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達微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傳奇人物，他多才多藝，熱心公益。1912年，他在廣州花地黃大仙廟創辦孤兒教育院，自任院長。該院教育經費由社會上善長仁翁捐贈。後又創辦以收容無依靠、受淩辱的貧苦婦女為對象的廣東女子教育院。並在河南創辦繽華女子學堂，反對婦女纏足，主張解放婦女，提倡女子就業，積極開展女權運動。1913年，潘達微創辦話劇社，並自編自演廠’州方言話劇《聲聲淚》，內容為揭露社會的黑暗，演出轟動一時。1915年，廣東發生了曆史上罕見的大水災，西江災情特別嚴重。他積極參加賑災善舉，獲得群眾好評。此後曾一度出任廣州市公益局長。潘達微還在香港與王秋源等知名人士籌備出版大型畫集《天荒》（初名《歲寒》）。為了悼念已故的民主戰士，他親自撰文《寒潭碩玉記》。後來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出版發行的《名畫日曆》，大部分作品出自他的手筆。他喜愛攝影，其作品曾應邀在世界攝影展覽會展出，並獲獎勵。潘達微喜歡漫畫，早在清末時創辦的《時事畫報》上，便發表了不少作品，如《剪發考古》、《長辮夢》、《瞎鬧》等。他還編繪了《小兒滑稽習畫帖》，是目前看到的最早的漫畫教材。潘達微平生自奉甚薄，從不在權力名利上角逐。他信佛，常刺血畫觀音像。
1929年，潘達微在香港病逝。翌年其親屬把潘達微靈柩運回廣州，葬於黃花崗，並假座商堤（今沿江中路）革命紀念會舉行追悼，送殯者逾幹人。胡漢民、孫科等名人均撰挽聯悼念，其中張學良的挽聯雲：“鯨海播嘉名，遙跛英魂薦丹荔；孤邱標卓誼，共欽先烈葬黃花”。名士曾獻聲挽聯雲：“製流民圖，變莊嚴相，要西方浪漫藝術作立場，如此江山那堪再畫；創孤兒院，收烈士骸，以佛法無畏精神說革命，劇憐黨國及喪斯人”。1951年8月，其墓遷葬在七十二烈士墓左側，與七十二烈士英名同垂千古。姚雨平撰立墓表，讚潘達徽“畢生致力革命，同情人間疾苦，性恬淡，擅丹青，尚道義”。
(4)張鑒初(1887-1965)，廣東豐順人，20歲旅遏，張氏深受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在暹加入中國同盟會，回國參加潮州黃崗、廣西鎮南關起義。1911年廣州起義，他以敢死隊身份參加，後隨革命軍粵軍第四軍進粵東，光複潮州、汕頭，1912年5月15日，榮獲廣東軍政府授予勳章和獎狀。後任為孫中llJ隨從侍衛，因護衛有功，孫中山書贈“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嘉勉。討袁失敗，張氏重返暹羅彭世洛府開設金行及雜貨店。抗戰爆發，張氏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而被泰政府驅逐出境，經緬甸、雲南輾轉至重慶，被聘為國府華僑委員會顧問，國府主席林森書贈“品似梅花香在骨，人為秋水淡為神”。後自重慶返故裏，被推舉為豐順縣戰時動員委員會和民眾抗日救國委員會主席。抗戰勝利，張氏重返泰國，複操前業。
(5)泰國客商馮燦利(1891-1952)，廣東豐順人，15歲赴暹羅，在曼穀開咖啡店、福民藥房。1908年加入中國同盟會暹羅分會，是該會最早的盟員之一。在孫中山革命理論的感召下，棄商參加辛亥革命，此後，從事華僑事務工作，貢獻良多。
(6)盧耕甫(1872-1943)．梅縣白宮太平村人。出身於華僑之家，早年在印度經商，後加入同盟會，參加革命。民國成立後，曾任嘉應州教育會會長、梅東中學校長、梅州州長、民國第一任梅縣縣長等職。
積極追隨孫中山革命的客商還有：
範漢傑的大哥範其通，少年往馬來亞謀生，後來跟孫中山參加革命，曾經隨孫中山至夏威夷檀香山向僑胞籌款，年僅24歲死於星洲。二哥範其逵、三哥範其適年輕時即赴印尼經商，受大哥影響，同情支持民豐革命。
郭淵穀(1876-1929)，廣東潮安客家人，字錦泉。1876年生於馬來亞彭亨，父懷奎，為港主。1906年在疆洲參加同盟會，並在其母支持下，變賣家產助餉。後旋歸故裏，進行反清活動，在本村持剪助人剪辮。黃崗起義失敗後潛回新加坡，繼續聯絡僑胞，宣傳革命。1911年參加孫中山發起的“同德書報所”，又與革命誌士成立“星洲書報社演說團”，“開明演說書報社”等。是年冬，回潮參加光複潮汕的軍事行動。民國開元，被委為陸軍少將，嗣任大元帥府副官，後任黃埔軍校教官。1920年回鄉，大力提倡興學育才，自編鄉土教材。又力倡破除陋俗，反對遊神賽會、做丁桌、祭祖先，倡導火力發展生產，搞種柑、捕魚等副業。1923年專挑貧瘠山區豐順縣任縣長，在任招撫盜寇，禁種鴉片，政績斐然。1924年任國民黨海外同誌會總幹事。1926年任海南瓊南縣縣長。1929年1月卒於任所。
武昌起義後，梅縣客商歸僑溫仲遠、李思堂等同盟會會員組織300餘人的武裝，於11月10日光複梅州。
謝魯倩(1881-1920)，字頌平，梅縣客商歸僑，早年與摯友創辦雁洋合堡初級學堂、丙村三堡學堂，並任校長。後任廣東省警衛軍統領、廣東討袁護國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等職。
3．客商子弟——民主革命的生力軍
溫生才(1870-1911)，廣東梅縣人。早年馬來亞務工，1903年左右加入了同盟會。1909年秋，在高啡山開設廣益學堂，組織暗殺團，策劃暗殺清朝親貴。1911年2月，寫下致南洋同誌的遺書：“看滿賤種太無人道，恨火焚心，時刻不能忍。”4月8日，謀刺清水師提督李準。誤認清廣州將軍孚琦為李準，將其擊斃。被捕後在番禺縣署受審，聲明“與孚琦並無仇怨，不過近來苛稅雜捐，抽剝已極，民不聊生，皆由滿人專製，害我同胞，故欲先殺滿官，為四萬萬國民伸氣”。4月11日，提督李準提訊，施以嚴刑，逼供同黨及主謀，溫生才堅不吐實。翌日，兩廣總督張鳴岐親自提審，問：“何故暗殺？”答：“明殺。”又問：“何故明殺？”答：“此舉純為救種。”張無言以對。4月17日英勇就義前，對群眾奮呼：“今日我代同胞複仇，各同胞務須發奮做人才好！”繼而又說：“許多事歸我一人擔任，快死快生，再來擊賊！”
鍾明光(1881-1915)，廣東興寧人，字達權。20世紀初，離鄉到馬來亞霹靂州暗邦經商謀生。他痛心於祖國內憂外患，毅然加入革命黨設在海外的組織。1913年，回國參加討袁“二次革命”。1915年7月在廣州刺殺袁世凱的爪牙廣東都督龍濟光時犧牲。民國七年（1918年），孫中山在廣州領導護法運動，林森等發起募款增修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時，兼修紅花崗溫生才、林冠慈、陳敬嶽、鍾明光四烈士墓園（在今廣州起義烈士陵園內），以永誌紀念。
