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客商與中國革命
一、革命是近現代中國的核心主題
近現代史的中國革命不同於傳統文本中的“革命”。中國傳統文本中的“革命”一詞，出自於《易·革·彖辭》中“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是謂“夏桀無道，商湯革命”。後又有所謂周武革命（以禮製為淵海，滌正上古鬼神瀆亂之俗，大啟政教，坊民淑世）、周秦革命（官師之學裂為人實之學，儒家．卜承下啟，高標理性，牖世覺民，貴族禮製漸進為人倫日用之仁義，而四民社會推轂郡縣與皇帝，平等開始擁戴集權，王室政府分離）、唐宋革命（湔滌門第貴族，君臣萬姓雍障大潰，孑然之帝操揖於人自為競的科舉社會，平等日甚，驚猜日進，王室政府共相流宕——平等刺激專製，專製激化平等）、明清革命（平等耗竭了所有向心力，難為與專製為伍，流沙蜃樓，幻景煲逝，須翕集部族階級，堅實其地，以無理之特權和譎詐之心術曲意維持，刻意的不平等緣飾積腐的平等，鉤距間構，皇帝不再作為人運警尺水，政務亦不再作為士人機構正身軌物，人自為競的平等開始人自為蝓，專製亦裨販人欲）。這些所謂“革命”，不管是打著“以德配天”的儒家旗幟，還是以驅除外族統治為幌子，甚至於包括文化思想的變革，本質上都是改朝換代，以“仁”術代替“霸”術和“虐”術。這些“革命”充其量是貴族權力的調整或貴族集團的轉變，沒有社會體製和思想意識的根本質變，它是以權為本而不是以人為本。這些“革命”沒有人人平等的理念，沒有為人平等而建立製度秩序的理念。
近代“革命”一詞則始於晚清時期，開始是孫中山從日本的翻譯著作取出作為推翻滿清政府的口號。開始孫中山也是把“革命”一詞作為其“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民族主義情感的表達。但以後“革命”一詞越來越受到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的鍾愛，被廣泛傳播和使用。現實迫切的變革需要新理論、新概念。戊戌變法後，維新派和革命派曾展開論戰，當時革命派的思想無非是以武力推翻滿清統治，建立共和民國。這其實是對“革命”最具體最表麵的理解。但無論如何，“革命”已經在現實中成為號角，成為當時覺醒者愛國救亡、自強奮進的旗幟。“革命”概念也在實踐的推動下，其內涵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準確，到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時，“革命”的概念已經完全明確，“革命”是一場翻天覆地的自新運動，包括生產技術和方式、社會製度以及思想觀念體係的深刻質變。革命在當時不僅是救亡自強的需要，也是人類發展的需要，是世界潮流。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中國的近現代革命，從鴉片戰爭時就已經開始。因為中國革命同歐洲文藝複興以及工業革命不一樣，中國革命是被迫的，是以救亡為開頭的。革命需要參照係。林則徐到廣東，接觸到西方工業文明，感到…個強大的勢力向古老的帝國襲來。驚恐之後，林則徐意識到必須學習西方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體係，他的思想經其同鄉和朋友魏源的發揮，形成“師夷人之長以製夷”的初始的直觀的技術層麵的革命觀念。這種觀念在洋務運動中被充分發揮，然而，不久的中法馬尾之戰，福建水師全軍覆沒；再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慘痛的失敗，加之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參照，使當時先進知識階層認識到沒有製度的支持和保障，生產和技術的革命是沒有結局的。製度革命的思想產生，維新派和革命派隻是製度更新的方式和形式不同，目的是大體一致的。“戊戌變法”的失敗，表明維新行不通。然而，維新派的一個代表人物譚嗣同的思想卻為後來的革命進程打開了思路：“欲救吾國先智吾民。”後來，革命派成功地建立了民國，然而，被西方列強淩辱的現實並沒有改變，人民的生存苦難也沒有轉變。皇帝沒有了，然而比皇帝更殘暴的各路軍閥橫行，國更不國，民不聊生。魯迅先生詩雲：“城頭變換大王旗。”現實表明：沒有思想觀念的革命、人民的自強，武裝革命的成果會廢棄，先烈的鮮血會白流！辛亥革命會像洋務運動一樣失敗。新文化運動揭開了中國革命的新思路，先進的知識分子積極探索國民自新自強的路子，並向沒落的舊傳統舊文化展開全麵的批判，不再是什麼“中體西用”，而是“打到孔家店”。“五四運動”是新文化的高潮，大批先進知識分子走向民眾，以民主、科學為旗幟，高喊“勞工神聖”的口號，顛覆幾千年來的專製文化，以平等、博愛的新思想掀開了中國革命的新裏程。“五四運動”後，中國革命以俄為師，改變以前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歐洲革命模式。因為中國的資產階級脫胎於封建官僚或買辦階層，沒有向封建社會和帝國主義革命的堅定性。俄國革命是以f：農為主體的無產階級革命，是當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革命的成功模式。“五四運動”表明中國革命進入正確全麵的發展軌道。“革命”概念也不再是政治、思想領域的專用詞語，已經開始擴充到社會界、自然界。革命，作為近現代中國的主題已完全明確。革命者也由自發轉為自覺。
革命作為近現代中國的核心主題，包括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它是近現代中國文明與發展的基本推動力。革命將西方工業文明引進到中國，普及到鄉村，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將落後的農業體係改變為機械生產的產業體係，從根本上解決了幾千年封建帝國也解決不了基層社會的溫飽問題；革命將民主、平等、法製等現代人文觀念體係化製度化普及化，把中國人從僵化的宗法觀念中解放出來，使人的創造活力從根本上煥發；革命將幾億中國婦女從男權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男女平等，使婦女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參加者和推動力；革命使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從此沒有了“東亞病夫”一說；革命使中國屹立於世界強國之列，擺脫了被瓜分被歧視的屈辱；革命使不同民族在平等發展的基礎上團結一致，使多民族的中國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掃除了種族障礙；革命以翻天覆地的變革把一個沒落的封建大帝國推進到現代文明的發展軌道。
