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客商與海外華文教育及華文傳播
一、文化的傳播與溝通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基礎
中國是文明吉國，五千年的中華文明是人類社會的寶貴財富。早在周朝時，先民就注重文化的傳播和交流，《尚書·禹貢》有雲：“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是謂之“聲威教化”，本質是文化的傳播與融合。漢朝班固《東都賦》雲：“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漢唐時期，中外文化交流達到高峰期，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中國文化向四麵傳播，各國遣唐使到長安學習文化、藝術、禮儀和典章。中國的知識分子也積極向域外學習，四方的文化和藝術在長安融合發展，高僧玄奘曆盡艱難到印度學習佛學。中外文化的積極對接和交流，為當時首都長安的繁榮奠定了基礎，營造了氛圍。唐朝薛能《國學試風化下》詩：“英明高比日，聲教下如風。”到元朝時，《馬可波羅遊記》更是極盡對中華文化的宣揚和讚美。明成祖時，鄭和下西洋，將中華輝煌的文化帶到南太平洋各地。直到清初時，中國文化的魅力仍然吸引大最的外國入遠渡重洋來華學習。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卷一雲：“國初聲教所被，固宜保塞稱藩者，享王恐後矣。”
不可否認，作為農業文明的代表，中華文明在中世紀達到當時人類義明的最高峰。四大發明傳到歐洲，對當時新興資產階級的思想傳播和革命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工業革命以後，新的文明形態出現，中西文明的交流和對中國傳統文明的揚棄已是時代發展的主題。當時歐洲新興資產階級積極吸收和借鑒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成果：中國的科舉製度成了歐洲工業革命後文官製度建立的範本；中國傳統的中央集權製度和地方縣製為歐洲結束封建分裂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提供了體製參考。
然而，輝煌的文明曆程和地域的獨特性，使中國封建統治者“天朝大國”的思想膨脹。四海之內，唯我獨尊，東麵叫夷，西麵稱戎，南麵曰蠻，北麵喊胡。以至於工業革命後國力蒸蒸日上的英國主動提出同中國建立政治、經濟的合作與交流關係，而乾隆皇帝竟蔑視地下詔日：“奉天承運皇帝敕諭英吉利國王知悉，谘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特遣使恭齎表章，航海來廷，叩祝萬壽，並備進方物，用將忱悃。朕披閱表文，詞意肫懇，具見爾國乇恭順之誠，深為嘉許。所有齎到表貢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遠涉，推恩加禮。已令大臣帶領瞻覲，賜予筵宴，疊加賞賚，用示懷柔。其已網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餘名，雖未來京，朕亦優加賞賜，俾得普沾恩惠，一視同仁。谘爾國王表內懇請派一爾國之人住居天朝，照管爾國買賣一節，此則與天朝體製不合，斷不可行。向來西洋各國有願來天朝當差之人，原準其來京，但既來之後，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內，永遠不準複回本國，此係天朝定製，想爾國王亦所知悉。今爾國王欲求派一爾國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來京當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歸本國，又不可聽其往來，常通信息，實為無益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至為廣遠，凡外藩使臣到京，驛館供給，行止出入，俱有一定體製，從無聽其自便之例。