張民達(1885-1925)，廣東梅縣人，9歲時隨叔父赴馬來亞檳榔嶼父親處。辛亥革命前，通過鄧澤如介紹認識了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後加入中華革命黨，先特派為聯絡委員，在南洋從事聯絡黨入及籌餉工作。民國六年孫中山南下護法，任大元帥府隨侍。1918年，任援閩粵軍許崇智部軍事委員，後任五十七營營長、第九旅十八團團長。民國十一年春北伐，張團任右翼先鋒，後升任第二軍第八旅旅長。民國十三年初建國粵軍正式成立，升任第二師師長，同年4月兼任兩廣鹽務緝私處主任，力圖整頓，嚴密巡緝，一時私嫋斂跡，保證了鹽稅收入。民國十四年1月大本營發起對陳炯明叛軍東征，張任右翼軍總指揮。同年4月5日，乘船赴汕途中不幸覆舟殉難。民國十五年3月16日，國民政府追贈張民達為陸軍上將。1 952年中央人民政府給予張民達烈士稱號。
鄧澤如(1869-1934)，廣東新會客家人，早年隨堂伯至南洋謀生，1906年孫中山到南洋從事革命活動，鄧積極追隨孫中山。翌年加入同盟會，被推為桂羅庇分會會長。光緒三十四年，他創建馬六甲中華書報社，鼓吹革命。1909年，他主持同盟會南洋支部事務，並在南洋一帶籌款，支持革命黨人反清武裝起義。民國三年，他支持孫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在南洋一帶活動響應。民國九年11月，孫中山重返廣州組建軍政府，鄧回國任軍政府內政部礦務局長兼廣東礦務處長。民國十一年陳炯明部叛亂，鄧協助孫中山籌款討逆。同年任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長。翌年春孫中山由滬赴穗，重建大元帥府，鄧澤如任大元帥大本營建設部長兼財政部長。其後曆任兩廣鹽運使，大本營參議、禁煙督辦、中央銀行董事等職。被孫中山指定為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參與改組國民黨事宜。是年8月廖仲愷遇刺後，接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鄧被選舉為大會主席團七成員之一、第二屆中央監察委員。3月，以廣州國民政府代表身份北上參加孫中山陵墓奠基禮。1927年9月被推為國民政府委員、中央黨部海外部部長。翌年2月國民黨第二屆四中全會召開，鄧被選為國民政府委員、僑務委員會委員。民國十八年3月，當選為國民黨第三屆中央監察委員。民國二十年(1931年)4月底，他與古應芬、蕭佛成、林森等國民黨粵方中央四監委就胡漢民被扣湯山一事，通電公開彈劾蔣介石。同年5月27日，各派反蔣勢力在廣州成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非常會議，鄧當選為常委及廣州國民政府委員。同年11月國民黨召開四大，鄧被推為第四屆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和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委。民國二十三年12月19日，病逝於廣州。著有《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跡》一書。
羅福星(1886-1914)，廣東蕉嶺人，出生印尼巴城，字東亞，號國權，19歲時隨祖父來到台灣，住新竹苗栗一堡寮莊，就讀於苗栗公學校，未畢業即於1905年隨其祖父回到廣東，途經廈門時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歸抵故鄉後任小學教員，在本村小學任教兩年後，於1907年春赴新加坡，任新加坡中華學校校長。因水土不適，任職兩年後赴雅加達，任當地中華學校校長。不久又赴緬甸仰光，出任中國同盟會在該國所經營的書報社書記。直至191 1年春，他與胡漢民、趙聲、林時及諸華僑革命誌士過往甚密，頻繁往來於南洋各地，宣傳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號召和組織華僑進行反滿抗清活動。1911年4月18日，羅福星至印尼同盟會機關部之際，獲悉革命黨人電告，黃興等人將於本月27日在廣東舉事。他立即與幾位同誌一起從印尼回國，提前兩天趕到廣州參加廣州起義。在這次黃花崗之役中，羅福星隨黃興率領的敢死隊攻打兩廣督署，在激戰中身負重傷。廣州起義失敗後，他偕同胡漢民等避難至香港、緬甸，不久又到雅加達，與黃興相見，計劃再次起義。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革命黨在武昌起義，光複武漢三鎮後成立了湖北軍政府。黃興獲悉起義成功，即通過鄧樹楠給雅加達華僑書報社（同盟會機關）轉送密電，呼籲在財力等方麵急速予以支援。雅加達華僑書報社在接到黃興密電後，即通知羅福星等二人招募民軍。羅福星在短短的四五天時間內就從華僑中募集了2000餘人，星馳赴難，北上支援湖北軍政府。隊伍到達福州時，恰值南北議和成功，民軍於是被奉命解散。羅福星再次回到故鄉，任本村小學校長。這時期羅福星接到革命黨人、北伐軍聯團局劉士明的書信，其大意為：調查、視察台灣，以舉事於台灣，願君同讚此舉。羅福星接信後欣喜萬分，第二天即離開故鄉鎮平前往福州，並得到了福建都督名為受命“考察台灣教育”等事項的公文。
1912年12月，羅福星集合“十二同誌”到達台灣。他們以台北大稻埕為基地，分南北兩路進行地下活動。羅福星本人經常往來於台北苗栗之間，通過華民聯絡會館黃光樞及台胞謝德春、付清鳳、黃員敬等人，以“華民會”、“三點會”、“同盟會”、“革命會”等名義秘密發展組織。
羅福星赴台後往來各地，積極發展黨員，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就已秘密發展了500餘人。台胞中被迫擔任隘勇、巡查補（一種輔助警察）、保正、甲長以及鐵路、郵政員工都有人參加。範圍除鄉村外還廣及基隆、台北、桃園、新竹等重要城鎮。同盟會勢力如此迅猛發展固然與當地各族人民反日怒火蓄之已久有關，但是也與羅福星卓有成效的宣傳、組織等工作分不開。
羅福星與革命黨在台灣發動起義的事，早在1913年4月上旬就有所泄露，已經引起了日本警方的注意。然而，由於羅福星為光複台灣而高舉義旗，革命熱忱和耿耿忠心令人無限敬佩，在農工商界乃至在被迫為日本人做事的許多台胞中享有崇高威望，因而日警稍有動作就能及時被告知，無論藏匿在何處都能得到保護。所以被告密八九個月，他一直是有驚無險，一再逃脫敵人的追捕。
1913年9、10月間，受廣東都督派遣赴台發展革命勢力的吳覺民一派有人泄密，台南關廟、新竹大湖、台中南投和東勢角等地台胞秘密準備起義的事件亦相繼發生，於是日警在台灣進行大搜捕。12月18日晚，羅福星在淡水李稻穗家中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另一革命者周齋。日警還搜去了一些文件，包括革命黨人的名冊和手記兩冊、感想錄《大革命宣言書》等。在《大革命宣言書》中，羅福星曆數了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進行殘暴殖民統治的十餘條罪狀，他寫道：“日本滅我台灣於茲十有九年，而人民受害已非淺鮮，比如今日剝我皮膚，四五年後削我骨肉，八九年後必吸我骨髓矣！”“哀哉我台民！概自日本亡我台灣，奪我財產，絕我生命，日本苛政無所不用其極，豈有諸君甘心長受此苛政之下乎？”