中國是世界上著名的義明古國，五千年的文化傳承是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對比印度、埃及、中東兩河流域等古文明發源地，可以說，中國革命是世界文明古國革命的成功案例，它成功地將古農業文明有效轉型，既適應了人類世界發展的時代潮流，又避免了古文明的覆滅和國家的分裂。近現代中國革命是人類文明進程的重要組成，它將世界四分之一人口推進到現代化曆程，這是中國革命對人類發展的重大貢獻。
二、力助革命是客商愛國主義的根市體現
客商作為中國傳統商幫的一支，之所以在近現代劇烈的社會變革中不僅沒有消失，反而不斷地發展壯大，成為當今全球華商網絡的重要成員和核心組織者，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客商的革命性，這是客商區別於其他商幫的重要特征，也是他們愛國主義的根本體現。
“在商言商”，按照常規思維，商人同政治的關係本質上應該是利益或利用的關係。革命是社會政治領域最激烈的變革，是可能要付出生命代價的，如果商人參與，那一定是根本性利益的驅使。比如歐美的資產階級革命，本質上是資本擴張和資本家利益的驅使，資本家要利用政權為自己的資本擴張服務。然而．客商們力助革命卻不是利益關係，是救國的理想驅使，是族群的尊嚴推動，是崇高的曆史使命使然。這看似不可思議的緣由，其實既與客商群體的性質以及形成背景有關，也與中國革命的特殊性有關係。
客商是外拓商，長期在海外開拓，他們是最早了解世界狀況和西方工業革命的一群中國人。他們也是在海外經商受西方殖民者歧視的一群人，他們就像中世紀的猶太高人一樣，沒有國家的保護，辛苦掙來的財富，雖然解決了物質需要，但卻成為別人盤剝的對象。祖國的貧弱和政治腐敗，他們生活在異國的恐慌之中，這就是他們深沉家國情懷的形成原因，也是他們力助革命的根本動力。隻有祖國的強大，他們才能挺起腰杆。因此，他們才不惜傾家蕩產，甚至獻出寶貴的生命支持革命。
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政府的軟弱和腐敗，使國內民族資本家普遍感到同外國勢力競爭麵臨的巨大壓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是保護本國商人的，在中國境內，他們的商人同中國競爭者發生衝突，他們的領事館馬上出麵保護本國商人，甚至不惜對中國政府施加政治或軍事壓力。而當時的中國政府不僅不保護本國商人，反而想方設法獻媚洋人。這使當時民族資本家對政府很失望、很憤慨。比如大名鼎鼎的徽商領袖胡雪岩，晚年很消極。有人勸他改辦工廠，走出資本困境。胡雪岩搖頭說：不行，因為要和洋人競爭，他們的政府會保護他們，我們的政府不會保護我！國內商幫雖然對腐敗政府很痛恨，但他們卻不敢革命。因為他們不了解世界潮流，不了解工業文明，對革命缺乏充分的信心，沒有革命的動力。客商們不一樣，他們在海外開拓，親身感受世界潮流，知道工業文明推動的革命一定會推翻腐敗的封建統治！革命將使中國改天換地，革命一定會成功！世界的視野使客商充滿革命的動力。
當時愛國主義最根本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救國。當時的中國正在被列強瓜分，政府腐敗軟弱，民不聊生。客商了解西方文明，懂得世界潮流，知道隻有革命才能改變這一切，革命建立民主的新政府，發展實業，國強民富，才能從根本上擺脫被列強欺淩的命運。隻有革命才能救國，力助革命是最根本的愛國表現。另外，客商的強烈家國意識使他們寧願破家也不願亡國，這是作為商人最難得的寶貴情懷。還有，崇文重教使客商具有不一般的文化素養，造就他們超越一般商人的思想境界，也就是“儒商情懷”的表現。
近現代客商實際上是一個龐大的革命集群。孫中山的父兄都是客商，他的革命事業是在海外僑商尤其是客商們的支持下進行的。客商有一個獨特的地方，就是他們把革命看得比自己的商業重要。有的棄商投身革命，成為革命家；有的已是富商，不是盤算怎麼繼續發財，而是傾力支持革命，不僅捐款捐物，還辦報辦刊宣傳革命，並且讓子女參加革命。典型代表是印尼梁密庵家族、泰國伍佐南家族等等；有的富商甚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像蟻光炎先生；有的雖然沒有放棄經商，但一生支持革命，從辛亥革命到解放戰爭，比如羅善慶、陳新政、林義順、羅翼群、廖安祥、丁家駿等等；有的傾家蕩產也要支持革命，像謝良牧兄弟、潘達微、馮燦利等等；有的自己經商不怎麼成功，不是希望子女經商發財，而是送子女走向可能會犧牲的革命，比如葉挺的父親、謝晉元的父親。所以，客商同近現代中國革命相始終，是真正的“革命商”。
三、客商與民主革命
史學家有句話：“百年中國嶺南先。”就是說，廣東是近代中國最主要的開放口，新思潮、新觀念、新事物從這裏上岸，然後向全國傳播。廣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民主革命從這兒爆發，也一直以廣東為核心區域。民主革命的先驅者孫中山是客家人，他的父親孫達成一直在澳門、香山等地經商。因此，孫中山的革命生涯一直同海外客家社團尤其是客商群體結合在一起。因此，有人將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稱之為“客家人主導的革命”。當時的海外客商是孫中山革命的最堅定最有力的支持者，為民主革命和共和體製的建立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民主革命之初，南洋客商便積極捐款資助革命，保護革命黨人，而且許多客商及其子弟加入同盟會，宣傳革命，募集資金。從同盟會成立，到廣州起義，辛亥革命、護法運動、護國運動、北伐戰爭，客商都積極參與，有的傾其資產，有的甚至獻出寶貴生命。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客商及其子弟就有16個（鍾明光、陳文褒、周增、饒輔庭、陳文友、張學齡、林修明、餘東雄、羅聯、羅遇坤、羅坤、郭繼枚、周華、杜玉興、羅幹、李炳輝），紅花嵐四烈士中，就有兩個（陳敬嶽、溫生才）是客家人。（一）客商集群中走出的革命家
近現代史上，除孫中山以外，客商集群中還走出四個著名的革命家：一個是早期民主革命者鄭士良；另一個是檀香山客商領袖、孫中山的兄長孫眉；再一個是旅美惠州籍的客商子弟廖仲愷；還有一個是客商子弟、一代名將葉挺。
1．早期的民主革命者鄭士良(1863-1901)，號弼臣，廣東歸善（今惠陽）客家人，出生於商人之家。少有大誌，乘性俠義，後加入三合會。1881年到廣州求學，入德國教會所辦禮賢學校，1886年入博濟醫院學醫，與孫中山同學，對孫的革命主張十分折服，兩人深相結納，共圖反清大業。1888年回到淡水開設同生藥房經商，暗中聯絡會黨，為日後起義作準備。1893年參加在廣州南園廣雅抗風軒召開的以“驅除韃虜、恢複華夏”為宗旨的團體會議。此後幾年，經常到廣州、香港，與孫中山、陸皓東、程璧光等人聚談時事政治，孫中…委托他負責結納會黨，聯絡防營。1895年鄭士良從澳門赴香港協助孫籌建興中會總部，分擔組織武裝力量的重任。後與孫等到廣州建立興中會分會，在討論起義計劃時被指定專門運動廣州_帶會黨，親赴北江聯絡會黨首領梁大炮，得數千眾。起義計劃事泄失敗，與孫等東渡日本。不久奉孫命返港從事聯絡內地會黨的活動。