今爾國王若留人在京，言語不通，服飾殊製，無地可以安置。若必似來京當差之西洋人，令其一律改易服飾，天朝亦不肯強人以所難。設天朝欲差人常駐爾國，亦豈爾國所能遵行？況西洋諸國甚多，非止爾一國。若俱似爾國王懇請派人留京，豈能一一聽許？是此事斷斷準行。豈能因爾國王一人之請，以至更張天朝百餘年法度。若雲爾國王為照料買賣起見，則爾國人在澳門貿易非止一日，原無不加以恩視。即如從前博爾都噶爾亞（葡萄牙），意達哩亞等國屢次遣使來朝，亦曾以照料貿易為請。天朝鑒其悃忱，優加體恤。凡遇該國等貿易之事，無不照料周備。前次廣東商人吳昭平有拖欠洋船價值銀兩者，俱飭令該管總督由官庫內先行動支帑項代為清還，並將拖欠商人重治其罪。想此事爾國亦聞知矣。外國又何必派人留京，為此越例斷不可行之請，況留人在京，距澳門貿易處所幾及萬裏，伊亦何能照料耶？若雲仰慕天朝，欲其觀習教化，則天朝自有天朝禮法，與爾國各不相同。爾國所留之人即能習學，爾國自有風俗製度，亦斷不能效法中國，即學會亦屬無用。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爾國王此次齎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製辦物件。是爾國王所請派人留京一事，於天朝體製既屬不合，而於爾國亦殊覺無益。特此詳晰開示，遣令該使等安程回國。爾國王惟當善體朕意，益勵款誠。永矢恭順，以保義爾有邦，共享太平之福。除正副使臣以下各官及通事兵役人等正貫加賞各物件另單賞給外，茲因爾國使臣歸國，特頒敕諭，並賜齎爾國王文綺珍物，具如常儀。加賜彩緞羅綺，文玩器具諸珍，另有清單，王其祗受，悉朕眷懷。特此敕諭。”
從這個詔書中可以看出，當時中國的皇帝唯我獨尊，絲毫沒有國際的意識。這種妄自尊大的態度，是與世界發展的潮流格格不入的。由於缺乏對外麵世界的了解與認識，封閉造成愚昧。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不可能承認愚昧的。封閉就是根本性的政治腐敗。封閉、愚昧再加上自大，就是戰爭的導火索。兩方人打過來了，船堅炮利，區區幾千人過來就把我們幾億人口的大國給打敗了！知道人家厲害，再不敢“谘爾英夷”了，被迫割地賠款，開放口岸，還要點頭哈腰討好列強。這種妄想封閉自大的沒落意識，使西方人在很長一段時間無法接受中國，以至於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將中國人妖魔化：拖辮子、吸大煙、東亞病夫。“落後就要挨打”，造成落後的原因，就是封閉，不想走出去，也不想迎進來。洋務運動後，“拿來主義”成為主流，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極力鼓吹向西方學習。但學習別人的同時，也應該把自己優秀的文化展現出來，要讓西方人了解中國，了解中國文化，這樣才能在共識的平台上互補發展。溝通與共識是工業革命以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主題，各種國際機構的建立就是為國與國之間的溝通與共識提供平台。
文化不僅是人類文明和智慧的結晶，而且也是社會發展的基本推動力。馬克思主義認為：意識形態決定上層建築。文化是塑造人的，是解決意識形態問題的。“文化為體製之母”。喀麥隆思想家埃通加·曼格爾·丹尼爾(Daniel Etonuga Manguelle)的這句話已經得到全世界的認可。文化的變革是最深層的變革，隻有觸動文化這一神經，社會變革才能實現全局的更新。同時，文化具有內生性，是民族生命的源泉和根本。要實現文化的轉型與變革，是激烈而痛苦的過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必須通過文化的溝通和融合作為保障，否則，任何單方麵的努力都是一廂情願，會形成衝突的源頭。一百多年來，中東是世界的火藥庫，除了石油利益集團的爭奪外，根本上還是多元文化的衝突。“拿來主義”是必不可少的，但傳統是不能丟失的，是必須在“拿來”的同時，大力弘揚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這句話已經得到國際的認可。