“今也日本政府之治安方針，視台民如盜賊土匪，欲絕滅之”。“苟有利之事業悉為日本政府官營之專賣之”。“凡人民產業日本政府悉課以極鶯之稅。種種苛稅，入不敷出，慘狀難堪”。“吾思世界上之殖民地，未有如台灣之苛稅者，亦未有如斯之吸收民脂民膏也”。“最可痛者莫如地方日警。彼嚐借口保甲費、警察費、壯丁費等等名義，對人征收，飽入私囊。且濫用威權，如狼似虎，自為村中國王”。“刑事特務偵探橫行之事實不忍聞。彼嚐借口公職威脅平民。不論罪之有無，動遭拘禁”。“我中華民國人民再渡台者，備受日政府虐待，何堪言狀。我華民常受日警毆打暗殺”。
1914年2月16日，日本在苗栗開臨時法院審判羅福星等革命者。在法庭上，羅福星慷慨陳詞，宣稱他為台灣同胞爭取自由權利而死，雖死猶榮，從不後悔，更不認為有什麼過錯！對於父母妻子，因為他們都知道自己已獻身革命，也沒有任何顧慮。1914年3月3日，羅福星和關帝廟起義事件的李阿齊、東勢角起義事件的賴來、大湖起義事件的張火爐、南投起義事件的沈阿榮等20餘名革命誌士慷慨赴難。死時，羅福星年僅30歲。在從容就義前，羅福星留下遺書：“餘棄故山妻子，奔走東西，是為憂國愛民，斃而埋屍台灣，永為台灣紀念！”
羅福星的起義活動，雖然在沒有發動之前就遭到破壞，但他所提出的鬥爭目標正體現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精神，他對日本殖民主義統治的抨擊代表了廣大台胞的心聲。他那憂國憂民、不畏強敵、視死如歸、從容就義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崇高品質，始終閃耀著光輝，為廣大台胞所懷念。
苗栗市有一座公園，抗戰勝利後，為紀念羅福星，改名為福星山，在苗栗市命名一條“福星裏”街，並增設“福星國小”。蕉嶺縣人民政府為紀念羅福星，在其就讀過的蕉嶺中學建有羅福星烈士紀念圖書館。
羅伸霍(1881-1911)，廣東惠陽人，曾在印尼蘇門答臘火水山中華學校任校長和報社主編，曾會見孫中山，受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在印尼和馬來亞宣傳革命道理，1911年也從南洋回到廣州參加3月29日的黃花崗起義，不幸受傷被縛就刑。
郭典三(1877-1911)，廣東梅縣人，早年隨父到印尼蘇門答臘亞齊邊做工邊讀書，後便在當地教書，受孫中山影響，回國參加同盟會，參加雲南河門起義、庚戌廣州起義、黃花崗起義。武昌起義後，他先後在高州、廉州和潮汕地區發動當地新軍響應，1911年11月17日發動揭陽起義時，不幸中彈犧牲。
林修明(1885-1911)，廣東省蕉嶺縣人，出生於南洋吻哩洞一個經營錫礦的商人家庭。留日期間加入同盟會。1906年，受同盟會指派回國，從事反清活動。先在鎮平中學堂教體育，與同盟會會員丘漢，抗日誌士丘逢甲一起教學，向學生灌輸革命思想，發展同盟會員。1907年，又與革命黨人姚雨平、梁鳴九、謝良牧、謝逸橋等創辦鬆U體育會，林修明擔任教練，教習體育和一般軍事技術，同時暗中從事發展同盟會。一麵教學一麵進行革命宣傳教育，廣交革命黨人，壯大反清隊伍。在三堡學堂任教時，葉劍英元帥在校學習，受教育頗深。葉帥曾坦言：影響他一生最大的是林修明。1910年，奉命赴廣州運動新軍起義工作。1911年3月29日參加“廣州起義”時不幸中彈犧牲，時年26歲。
陳文褒(1880-1911)，廣東大埔縣西河人。年歲稍長便學做生意，後到馬來亞做工、經商。1906年，他在馬來亞加入同盟會。其時，清廷特派楊士琦赴馬來亞偵伺革命黨人的活動和搜括華僑血汗錢。在一位華僑富商的歡迎宴會上，陳文褒走到楊士琦座前瞪目怒斥清廷官吏“吮吸百姓脂膏，吮吸華僑骨髓”。楊睹勢不利，當夜即乘船歸。1911年春，他回國參加孫中山策動的廣州起義。他負責攻城，但戰鬥打響後，子彈未及時運到。正好此時，用竹筐送子彈的人趕到城下，他即扛起竹筐放置在靖海門外一熟人家中，並吩咐那家人去通知戰友到此處取子彈，自己裝足子彈衝進城攻打總督府，激戰中不幸壯烈犧牲。
餘東雄(1894-1911)，祖籍廣東南海的客家人，出生在馬來亞霹靂埠（今馬來西亞）務邊。其父兄為當地知名客商。15歲時，加入同盟會。人會後，他曾多次策劃暗殺清吏活動，但均未成功。1911年初，當得知革命黨人準備在廣州起義後，餘東雄與29位華僑回國參與起義。當黃興希望懂得武術的人作為先鋒來攻打兩廣總督衙門，來自馬來亞的李炳輝便推薦同鄉餘東雄與郭繼枚。餘東雄與郭繼枚是務邊鄰居，兩人是生死之交，經常一起習武並結伴打獵。4月27日，參加了廣州黃花崗起義，加入敢死隊，與羅仲霍、阿克夫等一同攻擊兩廣總督署。在激戰中，他奮勇直前，連發炸彈，打死了許多敵人，進至督署內堂，欲捉兩廣總督張鳴歧不獲，撤出時被敵包圍，在彈雨中壯烈犧牲。年僅18歲的餘東雄是最年輕的犧牲者。
新加坡的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的人口處佇立著4座黃花崗烈士的銅像供人憑吊。其中兩座持刀槍的銅像就是郭繼枚和餘東雄。
李炳輝(1892-1911)，又名祖奎，別號路得士。廣東封開客家人。客商子弟。早年至南洋大霹靂埠（在今馬來西亞），入教會所設學校學習英文，旋又由該校送馬六甲某校肄業，入耶穌會，分發新加坡英國長老會教堂從事傳教。後加入同盟會，熱心宣傳革命。1911年4月27日參加廣州起義（黃花崗之役），隨黃興進攻兩廣督署，至高第街戰死。
他犧牲時雖然年僅20歲。1932年，曾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的胡漢民，專誠為李炳輝烈士寫了近500字的題詞，較詳細地記述了李炳輝的生平、秉性和誌向。1934年，李炳輝烈士故鄉平崗村群眾在他的舊居旁邊修建烈士祠，時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特地手書橫匾“炳輝李烈士”，1989年封開縣人民政府撥專款按原貌修葺～新，定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杜玉興(1884-1911)，廣東南海客家人，13歲棄學，隨父赴香港經商。後到新加坡，加人華僑創辦的鎮藝學堂，逐漸萌發了反清革命思想。後來，孫中山到新加坡進行革命活動，他很快便接受了孫的革命宗旨，立即加入同盟會。1911年初，經香港回到廣州，參加了黃興領導的廣州起義黃花崗之役。隨黃興攻打總督署，他奮勇當先，直入內堂，遍搜兩廣總督張鳴歧不得，複衝出，不幸中彈犧牲。
羅幹(1870-1911)，南海客家人。早年到新加坡經商務工。1910年加入同盟會，棄業返粵，人清軍巡防營策劃起義。事泄藏匿鄉間。1911年春與陳春等準備廣州黃花崗之役。4月27日參與進攻督署，轉戰小北門一帶，彈盡被俘就義。