1899年依照孫中山的指示，與陳少白等在香港設立聯絡會黨的機關。參與成立興漢會，推孫為會長。1900年，孫中山觀察清廷經受八國聯軍侵略，北京淪陷後，北方陷於無政府狀態，南方各省聯倡自保，隱然獨立，無法控製。認為是最好的起義時機。加以日本人士同情中國革命者眾，台灣總督倪玉源大郎亦表示支持，供給彈械。中山先生乃決定在毗鄰香港的惠陽縣屬之橫岡三洲田起義，派鄭士良全權指揮。起義鏖戰兩旬，屢敗清軍，隊伍發展到2萬餘人。遂率部進抵三多祝，擬取道梅縣方向，值此關鍵時刻，原來從菲律賓獨立軍和台灣日本殖民地政府方麵取得武器彈藥援助的計劃，均告破產。鑒於形勢已變，他忍痛改變計劃，辭別各地前來參加的會黨群眾。在退回三洲田的歸途中遭到清兵圍堵，因寡不敵眾，被迫於22日下令解散餘部，與黃福等人避往香港。三洲田起義震動了兩廣乃至全國，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礎。鄭士良不因失敗而氣餒，繼續往來於日本、香港間，與孫中山籌劃再舉。清廷恨之入骨，務欲除鄭氏而絕後患。屢由兩廣督署行文於香港政府，指鄭上良為殺人越貨的大盜，請準引渡歸案。鄭士良與當時英美傳教士頗熟，乃將實情訴之於英美傳教上，謂清廷誣構罪狀，欲以剝奪人民的自由與民主，撲滅人民革命思想，以取得他們的同情。當時西方的傳教士於港府頗具影響，親向港府解釋，請勿幹預。囑鄭士良洗禮為基督教徒，憑借基督教的掩護，照舊進行革命工作。清廷明計不得逞，遂轉而進行秘密毒害，派一官員，化名為內地某會黨的首領，與鄭士良結交，謂擁有群眾頗多，可為革命效力。鄭士良欣然深信而不疑。某臼相約聚飲於石塘咀某酒樓，偽裝的清官員於酒中下毒藥，鄭士良飲後歸家，毒發而逝，時年僅30餘歲。
2．傾家蕩產、堅定革命的孫眉(1854-1915)字德彰，號壽屏，廣東香山翠亨村人。孫中山胞兄。幼年家境貧苦。據傳，孫眉體格健壯，力大無比，兩牛相鬥，他能把牛分開，一個人能打十幾個土人，因此人稱“生張飛”。1871年，孫眉跟母舅楊文納前往檀香山經商謀生。後來在茂宜島墾荒，經營農牧業兼營商業，數年之後，成為當地首富，被稱為“茂宜島王”。1878年寄信回國請其母偕12歲小弟孫文（孫中山）到檀香山協助其經營商店業務。孫中山誌在讀書，不願為商，孫屑欣然送其入學讀書。1883年7月、1885年4月孫中山兩次回國在香港、廣州讀書。孫眉雖對其弟不願來檀協同經商不滿，但重兄弟之情，仍不斷彙款資助孫中山生活和求學費用。
1894年10月，孫中山在檀香山準備創辦興中會，向孫眉說明創立意圖，眉讚日“誌大言大”，首先讚成並捐款讚助。同年11月成立興中會，孫眉是最早的會員之一。他積極宣傳革命，遊說組織親戚朋友等華僑二三十人參加興中會，並捐資支持革命。1895年廣州起義急需經費，孫眉則以平賤價錢出售牲畜，以捐充軍餉。190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發行債券，孫眉將幹多頭牲畜變賣認購債券。孫中山奔走革命旅費之需，孫眉曾將珍藏的“龍涎香”變賣作旅費。
1895年秋，廣州第一次起義失敗，孫中山亡命日本轉往檀香山。孫眉對孫中山說：“這不算一回事，還應該幹下去！”1903年孫中山由日本到檀香山，母親楊太夫人勸他說：“革命的目的在救人，行醫目的也在救人，何必東奔西跑。”孫眉聞知答日：“行醫隻能救少數人，革命則能救多數人，吾弟奔走革命多年，應始終一貫，豈可輕易變更，前功盡棄？”孫中山倡導革命大業，得到孫眉物質、精神的支持和鼓勵，對他的革命生涯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1908年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革命，開展極其艱難，策劃的西南邊疆起義在即，因經費籌措不足，孫中山心急如焚。正在此時，孫眉傾家支持革命，變賣家產從檀香山歸國，住在香港九龍。當時，孫眉已由富豪變為赤貧，毫無怨占，反清鬥誌，堅定不移。1909年冬，因籌備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孫眉從廣州回到香港，在九龍聯絡會黨。1910年9月被香港政府驅逐出境，赴馬來西亞檳城參加革命黨人會議。為推動革命進程，他毅然接受孫中山委派，1911年秘密潛入湛江（前身廣州灣），任同盟會南方支部副部長。孫屑化名“黃鎮東”，人稱“黃大哥”，與老友楊德初一起以經商為掩護，開展反清鬥爭。經友人介紹認識了傾向共和思想的赤坎商人楊益三，住在其大通街榮興號商鋪，曆親自發展楊為同盟會會員，並成為廣州灣同盟會機關領導人之一，負責籌款支持西南邊疆起義。孫眉在三泰利號設通訊處，以赤坎為落腳點，重點活動在吳川、化州、高州一帶。代表孫中山審批發展同盟會組織，簽發委任狀，高雷各縣先後都成立了同盟分會，並配備了領導成員。孫眉曾四次深入吳川梅策、泗岸等地，吸收同盟會會員，傳播革命火種，使吳川成為同盟會在南路的一個重要據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吳川籍誌士龐雄。孫眉在湛江期間，通過黨人籌集了大量經費，及時支援防城、欽廉、上思等地起義。武昌起義爆發後，孫眉在湛江積極響應，迅速組織南路各地起義，收複雷州半島等地，為民國的建立和民主革命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
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成立，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當時廣東有人提議他為粵都督，孫中山即電廣東各團體及各報社，說：“家兄質直過人，而素不嫻政治。粵督任重，才淺肆應，絕非所宜；安置民軍，辦理實業，家兄當能為之。”表示不讚成此舉。又致電孫眉：“粵中有人議舉兄為都督，弟以政治非兄所熟習，未登舞台則眾人屬望，稍有失策，怨亦隨生。為大局計，兄宜專就所長，專任一事，如安置民軍，辦理實業之類，而不必就此大任。”孫眉欣然接受。
1913年秋，孫眉移居澳門。1915年2月病逝澳門。孫眉被稱為創建民國的幕後英雄，有人更把他譽為孫中山進行反清革命的“財政部長”。孫中山早年的戰友陳少白對孫氏兄弟作了一個非常中肯而又形象的評價：“弟是華盛頓，兄是拿破侖。”1935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撥國幣一萬元，將其骸骨從澳門遷葬於翠亨村犁頭尖山麓的故鄉紀念中學後左側山地，由其侄孫科立碑，以表彰其對革命的功績。1934年建設紀念中學時，四座校舍其中之一座被命名為“壽屏堂”，以此作為對孫眉的紀念。