二、客商開啟並推動海外華文教育與華文傳播
海外華文教育是客商在17世紀末期開啟的，並且在以後的300多年間不斷地推動海外華文教育的發展，從私塾教育到現代教育、從中小學教育到大學教育，不僅捐款捐物，而且還要同當地統治者和殖民者的歧視政策作鬥爭。華文傳播是華文教育的延續和發展。今天，海外華文教育已經成為國際文化交流的熱點，中華傳統文化得到了世界各國的認可，尤其是傳統哲學、醫學、藝術在國際上深受歡迎。而且，海外華文教育和傳播已經產業化，成為民族產業的重要部分。我們今天在享受發展成果的同時，必須感謝曆代客商的辛苦努力。
客商與海外華文教育發展的關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7世紀末到上個世紀之交，早期客商開啟的海外華文教育（私塾教育），當時的目的也許很簡單，就是讓子女學習漢語華文，不要忘記祖國的文化。客家人的傳統名言：“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這個“言”不僅是客家話，還包括傳統文化。第二個階段，從上個世紀之交到二戰後，是現代華文學校發展階段，1904年，張弼士等客商領袖在馬來亞創辦南洋（也是海外）第一間現代華文學校後，海外華文教育的目的已經是傳播中華文化，在域外同西方文化交流和競爭，中國政府開始支持海外華文教育與文化傳播，這是真正的“聲教南暨”。一大批海外華文學校和華文報刊的創辦，推動華文傳播迅速發展，將中國文化推入到世界平台，弘揚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不僅讓南洋各國深刻認識中國，而且讓世界了解中國，促進中國融人世界。第三個階段，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海外華文教育和傳播逐漸產業化，在發揮交流窗口作用的同時，也成為海外民族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海外華文教育和華文傳播，不僅促進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國際化，而且在域外為中西文化交流建立了平台，這是不受本土意識形態幹擾的開放平台，為中國的對外交流和近現代化打開了一個新窗口，並培養了一批有世界視野的人才，為後來中國的改革創造了開放的文化基礎。同時，也給東南亞各國從西方殖民文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提供了新的思路。
1．客商開啟早期海外華文教育
“崇文重教”是客家人的優良傳統。東晉以後，客家人不斷遷徙，從江淮流域到五嶺地區、再到南中國以至南太平洋各地，但無論到哪裏、生存境遇如何，都十分重視文化教育，辦學堂、修宗祠，遷居海外也一樣。
客商是海外華文教育的開啟者和積極推動者。據文字記載，最早的海外華文學校是1690年印尼巴達維亞客商領袖、華人甲必丹郭郡觀創辦的“明誠書院”。18世紀，馬來亞婆羅洲的“大唐總長”羅芳伯也曾設漢文學校，提倡讀書識字。1850年以前，在檳城浮羅山背與大山腳一帶的山區，惠州籍客商便在天主教堂中，有組織地教育子女學習漢字，念誦四書五經0 1775年，廣東客商在巴城重建明誠書院以及南江書院，後設明德書院。1888年，客商創立檳城最早的華文私塾教育——南華義學，附設在南華醫院。不久，大山腳惠州籍客商倡建大山腳義學，直落卓坤河武拉必客商也在譚公爺廟辦私塾。1893年，印尼客商領袖丘燮亭（1859-1930，廣東梅縣人）投資興建私塾學堂“時習軒”。1901年他創辦印尼第一所華文中華學校。同年創設圖書館，並成立編譯小組，編譯出版一些宣傳孔子學說的小冊子。與丘燮亭辦“時習軒”同時，客商鄭景貴（1821-1898，廣東增城客家人）在檳城辦“慎之私塾”，接受各籍貫華人學童入學。1901年3月，檳城客商鄭景貴與梁碧如、胡子春、戴欣然等客商在檳城倡辦“崇文社”，設立義塾，招收各籍各族學生，免費教課。還在檳城推行了鼓勵尊重文墨的“敬惜字紙”運動。另外，文社也招收“士子”，旨在收容土生土長的華人，教導他們研習詩詞歌賦、駢文八股，以便他們可以延續古典文學，不致數典忘祖。
