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客商與海外華商網絡
一、客商的國家意識和社團組織是海外華商網絡形成的重要條件
東晉以後,衣冠南遷。從黃河流域到江淮,再到閩西、贛南,彙聚到粵東等五嶺地區,然後再向四麵分遷,“過番”到南洋各地。客家人長期遷徙,但絕不忘中原故土。客家人的葬俗是“二次葬”,那是表明入雖然回不了古土,希望子孫將他的屍骨帶回故園安葬。客家祖屋的堂號、堂聯無不表明與故土的親緣。客家的“客”字,根本性表明他們所到之處以客自居,絕不喧賓奪主,他們心靈的故土是河洛。近兩千年的不斷遷徙,這種意識也在不斷深化演變,形成客家人獨特的家國意識。這種家國意識在近現代南洋客商身上則表現為強烈的國家意識。
中國傳統商幫大多是以地域結幫的。在南洋的華商開始也一樣,分為好多幫,大的有福建幫、潮幫、廣府幫、海南幫等等,小的有什麼義興幫、海山幫等等,為了地盤或利益,長期爭鬥,甚至發展成為武裝械鬥,有什麼第一次第二次拉律戰爭之類,雙方不僅都回鄉拉人,而且還同殖民者、地方土著勾結,打擊對方,雙方均死傷無數。這種華商內部爭鬥,在西方殖民者到來之後,就成為·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
客商開始形成也是以地域為基礎的,當時稱為“廣東客家商幫”,但很快就演化成以文化為紐帶的組織。因為客家人居住地比較分散,除粵閩贛山區較為集中外,其他客居地都是散居在其他民係居住地。但客家話是基本的溝通方式,也是基本的認知方式。客屬公會的成立,標誌著客屬組織已沒有地域限製,而是以文化認知。客商辦的學校也照樣接受其他華商子弟就讀,比如鄭景貴辦的慎之私塾,華商子弟都可以就讀。由於客家人是長期遷徙的,是要不斷地在別人的地盤上求生發展,因此,客家人沒有很強的地域意識。客家人喜歡同別人融合,這也是他們長期遷徙養成的特性,也是他們發展的必需。馬六甲的青雲亭、新加坡的海唇福德祠就是客商同其他商幫共同建造的。
曆代客商在南洋都秉承客家人的優良傳統,有大局意識,不強化地域偏見。有資料可查的,近代客商領袖張弼士等都強調“地不分南北”;胡文虎雖然致力於客屬公會的建設,但一直本著“畛域不分、一視同仁”的原則,對各幫華商請求,均采取“凡有請求,輒不悛拒”的態度;客家崇正總會成立時,客商李瑞琴就提議:“吾係僑港人士,以工商二界為多。竊謂吾人擬組織之團體,當以旅港崇正工商總會為名,不必冠以客家二字。因吾人堅忍耐勞,賦有獨立之性質,所習又不與人同化,故土客之間,情感不無隔閡。吾人雅不以四萬萬五千萬之中華民族,各分畛域,故取崇正黜邪之宏義。”由於具有這種認識,客家人在東南亞華人中也成為較具意識形態與民族意識的族群,“泛華化”的傾向一直較為明顯。當代客商領袖田家炳更是強調:“我覺得不光是客商內部要加強團結交流,也要和其他商幫加強團結交流。隻要大家放下心中的成見,以大中華為念,不囿於小群體,而是抱著寬廣的胸懷和長遠的眼光,取長補短,共同為祖國經濟發展,為世界貿易繁榮多盡些心力,意義會更大。”
西方殖民者進入南洋各地以後,麵對強大的競爭對手,華商們必須聯合起來,這樣才能在競爭中生存發展。因為西方殖民企業帶過來的不僅是先進的生產體係、強大的資本優勢,還有堅強的政府支持。而當時在南洋的華商,腐敗而軟弱的清政府不可能給予他們支持,要同列強競爭,並生存發展,必須聯合起來。這種形勢也可能當時各幫都已意識到,但要消除以前的隔閡和矛盾是非常困難的,需要有一個促進力量。當時的清政府中的改良派也意識到要保護海外華商華僑利益,必須有一個聯合的組織。黃遵憲到南洋做新加坡總領事,就已經在著手進行華商的聯合工作。客觀上,客商和客家社團在這方麵起到了關鍵的促進作用。
由於客商組織沒有地域特性,很容易同其他商幫建立聯合。比如,鄭景貴是客商領袖,但他是增城人,在地域上屬廣府幫;胡子春是客商領袖,但他是福建人,同福建幫密不可分;張弼士是客商領袖,但當時大埔縣屬潮州府轄區,潮州幫認為張弼士屬於潮幫人……這些客商領袖的特殊身份對於華商網絡的建立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另外,客家社團在組織上也促進了華商網絡的建立。
由於持續移民遷徙的特殊曆史原因,客家人有著強烈的組織意識。“客家人無論走到哪裏,都有會館一類團體組織,來保護客家人的安全和群體利益。旅外的客家人,往往仍是聚居一處,保持著與當地人不同的生活習俗。在海外的客家人成立了諸如宗親會、同鄉會、會館等組織……通過客家社團組織,聯結海內外鄉親情誼,對客家地區的建設起了積極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通過各種社團組織的聯係,達到維係客家文化的傳統、使之持續不斷的目的”、“1921年便在香港成立崇正總會,1922年和1923年先後在新加坡成立‘應和會館’和‘南洋客屬總會’。地方性社團很多,比如香港就有惠州客家人組成的社團30個。台灣成立了‘世界客屬總會”。這樣的族群特征就為客家精英倡導民族觀念、國家觀念創造了條件,更容易超越地域觀念而形成全國性的民族主義意識。