3．革命的典範廖仲愷(1877-1925)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愷，廣東歸善縣鴨仔涉鄉窯前村（今廣東惠州市惠城區陳江鎮幸福村）客家人。廖仲愷祖居梅縣程江太和鄉，祖父廖景昌時遷到惠州。廖仲愷的父親廖竹賓幼年家境貧寒，早年到美國當華工，後曾在香港聖保羅書院讀書，精通英文和漢語，畢業後便在香港彙豐銀行任翻譯等職。1871年左右，廖竹賓攜全家前往美國舊金山市工作，負責處理彙豐銀行在美國的商務，並於1875年出任該行舊金山分行的副經理。到1877年廖仲愷出生時，廖竹賓已是頗有地位和富有的知名僑商。廖竹賓有三子一女：恩燾（字鳳舒，陳香梅的外祖父）、仲愷（恩煦）、恩勳和女靜儀。廖竹賓是一位熱愛祖國的海外赤子，他不滿美國當局對華人的迫害行徑，對華人在國外的境遇十分關注，從1875年10月起，多次協助籌款並出資興建華人醫院，解決華人看病難的問題。他雖然僑居海外，但常以作為一個中國人而自豪，常“教育子女，輒以國學為先”，不要忘記中國的語言和文化。他常對子女說：“祖國是每個人的靈魂和生命所寄托的，靈魂沒有寄托的人，生命沒有寄托的人，就像樹葉離開樹枝一樣，失去了營養的供給，便會焦枯而死的。所以，我們要愛自己的祖國，不忘記祖國的文字，這就是愛護祖國的第一個條件。”為了讓子女受到國學的教育，他把17歲的長子恩燾送到國內學習，讓其在舉人陳伯陶開設的專館裏研讀國學。1885年仲愷8歲時，舊金山辦起了第一所華人子弟學校，從國內聘請了一些秀才、舉人來校執教，教授的內容主要是儒家的經史典籍。仲愷除了每天要修英文外，每天下午還要到華人設的國學專館，攻讀唐詩宋詞和古文等科目。所以，仲愷先生雖出生在異國，但在他的童年時代的蒙學生涯裏，就受到了很好的國學教育，其父親的愛國主義思想從小就熏陶了他幼小的心靈。廖竹賓僑居國外多年，一直不忘祖輩的習慣和鄉規，尤其是崇尚客家大腳婦女勤勞、刻苦、儉樸、堅毅的美德。在臨終時遺囑兒子：“必須討個大腳婦女做媳婦。”廖仲愷按照父親的遺願回國尋找大腳媳婦，這是與何香凝的姻緣之一。
1893年，16歲的廖仲愷護送父親的靈柩從美國舊金山回到故鄉，把父親安葬在故鄉的一座山清水秀的小山上。廖仲愷於1896年就讀於香港皇仁書院。次年與何香凝在廣州結婚。1902年赴日本留學，先後人早稻田大學經濟預科、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並與有誌青年相互激勵，萌發了反清革命思想。
1903年9月廖仲愷與何香凝訪問孫中山，向孫中山表示“想參加革命工作，願效徽”。隨後遵照孫中山指示，在日本“物識有誌學生，結為團體，以任國事”。1905年9月1日加入同盟會，任同盟會總部外務部幹事。隨後曾奉孫中山命回國秘密進行革命活動。以“屠富”、“淵實“等筆名在《民報》發表譯作《進步與貧乏》、《社會主義史大綱》等，是最早介紹和探索社會主義問題的中國人之一。武昌起義後在廣州就任廣東軍政府財政部副部長。1912年5月任廣東軍政府財政司長，實行地稅換契法、整理財政和稅收等措施。宋教仁案發生後赴北京運動國會議員反袁。“二次革命”失敗後亡命日本，協助孫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被任命為財政部副部長，致力於反袁鬥爭。1917年任中華民國軍政府財政部次長、代理總長，盡力於護法事業。五四運動發生後讚揚和支持學生運動。與朱執信、胡漢民等在上海創辦《建設》雜誌，發表《三大民權》、《（全民政治論）譯序》等文章。同時翻譯孫中山用英文寫的《實業計劃》第一計劃。1919年10月任中國國民黨財政主任。稱讚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空前之舉，震懾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於黑暗”。並馬上與朱執信等學習俄文，準備赴蘇俄學習。1919年和1920年多次奉孫命赴福建漳州，幫助援閩粵軍的建設和解決財政困難，推動粵軍回師廣東，驅趕桂係軍閥。1921年5月任中華民國政府財政部次長、代理總長，支持孫出兵討桂和北伐。陳炯明公開叛變前夕被囚禁於廣州郊區石井兵工廠，經何香凝等營救脫險，當即乘船赴港轉滬，與孫中山重新會合，協助孫中山製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1923年2月與蘇聯代表越飛聯合宣言條款進行具體磋商。3月任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財政部長。5月任廣東省長。10月以後被孫中山委派為國民黨改組委員、臨時中央執行委員，積極參與領導改組國民黨的工作。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開幕，被孫中山指派為主席團成員。在開會過程中，堅持國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的原則，促成了大會的成功。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工人部部長。協助孫中山籌建陸軍軍官學校，任該校黨代表，為建立革命軍而努力，被譽為“黃埔的慈母”。6月任廣東省長。7月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支持沙麵工人罷工，命令各縣縣長協助組織農會。9月任大本營財政部長。堅持主張鎮壓廣州商團叛亂。孫中山北上前夕任所有黨軍、各軍官學校和講武堂的黨代表兼農民部部長。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後仍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三大政策，參加領導討伐陳炯明的東征和平定楊希閔、劉震寰叛亂，支持省港大罷工。
廖仲愷不屈不撓地奉行三大政策，密切地同中國共產黨人合作，支持工農革命運動，推動了中國國民革命發展。但他所做的這一切無疑對國民黨右派、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是極端不利的。因此，中外反動勢力都視廖仲愷為眼中釘，必欲直置於死地。孫中山逝世不久，謝持、林森、鄒魯等人便結成所謂的“西山會議派”，背叛孫中山三大政策，破壞國民革命領導力量的團結。從1925年7月開始，國民黨右派分子鄒魯、孫科、伍朝樞等人就開始集中攻擊廖仲愷，散布種種謠言，企圖搞垮廖仲愷，否定三大政策。麵對右派反對分子的洶洶來勢，廖仲愷與他們進行了不妥協的鬥爭。尤其使廖仲愷感到深惡痛絕的是，一部分國民黨右派老黨員，為了達到反共的目的，甚至不惜與北方反動軍閥相勾結。5月間，廖仲愷發表了一篇《革命派與反革命派》的文章，對國民黨老右派作了辛辣的批判，他說：“現在吾黨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詡為老革命黨，擺出革命的老招牌，以為做過一回革命黨以後，無論如何勾結官僚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及極力壓製我國最大多數之工界，也可以稱為革命黨，以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發生清血的效力。不知革命派不是一個虛名，那個人無論從前於何時何地立過何種功績，苟一進不續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時有反革命的行為，便立刻變成反革命派。”這篇文章給鄒魯、孫科、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等老右派刺激很大。他們對廖仲愷恨之入骨，其中一部分人便蓄謀用卑鄙的暗殺手段除掉廖仲愷。