在客商興學的帶動下，閩、潮、廣府等海外商幫也積極興學辦校。以印尼為例，至1899年，全印尼的華商義學已多達369所，學生達6 600餘人。1829年新加坡華僑已經創辦了3所私塾。甚至當時華人家庭並不算多的美國、加拿大，也有私塾和義學。這些中國傳統的私塾和義學教育，為提高當時華人社會的文化水平，增強華人社會的凝聚力，作出了曆史性的貢獻，同時，也開創了海外華文教育的先河。
2．客商開啟並推動現代海外華文教育
甲午戰爭的失敗，標誌著洋務運動的失敗。“師夷人之長以製夷”，所謂“中體西用”的變革思想已經走到盡頭。製度改革的潮頭興起，要求變法的呼聲此起彼伏。戊戌變法，首先開啟的是教育領域。1898年，康有為向清政府奏請“廢科舉、辦學校”，7月，光緒帝下詔，將各省書院“改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至於民間祠廟……一律改為學堂”。但是，隨著戊成變法的失敗，“廢科舉、辦學校”實際上廢止了。到1901年，劉坤一、張之洞才向清政府建議：“按科遞減科舉取士之額，為學堂取士之額。”以此作為“廢科舉、辦學校”的過渡。8月，清政府下令廢除八股考試，令各省設立學堂，在中央成立“學部”，主管全國教育。1903年，管學大臣張百熙才製訂《學堂章程》，向全國實施，這就是“癸卯學製”。該學製分為大、中、小學三段和蒙養（幼兒園）、初小、高小、中學、大學預科、大學、通儒院七級。
國內教育改革一起步，客商在南洋迅速響應。1904年，時任新加坡總領事的客商領袖張弼士在檳城倡辦中華學堂（今中華學校前身），這是當時馬來亞以至整個南洋整個海外的第一所新式華文學校，不僅把海外華文教育帶人新時期，同時標誌著中國政府開始注重以中華文化南下的方式對華僑進行統戰，在重建華人的祖國認同的同時，也導向對政府的正式聯係。
1904年4月，張弼士總領事、梁碧如副領事以及各派華商領袖齊集平章公館，共同討論中華官音學堂的籌備事宜，決定暫時假借平章公館上課。後公推選張弼上、梁碧如等80位紳商為籌辦學堂的總理人。當時籌獲創建基金2萬1 000元。1904年5月中華學校正式開課，學製為中小學並辦的，以普通話為媒介。粱碧如受邀在開課禮上致詞，強調“檳城中華學堂之設，言其大可以救國，言其小可以致富：言乎私可以利己，言乎公可以達人”。他勸導學生“奮勉向學，冀成大器以報國家、以進文明、以光前列、以模後進”。同年11月18日，由商部奏請，欽派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太仆寺卿張弼士管理校務，並賞賜光緒皇帝禦書“聲教南暨”匾，以及《圖書集成》一整部。12月7日正式谘呈學部奏請開設。1905年8月，平章公館隆重召開會議，籌備恭迎禦書匾額及圖書。張弼士蒞臨會館移交各物，並發表演說，慷慨陳詞：“國家近來貧弱之故，皆由於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皆由於學校不興……況我等旅居外埠，積有財資，眼見他國之人，在各埠設有西文學堂甚多，反能教我華商之子弟。而我華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豈不可設一中文學堂，以自教其子弟乎？”籲請本嶼人十慷慨輸將，以集體的力量完成中華學堂的建校工作，並以身作則，即席自動獻捐5萬元，又常年經費1200元。在張耀軒、胡子春及林克全的勸捐下，總籌獲十餘萬元。中華學堂的辦學體製是新馬華校董事部的濫觴，為後來的許多華文學校所仿效。1906年9月10日，由學部刊發鈐記一方。標誌著中國政府開始把僑民教育和政府的聯係製度化。後兩廣學務處應梁碧如副領事之請，派劉士驥來檳，籌備在中華學校內附設初級9幣範傳習所，由袁惠疇擔任所長，培訓當地僑民之精通華文者為小學堂教員，六個月畢業，開僑教師範之先河。中華學堂的課程曾於1908年被迫停頓，1909年1月，客商戴春榮等以學校監督名義刊登招生廣告，續辦中學本科。中華學堂是南洋華僑與華人中學教育的源頭，青史留名。