周華（? -1911），廣東南海客家人，幼孤，後從其兄周天祥經商龍州，旋入安南（今越南），加入同盟會。1907年防城起義時，負責軍需工作。後在新加坡參與辦《中興日報》。“民鐸劇社”成立後，積極投身社務，並周遊南洋各地，在僑民中宣傳革命。1911年得知孫中山、黃興等人策動J．’州起義的消息後，遂與南洋同誌先後返抵香港。4月27日，參加進攻督署的戰鬥，在焚攻督署時，力戰犧牲。
羅聯（? -1911），廣東南海客家人，1905年，往安南（今越南）經商，在河內開設廣隆雜貨店。後由鄧應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即棄業返回廣東，複投身軍界，從事兵運工作，誌未遂，匿於鄉間。1911年初，革命黨人圖謀大舉，物色“先鋒”，陳春以其膽力過人，邀他至廣州。4月27日，進攻督署時，隸屬何克夫部，後轉戰小北門，被捕。初囚於番禺獄中，旋轉解水師提督李準處，嚴刑審訊，英勇不屈。5月6日，慷慨就義，臨刑前高呼：“中國非革命無以救亡，望後起者努力前進，勿中餒雲。”
羅遏坤（? -1911），廣東南海人。膽力過人。曾僑居安南（今越南）海防，在廣隆昌機器廠做工。1907年，參加鎮南關（今友誼關）起義，擔任運輸之職。1911年4月27日，參加廣州起義，隨黃興進攻督署，轉戰各處，擊斃清兵數名，後彈盡被捕。5月6日，與饒廷輔、羅聯同時就義。
羅坤(1884-1911)，廣東南海人，客商子弟，曾留學日本。回國經香港時，遇孫中山，接受三民主義，加入同盟會。常往來於香港、廣州間，從事革命活動。1911年(宣統三年)4月27日廣州起義（黃花崗之役）時，進攻督署，奮勇爭先。因眾寡懸殊，被捕就義。
郭繼枚(1893-1911)，廣東增城客家人，生於霹靂務邊埠（在今馬來西亞）。早年入當地育才學堂學習英文，稍長返回故裏，傾心革命，立誌反清。1910年夏複遊南洋，並慨然加人中國同盟會。1911年初回增城。2月27日，與餘東雄至廣州。4月27日，參加廣州起義，奉黃興之命隨何克夫炸兩廣督署，冒險爭先，絲毫不畏懼。事敗後與何克夫退至大南門內，彈藥盡絕，慘遭殺害。
鄧仲元(1886-1922)，廣東梅縣人，父親以行商為業。幼年隨父定居於歸善（今惠陽縣）淡水，1906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09年任廣州黃埔陸軍小學堂學長。同年入講武堂研習軍事。1911年廣州“三·二九”起義前，同盟會擬在廣州賃屋設立秘密機關，鄧以其父經營的廣豐米店作賃屋擔保。起義失敗後，他避走香港。10月，武昌起義成功，鄧與陳炯明潛回淡水等地組織武裝，聯合民軍圍攻惠州城，迫使清軍提督秦炳直投降。陳炯明部整編為第一軍，鄧任參謀長。11月9日，廣州光複，鄧率部駐廣州。廣東都督府成立後，任陸軍混成旅協統，旋出任陸軍司司長兼稽勳局局長。後又任都督府參謀長。次年，以陸軍中將銜出任瓊崖鎮守使並辦瓊崖民政事宜。鄧在海南開發實業，建設國防，並嚴懲販賣婦孺的犯罪行為，處決了拐賣團夥的首惡，當地民眾稱快。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發，贛、粵各省先後宣告獨立，袁世凱命龍濟光進攻廣州，鄧赴三水抗擊龍濟光軍。討袁軍事失敗，鄧赴日本，與胡漢民等協助孫中山組織反袁鬥爭。民國三年，鄧任中華革命黨軍務部副部長，並赴香港開展廣東討袁軍事活動。民國五年1月，鄧與朱執信等成立討龍（濟光）機構。5月間再次潛回增城策動舊部徐連勝反正，同時攻占石龍、博羅等地。鄧出任中華革命軍東江總司令，6月，袁世凱去世，討袁軍事結束。鄧赴上海謁見孫中山，被留下協助籌劃黨務和軍務，民國六年（1917年）7月，孫中山南下護法，成立護法軍政府。是年冬，廣東軍政府組成援閩粵軍，鄧任參謀長。翌年5月，粵軍進攻福建，連克閩西南20餘縣，旋以南北議和，粵閩停戰，鄧於漳州協助陳炯明整訓粵軍，擴充隊伍達2萬餘人。民國九年(1920年)8月，粵軍回師廣東驅逐桂軍。鄧率左路洪兆麟、熊略、梁鴻楷等部攻汕頭、潮安，並與右翼許崇智所部會攻惠州，攻克石龍。10月29日，克複廣州。11月，孫中山自滬返粵，重組軍政府。鄧受命組建第一師，並以粵軍總部參謀長兼任師長。經過半年的努力，第一師成為一支軍事素質較高的軍隊。第一師培養出來的許多軍事骨幹，後來成為國共兩黨軍隊中的著名將領。鄧治軍嚴明，剛直公正，時人譽之為“南州鐵漢”、“平民式將領”。鄧對軍中不法分子包庇煙賭的行徑深惡痛絕，毫不徇情，曾多次查緝販運煙土的活動。有一次在廣州晏公街查獲陳炯明部屬洪兆麟、陳炯光、陳覺民等所販鴉片200餘擔，悉數燒毀，時人譽為繼林則徐之後第二次銷煙壯舉。民國十年（1921年）4月，孫中山當選為非常大總統，籌劃北伐，時桂係軍閥集重兵於粵桂邊境，窺視廣東，孫中山命援桂軍討伐。鄧率第一師駐守廣州，擊潰來犯的桂係沈鴻英部。12月，孫中山抵定廣西之後，於桂林設立大本營，鄧調第一師葉挺、薛嶽、張發奎三個營組成大本營警衛團，以參謀長陳可鈺為團長率領開赴桂林。民國十一年3月21日，鄧伸元赴香港途中突遭歹徒槍擊，不治而逝。孫中山於桂林北伐大本營聞此凶訊，深為悲痛，親致唁電。又以大總統名義下令，追贈鄧為陸軍上將，葬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側，並親書墓碣。
羅翼群(1889-1976)，廣東興寧人，曾任正和銀行董事長。出生於小商販家庭。光緒三十二年赴廣州考入兩廣測繪學堂，翌年加入中國同盟會。武昌起義後，投入陳炯明率領的循軍，負責先遣隊軍需業務。並結識了胡漢民、朱執信、廖仲愷等革命黨入。1912年任廣東陸軍測量局局長兼廣東陸軍測量學校校長。翌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受通緝而逃往香港轉南洋各地。民國三年在鄧仲元領導下，先後參與策劃黃崗起義和惠州起義。屆加入中華革命黨，隨即赴新加坡、馬來亞各地聯絡華僑發展中華革命黨組織；旋奉命返香港策劃討袁工作，辦《現象報》。又赴南洋各地籌募革命公債。民國五年回香港，奉命赴潮汕運動龍濟光部隊起義，任七路軍副司令；後轉東莞石龍建立中華革命軍東江總司令部，任參謀長；孫中山由日本返滬後，奉命去滬協助朱執信辦理黨務文牘工作。翌年孫中山南下建立護法軍政府，他任軍政府少將參軍。民國七年初任援閩粵軍總部代理副官長；旋任第二支隊司令部參謀長，轉戰閩南、閩兩一帶。翌年任第二軍第十二統領。民國九年夏隨粵軍自漳州回師廣州驅逐桂係軍閥，任粵軍總部參議兼省長公署參議。民國十年12月任廣東憲兵司令。民國十二年6月15日夜，陳炯明部將葉舉炮擊總統府，羅在戰亂中逃往香港，後與古應芬乘輪返黃埔上永豐艦晉謁孫中山。旋奉命經香港、汕頭沿粵贛邊境至南雄向胡漢民、許崇智傳達孫中山命令調北伐軍回師進攻陳炯明部，但進攻失敗轉江西瑞金整編，羅任北伐軍代理參謀長；11月北伐軍攻克福州，任第二軍參謀長兼第9旅旅長。翌年2月回師廣州，任廣州政府工兵局籌備委員；3月任大本營軍法處長；4月任大本營兵站總監，主管各軍後方勤務；後改任大本營參議，隨孫中山東征。民國十三年任省長公署總參議，主持有關軍政事務。