進入8月，滿城風雨，流傳著國民黨右派要殺害廖仲愷的消息霎時間陰雲四起，壓力日增。當時在廣州南堤有右派俱樂部“南堤小憩”，朱卓文等右派分子在此密劃謀殺廖仲愷，他們熟知蘇聯顧問鮑羅廷、加倫和汪精衛、廖仲愷等，每日必集東山百子路鮑公館開會。朱卓文等人起初欲以凶手用炸彈機槍狙擊，把這些領導人員全部殺害，下手前，公安局長吳鐵城獲知此訊大驚，從中阻止了這次流血事件。廖仲愷麵對這種情勢，無所畏懼，繼續孜孜不倦地工作。當他聽說敵人要用機關槍殺他時，一笑置之，並對人戲言道：“暗殺用手槍炸彈是所見的，若是用機關槍，卻新鮮得很。”何香凝勸他多加兩個衛士防備一下，他不以為然地回答：“增加衛兵，隻好捉拿刺客，並不能阻擋他們行凶。我是天天到工會、農會、學生會等團體去開會或演說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幾個地方，他們要想謀殺我，很可以假扮工人、農民或學生模樣，混人群眾中間下手的。我生平為人做事憑良心，自問沒有對不起黨、對不起國家，總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總是不能鬆懈一步的。”在8月18日國民政府的一次會議上，在廖仲愷身旁的汪精衛給他寫丫一張條子，告訴他有人將對他不利，他當即表示：“為黨為國而犧牲，是革命家的夙願，何事顧忌！”8月19日，又有人以確切消息報告他，廖仲愷慨然道：“際此黨國多準之秋，個人生死早置之度外，所終日不能忘懷者，為罷工運動及統一廣東運動兩問題尚未解決！”這一天，他又為給黃埔軍校等籌集經費工作到深夜，很晚才回到家中。第二天上午，廖仲愷偕夫人何香凝乘車前往黨部開會，半路上遇見陳秋霖，隨即同車前往，不想竟在戒備森嚴的黨部門前，慘遭殺害。
廖案發生後，國民政府迅即組成“廖案檢查委員會”，追查暗殺的幕後策劃者和凶手。經查明，暗殺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右派集團幹的。主要成員便是鄒魯、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許崇智等人，出麵收買凶手的便是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黨朱卓文、梁鴻楷等人。案情查明後，國民政府派軍隊搜查了胡漢民兄弟的住宅，逮捕了胡漢民的哥哥胡清瑞和林直勉，撤掉了梁鴻楷第一軍軍長的職務，胡毅生、朱卓文事先潛逃，胡漢民也因涉嫌離開廣州，國民黨右派勢力受到沉重的打擊。
9月1日，廖仲愷出殯時，廣州黃埔軍校師生、工人、農民、市民群眾等20多萬人參加，行列之大，階層之廣泛，情緒之嚴肅，氣氛之悲壯，為廣州空前之例。他的遺體暫厝於廣州駟馬崗他的好友朱執信的墓側。1935年9月1日，安葬於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側。廖仲愷以他的壯年生命，為中國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勳，用鮮血在中華英雄史的豐碑上鐫下了他那光耀人寰的英名。廖伸愷的遺作被編為《廖仲愷集》、《雙清文集》上卷出版。
4．一代名將、革命家葉挺(1896-1946)，原名為詢，字希夷，廣東惠陽客家人，我國現代史上傑出的革命家、軍事家。中共早期從事革命軍事鬥爭的領導入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建人之～。
葉挺的父親開過藥鋪，到南洋打工經商。葉挺7歲上小學，15歲時考入惠州蠶業學校。廣州起義，對葉挺影響很大，他帶頭剪掉辮子，並因此而入獄。1912年考入廣東陸軍小學堂，後升入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和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在校期間，他喜歡讀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在黑暗的軍閥式教育中向往新思想的光明。1917年，葉挺回廣東參加粵軍。1919年初，投身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在粵軍中任支隊副官，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21年任孫中山陸海軍大元帥府警衛團第二營營長。
1922年6月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叛變，炮轟總統府，葉挺奉命守衛總統府前院，率部苦戰，保護孫中山和宋慶齡脫險。1924年，受孫中山委派到蘇聯學習。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東方大學）和紅軍學校中國班學習，後與聶榮臻等人進入軍事學院，在那裏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2月轉人中國共產黨。1925年秋，周恩來、陳延年領導的中共廣東區委，努力爭取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李濟深的同意，建立了由共產黨領導的獨立團（起初番號為第三十四團），派剛回國的葉挺擔任團長。這個團後來被稱為“葉挺獨立團”。北伐戰爭爆發之初，葉挺奉命率領獨立團先遣北伐。在半年多時間裏，這支北伐勁旅～馬當先，衝鋒陷陣，所向披靡，為第四軍贏得了“鐵軍”的榮譽稱號。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後在上海和武漢發動政變，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為了粉碎反革命分子破壞中國革命的陰謀，中國共產黨決定以革命的武裝堅決抗擊反革命的武裝，準備在湘、鄂、贛、粵4省舉行暴動。當時葉挺為第十一軍副軍長，兼任第二十四9幣師長。周恩來等人明確提出以葉挺、賀龍領導的部隊，相機在南昌舉行起義。7月31日，葉挺奉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指示，擬定起義作戰命令。8月1 H淩晨2時，打響起義第一槍。經過4小時的血戰，於拂曉前全殲南昌城內守敵，起義一舉成功，奏響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序曲。
葉挺1927年12月參加領導廣州起義，任起義軍工農紅軍總司令。在中國革命的轉變關頭，為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和創建人民軍隊作出了重要貢獻。廣州起義失敗後，因受到中共廣東省委領導的責難和共產國際某些人的冷遇而消沉，與黨脫離關係，流亡歐洲。這一時期，葉挺為生計所迫，曾在柏林開飯館，為留學生服務。後來，帶著家人一直輾轉在奧地利維也納、法國巴黎、德國柏林等地，一度以賣豆芽、豆腐為生。盡管如此，葉挺時刻關注著祖國的命運、時局的變化和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鬥爭情況。為了更好地從事革命鬥爭，葉挺集中精力研究軍事問題，並攻讀軍事工程學和軍事化學。
1932年秋，葉挺結束了歐洲的流亡生活，回到澳門，積極投入到抗日救國鬥爭中去，因為未能找到中共地下組織，1933年11月到福州幫助蔡廷鍇、蔣光鼐等人在“福建事變”後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在香港加入了李濟深、陳銘樞等組織的以抗日為主旨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並應邀擔任軍委委員，職責是聯絡國民黨軍隊中的反蔣抗日將領及印刷宣傳抗日的報刊書籍等，從此，他經常奔波在澳門、香港、福州等地，為抗日救亡呼籲。
