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客商與民族實業
一、興辦實業、發展民族產業是愛國 商人的基市要求
“在商言商”，是謂之“商道”。“商道”的內涵是非常寬泛的，不同層次的商人、不同時代的商人對“商道”有不同的認識。比如“商道”中最基本的要求：“貨真價實”、“童叟無欺”，這是為商之道亙古不變的原則，適用於任何時代、任何商人。傳統中國是重農抑商的，商業發展曲曲折折，商人的概念就是搞流通的，買進賣出、低買貴賣，以此漁利。在儒家的仁道看來，大抵屬於不仁，因此，儒家的義利觀在大方向是蔑商的。所以，在儒家統治輿論思想的傳統中國，有關“商道”的論述很少，基本上沒有形成“商道”的理論體係。直到上個世紀初，鄭觀應提出“商道”、“商戰”思想，中國的思想界仍然是愕然而批之。到現在為止，我國的大專院校商貿專業仍然沒有《中國商業文化學》和《中國商業倫理學》學科體係。
到了近現代以後，“商入”的概念發生了變化，不再局限於流通領域和商業領域，也不再是買賣人的代稱，“商人”更重要的內涵是實業，“商人”的叫法逐漸被“實業家”、“企業家”所代替。 近現代化，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工業化。“發展的觀念常常被作為工業化過程的同義詞看待”。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張培剛教授早在上個世紀40年代就全麵而深刻地闡述了工業化的內涵：“是一係列基本生產函數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包括農業及工業兩方麵生產的現代化和機械化”；“農業本身就包括在工業化過程之內，並且是這個過程內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工業化的內涵非常廣闊，既包括工業生產、布局和裝備，也包括農業生產的工業化裝備、農產品的工業化深加工、農村人口的工業化轉移、工業化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等。工業化現代化不可逾越的主題。但無論如何，工業是工業化的核心內容。興辦實業，發展民族工業，和西方列強競爭，是近現代商人愛國興國的根本，是愛國實業家的曆史使命。中國近現代工業發展的曆程是艱難的，從無到有，還要同西方列強先進的生產體係競爭。一大批民族實業家為此付出了艱辛的代價。
客商是近現代高舉“實業救國”的愛國實業家群體。大力興辦實業，發展民族工業是客商群體區別於其他商幫的重要特征，也是客商能夠在近現代中國社會劇烈變革中得以延續並壯大的根本原因。可以這樣講，傳統“客家商幫”的重要特征是儒商本質，近現代客商的重要特征是實業意識。洋務運動以後，南洋客商回國興辦實業，發展民族工業，為民族工業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當時，歸國客商不僅在開放口岸開設工廠，將先進的工業生產體係帶到國內，而且，在當時中國落後的粵東北山區開啟了近現代工業化曆程。近代客商還在國內興修鐵路、成立勸業會，鼓吹發展民族工業。近代著名客商領袖張弼士是近代民族工業的傑出先導者之一，是中國葡萄酒製造業、農業機械製造業和玻璃製造業的創始人，也是中國近代海運業、鐵路業、金融業奠基人之一。
建國以後，海內外客商更是積極投入到實業興國的行列。世界產業大王，客商群體中儀梅州籍就有僅20個。著名的有：“維他奶大王”羅桂祥、泰國“石油大王”丁家駿、香港“人造革大王”田家炳、香港“領帶大王”曾憲梓等等。改革開放以後，國內著名的消費領域的許多民族品牌都是客商的傑作，比如：“金利來”、“銀利來”（曾憲梓）；永芳化妝品（姚美良）；“舒雷”絲寶係列（梁亮勝）；法國紳浪服裝係列（葉華能）；星光印刷（林光如）；五葉神（溫純青）等等。
二、近現代客商群體中兩麵實業救國的旗幟