先後參與平定商團叛亂，協助廖仲愷推動工農運動和籌辦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曾奉命赴香港，支持蘇兆征領導的香港工人火罷工運動，及籌集罷工工人返穗的生活經費；11月任大本營軍需總局局長；又兼廣東全省籌餉總局總辦，籌劃舉行第二次東征；並任建國軍潮梅軍軍長。民國十三年4月任東江剿匪督辦。翌年任東征軍總指揮部總參議。民國十五年2月改任韓江治河處處長，1 0月以考察名義赴日本。後任中國駐日留學生監督。民國二十年1月回廣東從事農田水利工作。後因寧粵分裂，參加廣州國民政府任政務委員會委員兼戰地政務委員會常委。翌年1月任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後兼任廣東治河委員會委員及潮梅治河分會常委。民國二十四年11月，被選為國民黨第五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翌年7月，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國民黨廣東省黨部特派員。後因在南京譴責國民黨領導層搞貴戚統治，觸犯蔣介石，被免職。
李炳星（1882-?），廣東台山客家人，香港富商李煜堂長子。少年讀於私塾，1900年赴日本留學。1901年聞清廷有割讓廣東予法國之說，與馮自由等在橫濱組織廣東獨立協會。1903年在孫中山所創辦的革命軍事學校學習。1904年加入同盟會，旋與馮自由等奉命返香港設立同盟會分會。期間曾於九龍創辦光漢學校，以軍事教育為主，受其影響，全港習武之風極盛，他亦因此而被驅逐出境。辛亥廣東光複，嚐與李海雲在新寧城起義。
積極追隨孫中山革命的客商子弟還有：興寧籍華僑炸彈營營長羅立誌、出身香港富商的李紀童、生於澳洲的謝績泰等等。（三）客商與“五四”運動
“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後，南洋各地客商領袖及商會組織紛紛致電北洋政府，聲援愛國學生。荷屬印度尼西亞巴達維亞（今雅加達）中華總商會會長、客商領袖丘燮亭等，於5月20日致電北京政府說：“聞北京愛國熱忱激發，歡欣無比”，“山東問題關係中國存亡，速籌最後對待方法”，“北京學生為國除奸，海外聞之不勝欽佩”，“懇乞毅力堅持，海外華僑願為祖國之後盾”。通電表達了客商對國內愛國運動的“歡欣”和“欽佩”的心情，同時闡明山東問題的利害關係，表明“願為祖國後盾”的堅強決心。
四、客商與抗日戰爭
抗日戰爭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次偉大的民族革命。抗日戰爭勝利的偉大意義，不僅在於它是鴉片戰爭以來，…百多年間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取得的第一次偉大勝利，更重要的是，抗日戰爭是一一次全民族的反侵略戰爭，中華民族在抗日的大旗下團結起來，各民族、各階層同仇敵愾、奮起戰鬥，從九一八到凇滬抗戰、從盧溝橋的槍聲到平型關大捷、台兒莊大捷、武漢會戰、百團大戰、以及漫山遍野的抗口遊擊隊，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的警聲下，以最落後的武器裝備向侵略者迎頭痛擊！海外華僑不僅捐錢捐物，有的甚至傾家蕩產，還有的沿街乞討募款抗日，華僑子弟踴躍回國參戰，女孩子女扮男裝到晉察冀最艱苦的山區參加戰鬥。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主戰場之一，抗日健兒以偉大的姿勢向全世界表明：中華民族是不可戰勝的！如果說，鴉片戰爭驚醒了中國這隻睡獅，那麼，抗日戰爭是這隻睡獅真正咆哮起來了！可以說，抗日戰爭的勝利，拉開了中國大國崛起的序幕。正如客商領袖胡文虎先生所言：“抗戰兩年，我國土地雖遍遭蹂躪，人民生產雖備嚐痛苦，而中華民族之精神，實已在此慘痛之經曆中複蘇。過去因循苟安之心理，今已不複存在，以往多年積存之汙點，亦已滌除大半。此兩年來之戰爭，使全國同胞認識中國必須在奮鬥中求生存，而惟有滌除汙點，力求更新，吾人之艱苦奮鬥，始能漸趨順境，抵達最後之勝利。就此種意義言之，中國自有史以來，實未嚐經曆如今日之有希望時代。惟事在人為，一切猶待吾人本身之努力，願吾全國同胞，今後更實事求是，切勿空言，而重躬行，以求取我民族最光明之前途。”（一）日本的侵華史略
中日兩國原本是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唐宋時期，日本是“以華為師”的，積極向中國學習國家建設、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從元末到明中後期，日本崛起的軍閥武裝開始了對中國的利益企圖，勾結中國地方不法勢力，對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進行武裝掠劫和騷擾，被中國人稱為“倭寇”。倭寇之患延續一百多年，對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造成重大的破壞。明政府組織軍隊進行了堅決的打擊，出現了胡宗憲、戚繼光等抗倭的民族英雄。嘉靖四十年，戚繼光大破倭寇於台州。盧鏜橫掃寧波、溫州倭寇。兩年內，巡撫譚綸率戚繼光、俞大猷、劉顯三大將盡除浙閩境內倭患。嘉靖四十三、四十四年間，廣東巡撫吳桂芳破潮州倭寇，俞大猷、湯克寬滅海豐倭寇，戚繼光擊敗侵犯福建、福寧倭寇。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東南沿海的倭寇之患才基本掃清。
19世紀七八十年代，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逐漸強大，開始了對中國乃至於整個東太平洋的霸權企圖，1894年，挑起中日戰爭，是謂“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被迫於1895年4月簽署中日《馬關條約》：中國承認朝鮮為獨立國家、撤出朝鮮半島，並割讓台灣、澎湖及其附屬島嶼予日本，向日本賠款2.3億兩白銀（其中3 000萬兩為清朝換回遼東半島的費用），並開放多個中國內陸的港口城市。甲午戰爭對遠東戰略格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戰後日本經濟迅速發展並進一步擴軍備戰，開始成為遠東的主要戰爭策源地。而中國甲午戰爭的失敗（北洋水師的覆滅）標誌著洋務運動的失敗，大清帝國的國際地位自此一落於丈，再次成為列強鯨吞蠶食的對象。甲午戰爭以後，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野心更大了，瘋狂推行其侵略中國、吞並朝鮮的“大陸政策”。這樣，就同沙皇俄國推行的侵略中國、吞並朝鮮、獨占亞洲、稱霸太平洋的“遠東政策”發生了尖銳矛盾。