張弼士對海外華文教育的貢獻有四個方麵：第一，首次倡辦資助海外現代華文學校；第二，鼓勵南洋地區籌辦新式華文學校，提出“不分地域通力合作”的辦學思想；第三，他宣揚教育為立國強民之基礎，意圖通過學堂的設立，培訓華僑子弟，支援中國的工業化及近現代化；第四，他辦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傳播中華文化，統一華商華人的愛國思想。1923年，中國駐緬甸臘戍領事梁紹文在其《南洋旅行漫記》一書中評道：“在南洋最先肯犧牲無數金錢辦學校的，要推張弼士為第一人。”“檳榔嶼的中華學校，相傳為華僑學校最先創辦，最有成績的，就是弼士所建築的。中華學校客廳之中，供一尊泥像，隻有兩尺高，坐在一張椅子上，手執雕毛羽扇，身穿長衫馬褂，態度雍容，麵圓耳厚，眉間表露忠厚長者的神氣，安放在一個玻璃龕內，校內的職員早晚焚香供奉，這就是檳榔嶼教育界人士追念張弼士恩德的紀念品了。”
以中華學堂為榜樣，南洋各地客商興起辦新學熱潮，推動海外現代華文教育迅速發展和中華文化的廣泛傳播。
1906年，客商領袖姚德勝在馬來亞創辦育才中學和資助開辦明德小學，還捐款在新加坡開辦應新小學，解決華僑子弟的現代教育問題並傳播中華文化。
同時，張榕軒兄弟在棉蘭獨資創建華人敦本學校和捐建各埠中學學校校舍。隨後，客商領袖戴欣然獨資創辦檳城華僑中學並設立教育慈善基金。華僑中學是檳城第一間華文中學，開課後的第一個月，欣然突然逝世（4月），學校頓失依靠，一年之後宣告停辦，留下遺憾。華僑中學停辦後，其圖書儀器由戴欣然長子戴淑原於1923年將之移交鍾靈學校（創辦於1917年，在1923年提升為中學）。
1908年，謝春生、梁碧如、戴欣然3位客商各出資1萬元，聯辦崇華學堂（檳城中學前身）。民國初年，改名時中（現有正校及分校），主要讚助人還有客商領袖張弼士、胡文虎、鄭大平、戴淑原等[6]。1911年，福建籍客商胡子春出資創辦檳城中華女校，1915年，創辦檳城務內女校，開展女子華文義務教育。霹靂嘉應會館1913年提供校地並資助經費創辦怡保明德學校。客商鍾樂臣（廣東大埔入）1914年創辦輔友社，協助受英語教育講馬來話的土生華人接受華文教育。雪隆嘉應會館1916年創辦吉隆坡中國學校。1920年，惠州客商在檳城創建新民華文學校。森美蘭嘉應五屬會館創辦莢蓉啟華華文學校。雪隆茶陽會館1949年創辦吉隆坡南開學校。雪隆惠州會館1914年創辦吉隆坡循人華文學校。霹靂客屬公會1917年創辦深齋華文獨立中學。詹采卿（1878-1963，暹羅客商，泰北四府火礱公會主席，廣東豐順人）在暹羅捐資創建華文學校和綱帕華人義山。泰國客商1913年創辦進德學校，1925年創辦懿德女校、異民學校，1 928年創辦中華學校等等。
民國初年，馬來亞加基武吉僑眾皆為廣東人，人數逾千，但沒有文化教育團體。客商領袖羅善慶先生因而發起創設公和閱書報社、中華公所及公和學校。民國十六年，他本身創辦中華平民義學，教育貧苦子弟，免收學費，並為民眾設長生所。
黃子鬆(1881-1975)，又名善合，廣東揭陽客家人，少年過番到吉隆坡當礦工，1915年南下士乃墾拓，而後，與蔡顧合資創立“成利號”，經營水果與雜貨，由於經營得法，生意蒸蒸日上，後自創“新成利”，逐漸發展種植業與運輸業，且購置店屋房地，成為知名殷商。士乃開埠之初，尚無學校，華人各幫地域幫派觀念嚴重，相互對立。為了興學辦校，黃子鬆連同潮幫、瓊幫、廣府幫等人，打破地域幫派觀念，帶頭捐出地段作為華僑學校校址，藍用本身的噦哩運載沙石，填平校地，出錢出力，造福人民。同時，過去的畛域和隔膜就此而消失，並且積極溝通，進行商業聯誼。後，黃子鬆倡議組織士乃中華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