抗日戰爭爆發後，葉挺以個人名義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改編南方紅軍遊擊隊的建議，提議“將中共在江南各地的遊擊隊組成一個軍”，番號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蔣介石於9月28日批準，葉挺被任命為新編第四軍軍長。中共派出項英擔任副軍長，兼任政委。在周恩來、葉劍英及各遊擊隊領導人陳毅、譚震林、張鼎丞、粟裕等人的大力支持配合下，遊擊隊整編工作很快順利完成，並吸收大批醫學界、文藝界、國民黨軍界和民族抗日誌士加入新四軍。後來，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加人中國共產黨，成為抗日骨幹力量。
1939年5月，葉挺率領新四軍穿越日軍封鎖線，北渡長江，在皖中主持成立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指揮部隊挺進皖東敵後，在津浦路東西兩側建立抗日根據地。1940年10月初，日軍5 000餘人在空軍配合下進犯皖南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他指揮軍直屬隊頑強苦戰，斃傷日軍數百人，將敵擊退。涇縣一戰，使新四軍威名更加遠揚。
1941年1月6日，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爆發。新四軍軍部及直屬支隊9 000餘人被國民黨軍7個師圍攻，除1 000餘人突出重圍外，包括新四軍政委項英在內的大部分人壯烈犧牲，葉挺被俘。 葉挺被俘後，先後被囚於江西上饒、湖北恩施、廣西桂林等地，最後移禁於重慶“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集中營。葉挺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在被囚於重慶紅爐廠蔣家院子期間，葉挺寫下了壯懷激烈的《囚歌》，表達了他忠於革命、寧死不屈的高尚情懷。這首《囚歌》後來被譜成歌曲廣為流傳，成為獄中難友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鬥爭的精神武器。
1946年3月4日下午6時，經過中國共產黨多次努力，葉挺終於獲得無罪釋放。4月8日，乘飛機回延安時，在山西省興縣因飛機失事遇難。噩耗傳出，正在延安召開的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休會一天，對革命事業奮鬥終生的葉挺等烈士表示沉痛的哀悼，並通令全區：懸半旗誌哀3天。毛澤東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悼詞說：“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朱德題詞：“為全國人民和平民主團結而犧牲”。毛澤東稱他是“共產黨第一任總司令，人民軍隊的戰史要從你寫起”。1988年10月，葉挺成為中央軍委確定的我軍33名軍事家之一。（二）客商與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
1．捐款力助、辦報宣傳革命
客商孫眉是傾家蕩產堅定支持孫中山革命的代表。馬來西亞的檳城和吉隆坡是孫中山在海外宣傳革命和募集資金的重要據點。從1893年至1911年的19年裏，清廷委任的六任五位駐檳城領事（張弼士、張煜南、謝春生、梁碧如、謝春生、戴欣然）都是當時的客商領袖，他們不僅冒著風險保護孫中山，而且還捐款支持，甚至讓子女參加革命。張弼士不僅多次捐款支持民主革命，最多的一次通過胡漢民捐款30萬兩白銀。張弼士還讓兒子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以後，張弼士多次捐款支持國防建設。張弼士去世，孫中山敬送花圈和挽聯，挽聯日：“美酒榮獲金獎，飄香萬國；怪傑贏得人心，流芳千古”。張榕軒兄弟積極支持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後，革命黨人經濟拮據，張耀軒在同盟會會員謝逸橋的發動下，以其本人的名義捐了一大筆資金。1912年建立民國後，孫中山先生特為張耀軒親筆題贈“博愛”大字一幅，以表彰其對革命之貢獻。
怡保的客商領袖姚德勝積極捐巨款資助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孫中山特頒發給他“一等嘉禾勳章”。武昌起義後，姚德勝彙銀7萬元，充北伐軍餉。馬來亞客商謝逸橋、謝良牧兄弟、印尼客商梁密庵家族等都曾捐巨款支持孫中山革命，下麵將專章敘述。當時孫中山奔赴南洋宣傳革命，途經泰國時，客商領袖伍佐南晉謁孫中山，並與之結交，協助籌設“中華會所”，以團結廣大華僑，支持革命。那時，泰國幫派互鬥激烈。曼穀客屬出現兩派，一為群英公司，一為明順公司，各樹勢力，相互傾軋，嚴重影響旅泰僑胞的團結合作。伍佐南見此挺身而出，與大埔籍華僑餘誌彭（同盟會會員）等人出麵協調，勸雙方取消私利，團結合作，聯手斥資支援革命。梁鳴九於1909年秋為新軍起義籌款而前往南洋，時南洋爪哇島霍亂流行，他隻身前往印尼八打威，在華僑書報社同誌支持下，先後發動華僑捐資約5萬元交銀行彙回，他帶彙票乘船在印尼廖內群島海麵因撞船不幸遇難，後由梁密庵設法將此款送回。
陳新政(1881-1924)，福建同安客家人，馬來西亞著名僑領、客商領袖。清朝末年，孫中山、黃興、汪精衛、胡漢民等人先後到南洋宣傳革命，發展同盟會組織，陳新政與黃金慶、吳世榮、邱明昶等率先加入同盟會，積極支持孫中山革命，是孫中山避難馬來亞檳榔嶼時的摯友。孫中山發動鎮南關、河口諸役，都得到陳新政等人踴躍輸將，以濟軍需。每逢起義失敗，則妥善安排流亡將士。陳新政時值盛年，精力充沛，為革命奔走呼號。1910年冬，孫、黃、趙等人聚於檳城，共商圖粵大計，會上孫中山慷慨陳詞，號召華僑捐資以支持革命事業。陳新政接著演說，呼籲各界人士為武裝起義鬥爭出錢出力。武昌起義成功後，華僑歡欣鼓舞，陳新政與檳城的革命同誌努力籌款，彙數十萬元至香港，支持閩粵兩省光複。接著陳新政又被推任為代表回到中國，抵閩後即致電南洋各埠，旋又彙來數十萬元，深為福建省政府歎服。後陳新政被委托代表福建省到南洋勸募公債。他回南洋後，積極勸募，得款甚巨。
著名僑領、新加坡客商領袖林義順積極募資讚助革命，先後耗資數十萬銀元。
蔡熾三(1860-1929)，廣東梅縣人，馬來亞客商領袖，早年加入同盟會，並捐巨資支持民主革命。孫中山、唐繼堯、李烈鈞、柏文蔚等到南洋宣傳革命，先後到蔡熾三的萬利大寶號，留書讚揚蔡熾三的革命功績，孫中山題贈“博愛”橫幅，李烈鈞題贈：“壯誌未償心未死，江水如血天如墨”。
日本神戶客商領袖潘植我（1885-1953，廣東梅縣人，於辛亥革命前夕，將自己三年來的全部積蓄捐獻為革命經費，後又捐巨資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營造墓地。