《馬關條約》規定割讓遼東半島給日本，引起了沙俄的不滿，沙俄為獲得不凍港旅順，控製我國東北地區，聯合法、德對日施壓，最後中國給日本白銀3000萬兩作為“贖遼費”贖回遼東半島，史稱“三國幹涉還遼”。對此，日本懷恨在心，伺機報複。逼日還遼不久，沙皇俄國便以“還遼有功”為借口，攫取了在中國東北修築中東鐵路及其支線等特權，後來，又強行向中國政府租借旅順和人連。而日本經過10年備戰，實力大增，決心在東北地區卷土重來，建立霸權，取代俄國在東北的地位。1900年，中國爆發義和團運動，沙俄乘機出兵占領東北全境，企圖據為己有，遭到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和世界輿論的指責。日本借機與英國訂立反俄軍事同盟，要求俄國撤出在中國東北的占領軍，雙方談判沒有結果。日本便依仗英國的軍事支持和英美等國的經濟援助，於1904年2月8日派遣海軍偷襲停泊在旅順港外的沙俄太平洋艦隊，並擊沉在朝鮮仁川的俄國軍艦。日、俄兩國遂於2月10日同時宣戰。當時俄國因國內爆發1905年革命，無心再戰；日本由於戰爭消耗，已筋疲力盡，也急欲結束戰爭。美國擔心日本過分強大，就從中調停。1905年9月5日，日、俄兩國在美國簽訂了《樸次茅斯和約》，背著中國，擅自在中國東北劃分“勢力範圍”。根據條約，俄國將過去所霸占我國的庫頁島南半部（北緯50度以南）及其附近一切島嶼割讓給日本，將旅順、大連及附近領土領海的租借權讓給日本，俄國還承認朝鮮為日本的“保護國”。條約簽訂後，日、俄兩國立刻逼迫清朝政府給予承認。1905年12月，在日本的壓力下，清朝政府與日本簽訂了《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除了接受日、俄《樸次茅斯和約》中的所有規定外，還額外給日本以某些權益。
附：《樸次茅斯和約》主要內容：俄國承認日本得以“監理”名義處置朝鮮事務，俄國將旅大租借地及該租借地內的一切權益、公產等轉給日本；將長春至旅順間的鐵路連同支路、利權、煤礦等無償轉讓給日本；將庫頁島南部及附近島嶼割予日本。另外在附約中雙方規定在東北各自的鐵路線內每公裏駐護路兵15名。自此中國東北成為日、俄兩國的勢力範圍，出現從一國獨占變為兩國分據南北的局麵。日、俄訂約後，日本又強迫清政府承認《樸茨茅斯和約》中有關中國的各項規定，並取得經營安（東）奉（天）路、修築長春到吉林的鐵路以及在鴨綠江右岸伐木等權利，又開放東三省十六處為商埠。戰後，日本加強對朝鮮的控製，至1910年（宣統二年）兼並朝鮮。日、俄戰爭是一場帝國主義之間不義之戰，是交戰雙方站在對立的立場同時侵略中國、重新劃分勢力範圍、爭奪利權的戰爭。日、俄戰爭爆發後，日本居然要求清政府在東北三省以外地區嚴守中立，讓出東北地區作戰場，坐視日、俄兩國在中國境內為爭奪在中國的勢力範圍而廝殺。清政府被迫屈辱地宣布“局外中立”。
日俄戰爭期間，中國東北是雙方陸上交鋒的戰場，當地人民蒙受極大的災難，生命財產遭到空前的浩劫。旅順的工廠被炸毀，房屋被炸毀，就連寺廟也未能幸免。耕牛被搶走，糧食被搶光，流離失所的難民有幾十萬人。日、俄都強拉中國老百姓為他們運送彈藥，服勞役，許多人冤死在兩國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更有成批的中國平民被日俄雙方當做“間諜”，慘遭殺害。這場戰爭不僅是對中國領土和主權的粗暴踐踏，而且使中國東北人民在戰爭中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和人身傷亡。1906年6月7日，明治天皇敕令在中國東北設立“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它是一個十分特殊的行業，機構龐大，管理著鐵路之外的礦山、港口、行政區域、文化和科研機構及情報組織，“佯裝出經營鐵道之假麵，暗裏則建立百般之設施”。日本還把遼東半島改稱“關東州”，把駐紮在東北的日軍命名為“關東軍”，設立殖民統治機構“關東都督府”，總理軍政並監督“滿鐵業務”，成為對中國東北南部進行殖民統治的“大腦”。日本為長遠的全麵侵占中國的目標作了準備。
1931年9月18日，日本策劃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東三省，拉開了吞並中國的序幕。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開始了全麵的侵華戰爭。（二）客家人悠久的抗日愛國傳統
客家人有著悠久的抗日愛國傳統。萬曆二十年（1593年），日本將領豐臣秀吉揚言“朝鮮征服則明室可定”，悍然發動針對中國的侵朝戰爭。明朝廷為了自保，派兵加以援救，其中一支便是由客家將領陳磷所率領的廣東士兵，士兵中也有不少客家人。史稱陳磷奉命率水師入朝，“慷慨擊楫，所領樓船成以‘忠心報國’旗其上”。入朝後在朝鮮軍隊配合下，指揮水師大敗日軍，“斬溺三萬餘名”，取得了“論功磷為首”的突出戰績。這次由陳磷率領的客家官兵盡管遠在本土之外作戰，但畢竟是“客家和日本競爭生存的序幕”，加以“日本軍人素來抱侵略中國的野心，非遇素以‘忠心報國’的客家給他一種相當阻遏、相當創痛，其毒焰也許比今日還要高些”（羅香林語），因此也具有不容忽視的曆史作用。
清政府被迫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消息傳到台灣，群情震栗。以台灣軍務幫辦劉永福、名士丘逢甲為首的在台客家人共推台灣巡撫唐景崧抗日，立誌與台灣共存亡。其後，在與侵台日軍的作戰中，劉永福率部堅守安平、台中、嘉義等地，阻止日軍前進達數月之久；丘逢甲也積極組織義軍，協助劉永福所率官軍作戰，長期將日軍阻截於台中一帶。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6月至10月間，劉永福、丘逢甲領導台灣軍民浴血奮戰，消滅日軍近5 000人，擊斃日軍首領北白川宮能久等多人，給侵略軍以沉重打擊。在其影響下，即使在日本占領台灣以後，反日起義仍此起彼伏。其中如光緒二十一年東港林大北起義，民國元年( 1912年)客商子弟羅福星領導的起義等（有關羅福星抗日起義的事跡已在本章第三節“‘客商’與民主革命”中詳述過），都由客家人領導或作為其主要組成人員參加的。