因而,他們在宣揚族群意識時,更多地注重與中華民族的共同點,而非差異性。例如,在1939年的東南亞各埠豐順會館大會上,新加坡客屬公會主席譚光輝就明確指出:“我們要想,有國然後才能有家……我們要明白,就是有了小團結,才有大團結。我們現在救鄉,算是致力於小團結,應該把我們基礎建立堅固,統一我們陣線,作國家強有力後盾,才算盡了我們的責任。”能夠較早跨越華南僑鄉的心態,建構以中國為對象的跨地域認同。這也成為客家人對當地及中國政治參與特別積極的一項原因。 在1795年,檳城就有以客家人為主的廣東公塚之設,5年之後,即1800年又有福建公塚之設。到了1800年後兩大幫派合組廣福宮(觀音廟),接著在1 886年,又在兩幫基礎上設立“平章會館”是為今日華人大會堂的前身。由此可見客家人在組織上也比其他族群更早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馬來亞第一間注冊社團是檳城客商建立的嘉應會館及增龍會館,都在1801年成立,有殖民地文獻為證。1820年(清嘉慶二十五年),印尼泗水客商創建惠潮嘉會館。道光二十二年( 1842年),廣東客商在非洲毛裏求斯建立了會館,會館旁修建了一座關帝廟,以此廟作為“商人行善之所”;差不多同時,美國舊金山客商建立人和會館等。霹靂州客商古尚畢同治十一年(1872年)參與創建安順應和會館。客商古永順鹹豐年間主持重修檳城嘉應商會會館、古允卿光緒年間主持重修嘉應商會會館等。這些早期的客商會館為以後海外華商網絡的建立提供了組織條件。
1900年3月.雅加達的客商和其他華商華人共同成立了“雅加達中華會館”。會館的宗旨是:號召僑胞戒絕賭博、吸毒等陋習;杜絕當地各封建幫會間的門戶對立、尋仇結怨的惡德;不分鄉族、姓界、省籍地域,不分階層、行業,打破蹈常襲故的宗派舊例;不抵觸當地殖民政府法令的原則,以宣揚祖國固有文化,並根據孔子的經典說教,改良社會風氣,提高僑胞文化和加強團結互助。在“雅加達中華會館”的籌集中,客商領袖丘燮亭是主要發起人,被公推為第一屆副總理。該組織已經是超越幫派的華商社團,由此拉開了海外華商網絡建立的序幕。
二、客商與海外各地華商網絡的建立
客商及其客家社團的組織意識和國家觀念相結合,積極推動了全球華商網絡的建立和發展。
華商網絡的核心組織是海外中華商會。曆代客商在海外各地的中華商會的籌集和發展中發揮過積極的促進作用。許多客商領袖擔任過海外各地中華商會的會長、副會長。(一)張弼士發起成立第一個海外中華商會
1991年,首次發起“世界華商大會”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就是上個世紀初在客商領袖張弼士的倡議下成立的。它是第一個成立的海外中華商會。
1906年,剛被任命為太仆寺正卿的張弼十奉命和農工部官員到東南亞考察商務,抵達新加坡時,張弼士在同濟醫院召集各幫商人,倡議成立中華總商會。他率先捐獻3000元作為籌備經費。倡議獲得絕大多數出席者的支持,很短時間就招募了600多人人會。成立時名為“新加坡中華商務總會”,啟用光緒皇帝禦賜的印章“新加坡中華商務總會之關防”。商會的宗旨是加強華商(包括各幫商人)的溝通與團結,保護新加坡華僑的利益。
海外中華商會的成立意義重人,首先,海外中華商會宣告了這些富商是中華兒女,是和祖國的命運緊密相關的;其次,將海外華商華僑聯合起來,增強了中國人的團結。當時東南亞的中國商人分為好多幫派,長期爭鬥,內耗很大。海外中華商會將他們團結起來,同世界強手競爭。再次,加強了和祖國的聯係,後來“辛亥革命”以及抗日戰爭,海外僑商的巨大貢獻就證明了這一點。(二)客商領袖與海外各地中華商會的建立
1900年,客商領袖姚德勝在馬來亞怡保組建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任會長;隨後,客商領袖梁映堂在印尼巴達維亞(巴城)組織中華商會,任會長;客商領袖伍佐南在泰國組建中華商會,任會長。以後,不僅海外各地的客商領袖積極成為華商網絡的組織者和領導者,而且客商的組織機構——各種客屬會館也成為華商網絡的主要機構,為海外華商和祖國建設的聯係作出了傑出貢獻。
在世界各地發起籌集海外中華商會和其他華商網絡組織的客商領袖還有:
李全秀(1890-1944),廣東梅縣人,著名詩人李金發之兄,1929年組建毛裏求斯華商總會,任首任會長,後義當選毛裏求斯仁和會館會長。
潘植我(1885-1953),廣東梅縣人,上個世紀20年代在日本神戶組建神戶中華商會,任首任會長。
黃子鬆(1881-1975),廣東揭陽客家人,馬來西亞客商領袖,上個世紀30年代發起組建士乃中華商會,任首任會長。
宋中銓(1905-1962),廣東梅縣人,1950年印尼創建印尼華僑團結促進會,後任會長。
謝應瑞(1913-1971),廣東梅縣人,1952年在印度加爾各答創建“梅縣華僑同鄉會”,是當時印度最大的華僑社團,謝應瑞任首任理事長。1953年,謝應瑞被推舉為“印巴華僑回國觀光團”副團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