鄧樹南(1874-1925)，廣東梅縣人，早年在印尼創辦“誌成公司”，捐款支持孫中山革命。
當時南洋各埠及國內客商除捐款資助孫中山革命外，還辦報辦刊宣傳鼓吹革命。代表人物除謝逸橋、潘達微等外，還有蔡熾三在新加坡出資創辦《南鐸日報》鼓吹革命；印尼客商劉土木（1889-1952），廣東興寧人，14歲到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1909年加入同盟會日裏支部，從事革命活動。後被推為同盟會民禮的負責人。時值革命派與改良派在華僑社會展開激烈的思想論戰，孫中山派胡漢民到棉蘭集資，籌備在檳榔嶼創辦《光華日報》，劉氏積極參加宣傳招股工作，以後還為該報撰寫通訊和烈士傳記，如《黃花崗烈士李祖矽事略》、《溫生才烈士傳》和《陳敬嶽烈士傳》等。1906年，馬來西亞客商領袖羅善慶在革命思潮激蕩下，加入同盟會。1913年起，他成為玻璃市區推動革命思想的主力人物。
福建籍客商領袖陳新政認為宣傳革命，發揚中華文化，非以報紙為喉舌不可。因此，他於1910年在檳榔嶼創辦《光華日報》，1914年於新加坡創辦《國民日報》，1916年於廈門創辦《民鍾報》。陳新政發表了一係列慷慨激昂的文章，宣傳民主革命。
林義順(1879-1936)，字發初，號蔚華，祖籍澄海的客家人，出牛於新加坡。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與張永福、陳楚楠於星州創辦《圖南報》，宣傳革命。清光緒三十一年，在新加坡結識孫中山，並加入同盟會，被推為新加坡同盟會交際幹事。清光緒i十二年，與張永福、陳楚楠等創辦革命黨機關刊物《中興日報》，任總經理。孫中山每次抵星，他常隨侍左右，並陪同孫中山會晤新加坡總督等官員。光緒丁未（1907年）年間，革命軍擬在黃岡起義，林義順集資翻印鄒容所著《革命軍》數幹冊，易名《圖存篇》，秘密帶入漳、泉、潮、梅各地散發。當鄒容與章太炎在滬英租界被捕入獄，清廷要求引渡時，他與張永福等聯名電請駐滬英領事，以“國事犯”保之，方免提解。林義順經營膠園時，參加過黃岡及鎮南關諸役逃亡到星洲的革命黨人達數百人，林義順熱情幫助解決其膳宿問題。胡漢民、汪精衛、李烈鈞、陳炯明等人，常集往於林義順村湛華別墅，共商義舉。自倒清、討袁、護法及北伐，先後被聘為大元帥府參議、中國銀行名譽顧問、北京總統名譽顧問、國民政府財政部名譽顧問等職。還先後兼任新加坡鄉村局局員、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潮州八邑會館首屆總理、華僑銀行主席等職。
謝英伯(1882-1939)，廣東梅縣客商子弟。17歲入讀香港皇仁書院，21歲任《亞洲日報》總編輯，提倡女權。1907年在香港加入同盟會，後參與廣東庚戌新軍起義及“廣州三·二九之役”的籌劃工作。191 1年，在香港參與組建“支那暗殺團”，並籌建同盟會澳門分會。是年秋，赴檀香出，執教於華文學堂，參加《自由新報》對保皇黨筆戰。武昌起義後返粵組織民軍起義，任同盟會粵支部部長、廣東都督府高等顧問。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在日本東京加入中華革命黨，任美洲中華革命黨組織員。此後兩年間在美國、加拿大從事組織和籌款工作。民國5年夏返國抵滬，次年隨孫中山南下廣州護法，任大元帥府秘書。民國7年補選為設在廣州的國會參議院議員。
黃世伸(1872-1913)，字小配，番禺大橋鄉（今屬廣州芳村區）客家人，是晚清革命派小說家中最富成就者，在近代小說史上占有重要位置。1905年加入同盟會，參加過大量的革命實際工作，主編或參加編輯過10多種革命報刊，創作了15種中、長篇章回體小說。或歌頌革命英雄，宣傳革命思想；或揭露改良派麵目，抨擊保皇黨邪說；或暴露晚清官場黑暗，譴責清朝腐敗政治；或以曆史題材表現民主革命的主張和理論。
青年時與長兄伯耀到南洋謀生，並投稿於宣傳維新學說的《天南新報》。後擔．任香港《中國日報》記者，跟章太炎同著文與康有為展開論戰，宣傳反清革命。他亦創辦了《世界公益報》、《少年報》，對海外華僑影響很大。
他曾先後參加了興中會的外圍組織三和堂、同盟會，後被選為同盟會香港分部交際員等職。辛亥革命後舉為廣東民團局長，後因與都督陳炯明不和，被其以“侵吞軍餉”之罪名殺害。
其主要作品有《洪秀全演義》，寫太平天國革命，藝術上較為成功。還有《大馬扁》、《廿載繁華夢》（又名《粵東繁華夢》）、《黨人碑》、《岑春煊》、《宦海升沉錄》（又名《袁世凱》）、《黃粱夢》、《宦海潮》、《陳開演義》，以及現在英國博物館存藏的《鏡中影》、尚少人道及的《廣東世家傳》等。其中《：洪秀全演義》流傳最廣，以民主革命的新視角重新審視太平天國的革命鬥爭，摒棄了數十年來對太平天國的攻擊汙蔑，塑造了一批“為種族爭、為民族死”的農民革命英雄。曾在《有所謂報》和《少年報》附張上連載，並由《中國日報》出版單行本，風行海內外，還編為劇本於舞台上演出。1906年章太炎曾為該小說作序。
陳景華（? -1913）字陸畦，自署無恙生。廣東中山客家人。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中舉，舉人出身。曾任廣西桂平縣知縣。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因懲辦受招撫的巨盜陸顯（又名阿發）而被革職查辦，等侯奉準正法。後得其弟協助逃亡香港，複轉赴暹羅（今泰國）。時暹羅為東南亞華僑重要集居地，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與康梁的保皇思想鬥爭十分激烈。陳景華根據自己的切身體驗，接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綱領，投身反清、反保皇黨鬥爭，由清王朝的叛臣轉變為民主革命的戰士。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陳與蕭佛成在曼穀先後創辦《美南日報》（後易名為《湄南日報》）、《華暹日報》(後改為《華暹新報》)，激烈地宣傳革命。是年11月，孫中山抵曼穀，創立同盟會曼穀分會，定《華遏新報》為分會的機關報，對陳十分器重和信任。1909年夏返回香港，充任韋寶珊洋行買辦，暗中為同盟會南方支部代收郵件，曾設法援救謀炸廣東水師提督李準未成而係獄的劉思複。1911年11月，廣東光複，出任警察廳廳長，凡事必躬親處理，執法如山，將廣東省城的地方治安維持得井井有條。是時廣州警政，賞罰分明，公正廉潔。任職期間，還曾革陋習，興新政，創辦女子教育院。然遭奸商、買辦、劣紳誣告。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被袁世凱密令廣東都督龍濟光殺害。
2．輟商勵誌、投身革命
