華文傳播
1.客商創辦的海外華文報刊
各地客商在大力興辦海外華文教育的同時，還積極籌辦華文報刊，宣傳中華文明，宣傳革命，支持抗日救國。在近現代中國革命和發展史上，尤其是對外交流方麵，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1)客商及其創辦的海外華文報刊
印尼客商領袖謝逸橋(1874-1926)，廣東梅縣人，1904年留學日本，次年參加同盟會，1906年歸國。民國成立後，任同盟會汕頭分部部長。1907年創辦《中華新報》，1909年再辦《中華新報》，1913年創辦《大風H報》。
吳公輔(1880-1951)，廣東蕉嶺入，1906-1925年僑居印尼。1919年與華僑書報社同人籌辦《天聲日報》，1921年3月《天聲日報》正式創刊。
蔡熾三(1860-1929)，廣東梅縣人，早年參加中國同盟會，在新加坡出資創辦《南鐸日報》。
張永福(1871-1957)，廣東饒平客家人，生於新加坡。1904年後在新加坡參與創辦宣傳革命的《圖南日報》、《南洋總彙報》、《中興日報》。
梁桑南（? -1940），廣東梅縣人，幼年赴馬來亞。1910年加入同盟會，資助革命。1912年被選為霹靂國民黨部長。1938年創辦《馬華日報》、《霹華日報》。 李權秀（1890-1944），廣東梅縣人，1929年任毛裏求斯華商總會會長。1934年任毛裏求斯新華小學校長，集資創立了華僑書報社和國樂社。為了及時傳達祖國信息，弘揚中華文化，捐資、集資在毛裏求斯創辦了第一家中文報紙《華商日報》。
蟻光炎(1879-1939)，廣東澄海客家人，早年赴越南、泰國。1938年在曼穀創辦《中國報》任社長、總編輯，宣傳抗H。1939年11月遭日本特務暗殺。
曾聖提(1901-1982)，廣東饒平客家人，早期參加新文藝團體“火焰社”，1925年到印度追隨聖雄甘地，1927年赴新加坡，曾任《南洋商報》第七任編輯、總編輯。“九·一八”事件發生，逗留檳城創辦《電訊新聞》，不久回國。1932年再度到印度拜訪甘地。1936年重返檳城與洪絲絲創辦《現代日報》。1979年印度甘地基金會邀請前往印度，1982年在印度病逝。
餘子亮(1900-1974)，廣東饒平客家人，1918年到泰國謀生。抗日戰爭時期，在泰國倡辦《中國報：》、《中原報》，宣傳抗日，並捐款支持國內抗戰。1974年在曼穀病逝。
馮劍南(1911-1961)筆名憝南，廣東豐順人，出生於泰國。抗戰勝利啟，在泰國創辦《民主新聞》周刊和《曼穀商報》。
二戰後，客商領袖粱密庵的長子梁鏽佑出任印尼中華商會理事長，與客商徐琚清、章勳義、丘元榮創辦《自由報》，與《天聲日報》遙相呼應，被稱為華文僑報的“姊妹報”。
新中國成立後，客商領袖、愛國僑領謝應瑞籌辦當時唯一宣傳新中國的報紙《中國新聞》。
當代客商黃瑋璋（1948-）上個世紀80年代在新西蘭最大的城市奧克蘭創辦了一份知名的華文報紙《亞洲之聲》。
1998年，當代客商吳能彬獨資創辦印尼唯一的由華人主辦的華文H報《和平日報》。吳能彬為《和平日報》定十字方針的辦報宗旨：“唯有和平，才能避免分裂。”吳能彬期望以“和平”為最大追求，以“和平”為終極目標，以“和平”為遠大理想。因此，《和平日報》創辦以來，深受各界好評。
(2)胡文虎與他的星係報業
客商領袖胡文虎一生中用了很大一部分財力與人力辦報紙。至於創辦報紙，其用意則更為明確，就是在於溝通華僑與祖國的信息，“念華僑文化事業，必須與祖國文化機關常相聯絡，常通聲氣，方足增其效果。因是先後於汕頭開辦星華日報，廈門開辦星光日報，以與海外報業溝通”。他是最著名的星係報業的主人。早在20世紀初，胡文虎便開始他的辦報活動。1908年，他在仰光集股合辦《仰光日報》，1929年1月在新加坡獨資興辦他的第一家報紙《星洲日報》。兩年之後，他又在廣東汕頭創辦《星華日報》。1935年初，他的第三家報紙《星光日報》在廈門出版。同年底，他在新加坡辦的中文晚報《星中晚報》也正式發行。他還籌備在廣州創辦一份大型報紙《星粵日報》，並開始修建印刷廠，後因華南局勢動亂，計劃拖延了下來。1938年8月1日，他在香港辦的《星島日報》正式出版，聘請名記者金仲華為總編輯，報紙編排新穎，內容充實，是胡文虎星係報業中辦得最成功的一份。1 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他在馬來亞檳榔嶼創辦《星檳日報》，在緬甸創辦的《星仰日報》和在荷屬東印度創辦的《星巴日報》因戰爭爆發，半途而廢。星係報業碩果累累，是胡文虎一生事業中的又一輝煌成就。他本人雖隻讀過幾年書，然而能獨具慧眼，把握時機，不惜投入很大一部分資金、人力去辦報，終於取得成功。1929年的世界經濟恐慌，繼之是中國的“九·一八”、“七·七”抗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人人關心戰爭局勢，新聞報道備受重視，報業也就無不利市三倍。1945年抗戰勝利後，胡文虎雄心未泯，東山再起，除了迅速恢複戰前已經出版的報紙外，又在福州創刊《星閩日報》，在上海籌辦《星滬日報》。此外，還計劃在北平、漢口、沈陽和台北設立報館，並恢複戰時被日軍拆毀的廣州印刷廠，但因當時國內局勢動亂，都未能實現。1949年3月，胡文虎在香港創辦英文《虎報》( TIGERSTANDARD)。第二年，又在泰國創辦《星暹日報》，在新加坡也增刊英文《虎報》，甚至購置了專為運送報紙的私人飛機，這在當時的東方世界（包括日本在內）都是一個破天荒的創舉。這樣，星係報業便成為華僑界獨一無二的托拉斯，在輿論上具有較大的影響，胡氏本人也獲得“報業巨子”的稱號。胡文虎認為辦報與建立學校、創辦醫院，都是直接服務於社會的重要事業。他標榜以商業立場辦報，為民眾作喉舌。他對報館主編及編輯人員的任用也比較放手，隻要能擴大報紙發行量就行。所以星係各報的立場、言論並不統一，同一報紙在不同時期立場、觀點也不一樣，甚至同一報紙的不同版麵的立場、言論也不盡相同，均隨主編及各版編輯的政治態度而定。許多著名的進步文化人士，如金仲華、俞頌華、鬱達夫等，曾在香港、新加坡星係報館中任過主編、編輯。著名畫家葉淺予、攝影家郎靜山等也曾任圖畫副刊特約記者。星係報紙在抗日戰爭中起過積極的作用。胡文虎本人也曾自稱：“本人除熱忱愛護國家，希望祖國富強、華僑地位提高外，對政黨政治，素不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