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的中國第十九路軍的抗日戰鬥中，不僅其主要參與者大多是來自廣東的客家人，其主要將領也多由客家人擔任。蔡廷鍇、蔣光鼐是客家人，這支軍隊的實際控製者陳銘樞也是客家人，第78師156旅旅長翁照垣也是客家人，另外率華僑抗日大刀隊支援抗戰的大刀隊長周輝甫也是客家人。在戰鬥打響後，由翁照垣率領的156旅最為勇敢，數次擔任堅守要塞的任務，一度占領日軍上海陸戰隊司令部，取得了保衛上海閘北的首場勝利。後來，156旅又在吳淞一帶與日軍發生戰鬥，擊退了由此登陸的日軍，以及在廟行、江灣一帶參加圍殲日軍的戰鬥，與其他部隊一起創造了殲敵800餘人的戰績，被認為“守吳淞之功極偉”。周輝甫組織了一支由歸國華僑青年組成的“華僑抗日大刀隊”助戰，轉戰於閘北、瀏河等地，取得了殲敵數百人、擊沉敵船7艘的戰果。對於這次戰役，羅香林有較為中肯的評價，說：“他們在上海，以孤薄的軍力，又舊式又短缺的兵器，竟能與野心勃勃、器械精備、接濟豐盈的日本軍隊血肉相搏至…月之久，這不能不令人產生無限的敬佩，無限的同情；這不能不令人聯想到他們和客家人民族意識的關係。因為他們抗日的精神和客家人在台獨立革命的精神，或陳磷遠援朝鮮的熱誠，很像是有關聯而一貫的呢。”“八·一三”淞滬抗戰中，第一個為國捐軀的國民黨將領黃梅興就是廣東平遠客家人，另一位平遠客家將領姚子青也在戰鬥中捐軀。大名鼎鼎的謝晉元是客商子弟，還有國民黨抗日名將範漢傑也是客商子弟。（三）客商對抗日戰爭的重大貢獻
近代以來，客商成為客家人的優秀代表，繼承和發揚了客家人愛國的優良傳統。在曆次抗擊日本侵略的戰爭中，海內外客商及其子弟積極支持參與，不僅捐款捐物、宣傳鼓動，而且到前線參戰，有的獻出寶貴的生命，更有的成為名垂史冊的民族英雄，他們為民族的解放與革命事業作出了不朽貢獻。
1．捐款贈物、宣傳組織抵製日貨，支援祖國抗戰
1928年，日本以護僑為名派兵占領濟南，殺害外交特派員蔡公時及許多民眾。消息傳到海外，生活在南洋各國的客商便與其他華商華僑一起開展聲討日本侵略者的運動，並積極組織起來，捐款救濟難民和發起抵製曰貨活動。在新加坡的客商及客屬華僑還組織參加“山東慘禍籌賑會”，為難民進行募捐，兩三介月間即募得國幣120餘萬，直接彙交國民政府財政部。至“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各地客商及客屬華僑踴躍參加“抗日救國後援會”和“援助東北抗敵委員會”等華僑組織，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一·二八”卜海抗戰時，大批客商與其他華僑一起積極籌募款項，努力在經濟上支援抗日。據有關資料統計，僅“一·二八”事變發生後的一個多月時間裏，在十九路軍所得的抗日款項1068萬元中，就有3/4為華僑捐款，其中的一大部分來自客商。客商領袖胡文虎更是前後3次彙款給十九路軍。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國抗日戰爭全麵爆發。海內外客商展開了更大規模的抗日救亡運動。在愛國僑領陳嘉庚先生的倡議和領導下，東南亞各國各地都紛紛成立許多抗日救亡社團。尤其是海外客商，利用客屬組織，建立旨在團結海外客屬僑胞為抗戰服務的各種愛國援戰團體。其中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馬六甲客屬公會、爪哇三寶壟客屬公會、蘇門答臘巨港客屬公會、旅美紐約崇正會以及香港崇正總會等，都是在這一時期發揮了較大作用的客屬團體。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是在新加坡客屬總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會長胡文虎的領導下，明確提出以抗日救亡為宗旨，即“以團結的精神，一致的動作，在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下，表現吾屬人士救亡進行的熱烈”。在這一宗旨指導下，該會積極開展抗日籌款活動，在短期內籌得國幣30餘萬元，成為籌款最多的南洋華僑團體。同時，胡文虎本人還一如既往地在財力上支援抗日，僅在“七·七”事變至1939年4月間，所獻義捐及認購國民政府發行的抗日公債即達300餘萬元。1941年回國慰勞義軍時又慨捐國幣200萬元。海外媒體稱他為華僑中個人捐款最多的人。至於在不同時期所捐獻的物資、藥品等更是不計其數。
梅縣籍客商領袖丘元榮，抗戰前夕被選任印尼巴達維亞中華總商會主席。1937年夏初，他已歸香港料理生意，“七·七”事變後，他返回巴達維亞，廣大華僑推選其兼任巴達維亞埠籌賑會主席，主持籌捐事宜。從抗戰開始至1941年4月止，他發動廣大華僑捐助祖國的難民傷員，策動僑胞購買救國公債，捐助購買救護車回國，協助華僑司機回國。自己也親力親為，三年來共捐款10萬元（舊幣，下同），其母71歲誕辰收賀儀18萬餘元，也全部彙回祖國作捐款，受到蔣介石的傳令嘉獎，並題贈丘母匾額一麵日：“景福遐齡”。1940年，祖國中南和西南一帶惡性瘧疾大流行，抗戰前線戰區急需奎寧丸和金雞納霜。丘元榮得知這個消息後，馬上在巴達維亞發動捐奎寧丸和金雞納霜的運動。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僅巴達維亞一地的華僑就捐贈奎寧丸1億粒以上，足夠500萬人服用，寄香港中國紅十字會轉交祖國。
旅居南非的梅縣籍客商劉浮初，當時已80多歲。以前他考慮到自己年老，以後要留一筆養老金，曾將私蓄買了標準銀行（與香港彙豐銀行聯號）的彙票800英鎊。劉老伯平日將彙票小心翼翼地卷成小紙條狀，縫藏於西裝背心中。出於支持祖國抗戰，他便慷慨地將這筆款全部買了國民政府的“愛國儲蓄”。當時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書“卜式輸財”，南京政府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樹人書“毀家紓難”條幅以資獎勵。南非的梅縣籍林嶽雲等人亦購2 000多英鎊的愛國儲蓄，支持抗戰。旅居南非的梅縣籍客商梁懋尹，“七·七”事變後也募得二十餘萬元支持抗戰。旅泰梅縣籍客商領袖謝樞泗，1940年為抗日救災捐資泰幣一萬銖（等於現在100萬銖）。
另一個客屬團體旅美紐約崇正會，是在“七·七”事變後由“人和會館”改組而成的。在成立宣言中開宗明義指出其“代表全體客家人名義的地位，籌款抗日救國，賑濟祖國災黎”。後來，該會又成立了籌募軍需委員會，組織抗日救國示威大遊行，以及通過舉行遊戲、遊藝等方式進行籌款，所得款項也悉數彙往國內。又如香港崇正總會，在1938年廣州淪陷後大批難民南下時，也成立了救濟難民委員會，向當地及海外募捐救濟錢物，並組織戰地服務團和救護隊等回東江工作，進行戰地救護或開辦醫院，直接服務於抗日；同時還認購救國公債百餘萬元，為祖國抗戰作出了貢獻。
旅居南非毛裏求斯的梅縣籍客商領袖黎子達組織華僑成立抗敵後援會，積極募捐支持抗口。1940年．黎子達捐獻國幣5萬元給重慶中央政府作為抗日救國經費。毛裏求斯華僑成立抗敵後援會1943年10月捐2 200英鎊支持抗戰。