(1)謝逸橋(1874-1926)、謝良牧(1884-1931)昆仲，廣東梅縣人。祖父謝益卿和伯父謝夢池（原名謝春生）都是馬來亞檳榔嶼的客商領袖。1 895年1 1月，謝逸橋在馬來亞檳榔嶼伯父家見到從國內來此避難的興中會會員程壁光，聲言要追隨孫中山“澄清天下”。1900年，當他得知孫中山與楊衢雲等在香港設立革命機關，圖謀在廣東起義時，曾帶其弟謝良牧同至香港拜訪孫中山，惜未得見。兩人返鄉後，與饒芙裳等倡辦團防，募勇購械，培植革命力量，並請其伯父謝夢池彙巨款資助。1904年，謝逸橋偕良牧赴日本留學。在東京，謝良牧結識了黃興，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翌年8月，孫中山等人在東京創立中國同盟會，謝氏兄弟先後宣誓加入，謝良牧被選為會計部長。是年10月，謝氏兄弟跟隨孫中山經香港赴越南，在西貢成立同盟分會，並在各地設立集資機構，為革命活動籌措經費。1906年春，謝逸橋奉孫中山之命回國負責聯絡會黨，擴展同盟會勢力。並組織這些會員配合潮汕會黨策劃潮州起義和黃岡起義。孫中山又命謝良牧等回國協助工作。在潮梅一帶宣傳革命，並在梅縣鬆口堡創辦初級師範講習所，招收來自福建長汀、漳州和潮梅各縣的青年學生，在他們中宣傳革命，發展同盟會會員。謝逸橋還利用在潮汕鐵路局供職的機會，聯絡革命誌士，為起義做準備工作。1907年，謝良牧等同盟會員領導的饒平鳳凰山起義和黃崗起義失敗。兩次起義失敗，使謝良牧以及以歸國客商及其子弟為主體的梅縣鬆口同盟會意識到沒有經過軍事訓練的武裝隊伍，實難於和訓練有素的武裝敵人作戰。經多方商議，決定由謝逸橋籌借經費，以培訓新學所需體育教師為名，開設鬆口體育學堂，培訓革命軍事骨幹人才。鬆口體育學堂辦了一期，招收學生120人。廣州黃花崗起義，體育學堂參加者有30多人，七十二烈士中的饒輔庭、林修明、周增就是體育學堂的師生。武昌起義後在各地組織光複的鬥爭，如韓江支隊司令姚雨平、參謀長張酥村，光複潮州的領導入郭典三，光複梅州的領導人溫種遠、廖叔唐、熊越山等，都是梅縣鬆口體育學堂培育出的軍事人才，他們為辛亥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績。
1908年4月河口起義失敗後，孫中山曾避居檳榔嶼謝逸橋家中。1910年9月，當謝氏兄弟得知孫中山發動廣州起義需在南洋籌集經費10萬元，自告奮勇，承擔籌募重任，謝逸橋在英屬7州府各埠籌得4. 67萬餘元，謝良牧則在荷屬各埠籌得3萬餘元，並在10天內先交5萬元，有力地促成次年“三·二九”黃花崗起義。1910年11月13日，孫中山在檳榔嶼召集同盟會重要成員會議，謝氏兄弟與會。會上決定在廣州再舉行起義。1911年武昌起義，謝良牧力排眾議，爭取水師提督李準反正，加速了廣東的光複；謝逸橋則和許雪秋等率領民軍響應張醵村發動的潮汕起義。中華民國成立後，謝良牧作為華僑方麵代表，被推舉為第一屆國會參議員，後追隨孫中山進行反袁鬥爭。謝逸橋後任汕頭同盟分會主任，並與葉楚傖等合辦《中華新報》（後改名《大風日報》），宣傳倒袁。1917年，謝良牧參加護法運動，與海軍總長程璧光率艦護孫中山南下，設大元帥府於廣州。1918年5月，孫中山由廣州經汕頭去上海，途中應謝良牧之請，由潮汕坐小輪船到鬆口探望在家養病的謝逸橋，在謝家“愛春樓”住了三天。孫中山為愛春樓題聯：“博愛從吾好，宜春有此家”。覺得意猶未盡，又撰一聯：“愛國愛民，玉樹芝蘭佳子弟；春風春雨，朱樓畫棟好家居”。兩聯均嵌人“愛春”兩字。可見孫中山對謝氏兄弟感情之深摯。孫中山閱讀了謝逸橋的詩抄，欣然命筆填寫一曲《虞美人》。
1921年，謝良牧在中華革命黨黨部工作，辦理軍政人員入黨事宜。次年6月，陳炯明部在廣州叛亂，孫中山避難於永豐艦，謝良牧就任中路討賊軍總司令，號召討伐陳炯明。青年葉劍英就是此時在香港認識謝良牧，開始住在謝良牧家中，在謝良牧領導下參加討伐陳炯明叛亂，從此走向民主革命的道路。1923年，討陳取得勝利，孫中山返回廣州，恢複大元帥職務，謝良牧出任大本營參議、廣東省政務廳廳長、大本營特派專員等。翌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謝良牧被選為中央臨時候補執委。
(2)梁密庵(1880-1941)，廣東梅縣人，荷印巴達維亞出生。其父梁映堂是當地華僑富商，曾任巴城中華商會主席，荷印殖民當局委為華人甲必丹。1905年，梁密庵經謝良牧、梁鳴九介紹加入同盟會。1907年組織發起革命組織“寄南社”，後改名“華僑書報社”，被舉為社長。該社成為同盟會的宣傳陣地，常發動華僑義捐，支持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孫中山親書“努力前進”立軸嘉獎；黃興書贈“是式南邦”橫軸留念。1911年“三·二九”廣州起義前夕，亟需巨額經費，梁密庵毅然將父親的大筆存款取出，私自彙回支援。他擔心父親責備，離家出走。其父知道後派人將他找回，問明原因後，不但不責備，而且還高興地說：“我已寄出一筆款矣！”1912年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即給梁氏頒發旌義狀，表彰他踴躍輸將的義舉。191 8年孫中山前往粵東視察時，特率胡漢民、姚雨平等赴鬆口探望梁密庵等老同盟會會員。1941年梁氏逝世後，梅縣人民在鬆口中山公園建造“密庵亭”，以誌紀念。當時國民黨要員林森、於右任、蔣中正、何應欽、陳立夫、陳誠、戴傳賢等人給梁密庵題詞。
(3)潘達微(1880-1929)，廣東番禺客家人，原名虹，字鐵蒼，號景吾、影吾，別號懺覺。父潘文卿是清末武官，廣州廣仁善堂的創始人之一。潘達微幼年勤奮好學，善詩文，是著名畫家居廉的弟子，擅長花卉，喜畫黃花。他目睹清廷腐敗無能，致使國患日深，遂立誌救國。1896年，偕妻陳偉莊從番禺棠下鄉來到廣州城，在雙門底承宣街（今北京路北段）開設照相館，經商之餘，結交革命黨人。1905年，潘與高劍父、陳垣、何劍士等在廣州創辦《時事畫報》，針砭時弊，宣傳變革。後又和高劍父、陳樹人等在南武公學、培淑女校、潔芳女校等校分別擔任圖畫教員，積極宣傳革命。
1906年，潘達微參加中國同盟會，在河南漱珠橋擔杆巷“阿巨裱畫店”二樓的“守真書閣”，設同盟會秘密活動據點。1910年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守真書閣”被查封。潘達微又在河南鳳凰崗附近，與高劍父、陳樹人創辦“美術瓷窯”，作秘密活動地點。191 1年，他與陳樹人等在廣州創辦《平民報》和《平民畫報》，並兼任廣州《七十二行商報》筆政，常撰文抨擊時政。
1911年4月27日的廣州起義失敗後，殉難烈士遺骸散在越秀山麓至雙門底各街道上，廣州各善堂遂派人員把烈士遺體運送到東門外谘議局前曠地（今廣州起義烈士陵園左側）。番禺、南海兩縣知事，初擬把烈士移葬狗頭山，後又擬葬於處決罪犯的臭崗。因連日淒風苦雨，遺骸腫脹發臭。潘達微目睹愛國誌士舍身成仁，死後遺體不得安息，悲憤交集，乃冒險犯難，以《平民報》記者身份，作現場采訪，並前往各善堂洽商驗葬。籌措經費後，聞說廣仁善堂在沙河馬路邊紅花崗有空地一段，便向廣仁善堂求援，對善董徐樹棠痛陳大義，並自我介紹是該善堂創辦者潘文卿的兒子：“座中多為父執，詎忍此不為小子助？”言詞痛切，雙淚直流，徐等善董深受感動。他又求父親好友清鄉督辦江孔殷幫助，江礙於情麵，電告廣仁善堂負責收殮，廣仁善堂遂出讓紅花崗作烈士墓地，並負責棺殆營葬各事。營葬之日，潘達微親自協同仵工，並請了一群義丐，將烈士屍體洗去血汙，運送至紅花崗安葬。忠骸安葬後，保皇黨的《國事報》故意中傷，潘達微不得不在《平民報》和《七十一行商報》，發表了七十二烈士已驗葬的消息，以“黃花崗”命名烈士基地，標題是：《谘議局前新鬼錄，黃花崗上黨人碑》，從此紅花崗改名黃花崗，揚名海內外，“三·二九”廣州起義也流行稱為“黃花崗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