（一）近代民族工業的先導者之一——張弼士(1841-1916)，名振勳，原名肇燮，字弼士，廣東大埔縣西河鎮人。幼時因家貧，隨父讀書三年即輟學。1858年，17歲的張弼士隻身漂洋過海，到荷屬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謀生，先後在米店、紙行等華人辦的商店裏當勤雜工，與其他早年旅外華僑一樣經曆了種種艱難的謀生曆程。在印尼的魚檔打小工時，因建議老板將富剩的魚製成魚幹，結果老板獲利，他也從此步入商界。先繼承嶽父的小酒行經營酒類，後獲荷蘭殖民者批準承包酒稅、典當稅和一些地區的鴉片煙稅，財富日增。1866年，他在印尼雅加達創辦裕和墾植公司，隨後義創辦了裕興、笠旺等墾植公司。到了1868年，他經營的墾植公司遍布整個幹島之國。張弼士不僅將以種植橡膠、開發錫礦為主的墾植公司發展到馬來亞、新加坡、文萊等地，還在新加坡、巴達維亞、香港等地開設經營藥行等業。當時，他的資產已達白銀8 000萬兩，成為當時南洋地區海外華人中屈指可數的巨富。1878年，他創辦了日裏銀行，涉足金融業務。1880年，他成立東興公司專門投資開辦錫礦開采加工業。1886年，他創辦裕興輪船（貨運）公司，開創了民族海航業的新局麵。此時，張弼士已是名副其實的海外華商首富。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生產葡萄酒的國家之一，唐朝時期就有“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詩句。然而，到了近代，我國卻沒有葡萄酒工業，這是一個重大的空白。將中國傳統文化同近代工業結合起來，發展民族葡萄酒工業，同洋酒競爭，這是一個愛國民族企業家的曆史責任。當時，洋煙洋酒已大量湧人中國，達官貴人喝酒嗜洋成風，每年進口洋酒耗資巨大，大量的白銀流往國外。張弼士經常要和洋人打交道，出入各種商務酒會，在酒會上看不到民族品牌，這對他刺激很大。從而，堅定了他振興民族酒業的決心。他認為辦葡萄酒業：“興本國自有之利益在此”，“挽曆年外溢之利權亦在此也”。[5]早在1871年，法國駐印尼巴城領事在一次酒會上曾對他說過“中國煙台葡萄可釀上等名酒”。這對張弼士啟發很大。他曾在香港等地試種葡萄釀酒，但都因所產葡萄質量不好而失敗。1892年張弼士赴香港時，清廷東海關監督盛宣懷邀其到煙台商辦路礦，張欣然前往考察，並著手籌建酒廠。他雖缺乏釀酒經驗，但實地考察後，認為煙台南依青山，北臨碧海，冬無嚴寒，夏無酷暑，氣候、土壤條件得天獨厚，緯度也和法國盛產葡萄酒的波爾多差不多，適宜栽種釀酒的良種葡萄。此時，張弼士成竹在胸。1892年張弼士投資300萬兩白銀創辦張裕葡萄釀酒公司。張裕公司是中國第一個工業化生產葡萄酒的廠家，也是當時亞洲最大的葡萄酒生產經營企業。“張裕葡萄釀酒公司”的匾牌是當時狀元出身的帝師翁同穌寫的。後康有為到公司參現，酒香助興，寫下：“淺飲張裕葡萄酒，移植豐台芍藥花。更複法華寫新句，欣於所遇即為家”詩句。1912年8月，孫中山先生來煙台，參觀了張裕葡萄酒公司，親筆題贈“品重醴泉”四字，更使張裕酒聲名大噪，蜚聲中外。1915年，張弼士率中國實業考察團攜酒赴美，公司所產的可雅、紅葡萄酒、雷司令、瓊瑤漿（後改為味美思），在巴拿馬萬國商品比賽上獲金質獎章和最優等獎狀，為中國葡萄酒首次在國際上爭得了榮譽。因可雅得金質獎章，遂將獎章縮印在商標上，改名為金獎白蘭地。張弼士此行被外人譽為“中國科技文化進步的標誌”。
張弼士曾算過一筆賬：“本公司若出酒10萬箱，每年玻璃樽瓶大小約有100萬至200萬隻。如向日本購置，玻璃料貴質量又欠佳，大者每隻取價6元，小者取價3元或4元。每年不下10萬元之數。若雇用西洋技師，在煙台製造玻璃酒樽，可節省六成費用。”為此，他在煙台附近創設玻璃製造廠，除製造酒瓶所需凹底及平底酒樽外，還製造其他用具，如平底玻璃、玻璃管各種容器，餐台器具和藥用玻璃容器等。這一精打細算，不僅節約了費用，提高了效率，還掌握了經營主動權。因此，他在煙台附近創設玻璃製造廠，這是中國玻璃製造業的開端。為了推動國內民族工業的興起與發展，他還以巨額投資在國內興辦農、工、路、礦、機械、墾植等企業。