據不完全的統計，從抗戰開始到1940年，僅梅縣籍客商及華僑捐款總計國幣734 350元，大米2 400多包，以及槍支彈藥等物品一大批。有資料可查的梅州籍客商及華僑捐資抗日的人士還有：大埔縣旅新加坡客商林師萬，擔任新加坡華僑籌賑會客幫分會主席，帶頭慷慨捐資，並積極倡導籌募資金支援祖國抗戰和賑濟難民。大埔縣旅新加坡客商劉登鼎、張進元、李德初、陳叔卿也和林師萬先生一起踴躍捐款。1938年6月，豐順縣旅居越南、泰國、馬來亞等國的客商，捐款80餘萬元，由該縣邑紳丁培倫、丁培慈交給廣東省各界募款購機委員會。豐順縣旅居印度的客商籌集了一筆資金後，選陳霖初為代表，專程把捐款送到當時重慶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手中。泰國豐順籍客商吳伊璜募集得10多萬元捐給政府。新加坡嘉僑救鄉會主席、梅縣籍的客商楊益麟捐款5萬元、曾孔坡捐款2萬元。馬來亞大霹靂梅縣籍客商鍾成才，抗戰爆發後捐款4萬多元，以及金器21件（十餘兩）。泰國梅縣籍客商陳澍蓀為抗日奔走呼號，募捐資助抗戰軍費，其本人則按月捐獻。五華縣旅馬來亞客商李桂和，1937年為抗日和救濟災民捐國幣10萬元，獲國民政府獎“積善餘慶”橫匾一塊。“七·七”事變後，馬來亞客商領袖羅善慶（1875-1958，惠陽人）先生發起組織籌賑會於玻璃市各屬，籌募款項，羅善慶被推為會長。日軍南進，羅善慶以任籌賑會長故，嚐一度被日軍監禁。1939年初，客商練承寬捐款1 000元用於掩埋惠博、博增公路上死者骸骨。
1938年10月10日，東南亞各地45個華僑團體的代表在新加坡舉行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代表大會，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東南亞各屬各埠的客商籌賑會都加入了這個由僑領陳嘉庚先生領導的南僑總會。客商與廣大華僑在抗日救亡的旗幟下團結一致，支援祖國的抗日救L運動。
此外，客商還在僑居地廣泛宣傳並開展“不賣日貨”運動。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為了侵略戰爭的需要，加緊向東南亞各國進行經濟擴張，把大量商品傾銷到東南亞各地。麵對這種形勢，海外僑胞以民族利益為重，發揚愛國主義精神，不顧僑居國政府的種種禁令和刁難，不計較個人在經濟上的損失，紛紛參加抵製H貨運動。運動遍及東南亞各個城鎮，特別是印尼的一些大巾城市，如巴達維亞、萬隆、棉蘭等地，抵製日貨運動更是開展得如火如荼，聲勢浩大。在“七·七”盧溝橋事變前夕，梅縣旅居印尼巴達維亞的僑領、中華總商會會長丘元榮，就派員回國考察，並與上海工商界聯係，將國貨送巴達維亞展銷，號召廣大華僑使用和出售國貨。梅縣另一旅印尼客商僑領張鵬高，還專門召開會議，作出抵製H貨的決定。由於抵製日貨運動的開展，使日本在東南亞各國的貿易大幅度下降，日本的對外貿易和國內經濟受到一定的打擊。
1939年4月，由客商組織參加的全歐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成立華僑國際宣傳統一委員會。其他地區的華僑開辦電台等，對外報道中國的抗口情況，以及組織救國宣傳會、演講會，印發傳單，出版報紙等，采取多種形式宣傳抗日。另外，他們還開展外交活動，爭取僑屬地政府和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援。各地客屬僑胞自覺抵製日貨，還成立了專門組織，製訂《抵製仇貨大綱》，開展“救國連鎖運動”，相約禁買禁賣日貨，也不賣貨給日本人，不為日本人工作。在南洋的日礦華工還開展罷工運動，不為日本礦主采礦。在美國，客屬僑胞參與了抵製美國廢鋼鐵和戰需物資運往日本的運動。凡此，尤其是各地華僑對日貨的抵製，造成日本對外貿易的大下滑，僅在南洋一地，“使日本對南洋的貿易輸出1938年比1937年約減少38%，輸入減少30%，貿易總額約減少39%”。
2．辦報出刊、組織文藝演出，宣傳鼓動抗日救國
客商利用文化優勢在南洋及其他僑居地創辦華文報刊，宣揚中華文化是愛國的重要表現，是“聲教南暨”的重要內容。抗日戰爭一開始，客商便利用在僑居地所辦報刊，強烈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暴行，呼籲全世界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為祖國的抗日救亡大造輿論。
胡文虎利用自己的“星係”報紙積極報道國內抗戰情況，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號召海外華人華僑積極迅速投入全民族的偉大抗戰。在“九一一八”事變爆發後，胡文虎的僑報《星洲日報》對日本侵華的罪行進行迅速報道，與此同時，《星洲日報》與南洋其他僑報一起動員僑胞開展抵製日貨遠動。由於《星洲日報》等僑報的推動，與新加坡總商會的組織，新馬華僑的抵製日貨運動取得了顯著成效。在僅僅一個月的時間裏，華僑商人和華僑消費者便已經完全斷絕了與日商的聯係，不再買賣日貨。《星洲日報》為方便僑胞輸財出力，還直接參與祖國社會公益事業，如捐款購機、勸募公債、賑款義捐等。1936年西安事變後，抗日救國運動在全國風起雲湧。胡文虎的《星光日報》大篇幅刊登當地抗日救國活動的新聞，如救亡歌詠運動、新詩歌運動、救亡戲劇運動及文化救亡協會的活動，深受讀者歡迎。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胡文虎創辦的“星係”報紙對祖國的政局、戰局的發展極為關注，且聘請著名愛國作家鬱達夫為《星洲日報》主編。1938年，南京、上海淪陷，東南沿海受封鎖，香港成為文化中心和交通樞紐，胡文虎於是投資40萬元，在香港創辦《星島日報》，該報突出反法西斯的鮮明立場，把中國人民抗戰的真實情況告訴海外同胞和國際友人，取得國際的聲援和支持。到30年代末，胡文虎創辦了《星華日報》、《星島日報》、《星洲日報》等八家報紙，這八家報紙成為華僑救亡團體的喉舌，也是華僑宣傳抗日的主要陣地。
印尼首都巴達維亞的《天聲日報》，是客商創辦的，抗日戰爭爆發後，時任社長的吳慎機（蕉嶺縣籍客商僑領）、總編輯丘正歐（梅縣籍客商僑領）等，以報紙為喉舌，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在巴達維亞一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馬來亞客商梁巢南（梅縣籍客商僑領）籌資創辦並兼任總編輯的《馬華日報》，在1938年《本報與國難》的元旦言論中指出“海外僑胞，憤倭寇之殘暴猖獗，尤力豐與一決雌雄，函電交馳，踴躍輸將，誓為後盾”。號召海外僑胞“凡直接間接，可以斷敵人之資源，削弱其國力者，應於無礙當地法律範圍之內，盡量運用”，“隻願吾僑毀家紓難者，接踵而至，使戰時國家之經濟鞏固，然後可以應付裕如，此種責任，為遠處海外之僑胞所不能諉卸者”。並向讀者闡明該報在抗戰期間，“思以筆作槍，追隨各地同業之後，增厚吾僑言論之力量也”。由客商謝英伯任主筆的加拿大《新民國報》，客商熊幼霖（梅縣籍）創辦的泰國《華僑日報》，梅縣籍華僑謝佐舜任總編輯的巴達維亞《新報》等，在八年抗戰期間，都發表了大量的文章，揭露日寇在我國的血腥暴行，號召鼓勵華僑以各種形式支持祖國的抗戰，報道抗日戰爭的節節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