先後創辦了廣州亞通機織公司、惠州福興玻璃公司、雷州普生機械火犁（拖拉機）墾植公司等企業，大量引進美國、日本、意大利等國家的先進技術和設備，為近代民族工業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張弼士也是我國鐵路業的奠基人之一。興修鐵路在“洋務運動”初期爭議很大，外國人想修，慈禧、李鴻章等當權派開始都反對，後經郭嵩燾等改良主義者的鼓吹，朝廷才認為興修鐵路是興國之舉。但在路權、資金、設計、征地、經營等問題上卻一籌莫展。就連極力主張興修鐵路的張之洞、盛宣懷等也十分困惑。總理船政的沈葆楨在同治六年反對興修鐵路時曾說：“商賈之生計，有力者尚可改圖；民間之田廬，貪利者猶可易也；至壞其祖父之墳墓，雖至愚極不肖者，亦必痛心疾首，聚族而爭。”但這些問題在張弼士興修潮汕鐵路中得到完全解決。他同張榕軒、張耀軒兄弟投資興建的潮汕鐵路是中國近代第一個中國人自己投資、自己設計、自己運營的鐵路，也是第一條中國商辦鐵路。1894年，張弼士投資興建廣三鐵路、開采金礦和銀礦。1898年，任粵漢鐵路（今京廣鐵路南段）幫辦。1900年，張弼士再次督辦粵漢鐵路。
張弼士也是我國近現代金融業的奠基人之一。1897年，張弼士得到李鴻章的保薦，參與中國通商銀行的籌辦，出任銀行總董。1915年4月張弼十應美國總統威爾遜之邀，率團赴美簽訂中美銀行合約和籌備在北京、上海與美國紐約、三藩市成立中美合資的第一家國際金融機構。當時美國的《紐約時報》稱其為“中國的洛克菲洛”。
1916年9月12日，張弼士病逝於印尼。移柩歸籍途徑新加坡、香港時，英荷政府下半旗致哀，港督躬親憑吊。靈舟由汕頭溯韓江到大埔時，兩岸民眾到處設牲祭奠。孫中山送花圈和挽聯，挽聯日：“美酒榮獲金獎，飄香萬國；怪傑贏得人心，流芳千古”。民主革命先驅、國學大師章炳麟敬送挽聯日：“南人光祖國；天際以歸魂”。民國政府總統黎元洪特派廣東省長朱慶瀾專程前往大埔為張弼士致祭，並送挽聯：“念粵中實業蕭條，惜彼蒼不留此老；比漢代輸邊踴躍，問當世更有何人？”中國第一個具有比較係統的改良主義思想的實業家、一代“儒商”鄭觀應對張弼士尊崇備至，譽其為“商務中偉人”，並親自撰寫《張弼士君生平事略》，書中有感言：“所最難者，擁厚資不自暇，晚年已垂老，不憚焦勞，無非欲提倡實業，遂其救國救民之誌。”張弼士是上個世紀之交，敢於同西方列強競爭並取得成功的中國企業家之一，是愛國華商的優秀代表。（二）著名愛國實業家——胡文虎(1882-1954)，南洋著名華僑企業家、報業巨子，被稱為南洋華僑傳奇人物。他從繼承父親在仰光的一家中藥店開始，後來在製藥方麵嶄露頭角，以虎標萬金油等成藥致富，號稱“萬金油大王”。他沒有受過高深教育，也不以知識分子自命，卻獨資創辦了十多家中、英文報紙，一度享有“報業巨子”的稱號。 胡文虎原籍福建永定縣下洋鎮中川村，1882年1月16日生於緬甸仰光。父親胡子欽是僑居緬甸的中醫，在仰光開設永安堂中藥鋪。胡文虎兄弟三人，長兄文龍早年夭折，幼弟名文豹。1892年胡文虎被送回福建老家，接受中國傳統的文化教育，胡文豹則留在緬甸受英國教育。四年後，胡文虎重返仰光，隨父親學中醫，並協助料理藥鋪店務。1908年，父親病故，胡氏兄弟繼承父業。胡文虎通曉中文，經常往來香港等地辦貨。胡文豹通曉英文，留守仰光店麵，兩入同心協力，業務日趨發達。1909年，胡文虎周遊了祖國以及日本、暹羅（即今泰國）等地，考察中西藥業。第二年回仰光，著手擴充永安堂虎豹行。南洋氣候炎熱，口光強烈，人們容易中暑、頭暈、疲乏。胡子欽早年行醫時，曾用一種國內帶去的中成藥“玉樹神散”（功能清神解署）給人治病，頗受歡迎。胡文虎根據中西藥理，采擇中、緬古方，並重金聘請醫9幣、藥劑師多人，用科學方法，將“玉樹神散”改良成為既能外抹、又能內服、攜帶方便、價錢便宜的萬金油；同時，又吸收中國傳統膏丹丸散的優點，研製成八卦丹、頭痛粉、止痛散、清快水等成藥。不久，“虎標良藥”便暢銷於緬甸、印度、新加坡、馬來亞各地，成為家家必備、老少皆知的藥品，胡氏兄弟由此發家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