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客商與南洋開發
一、客商是南洋各地的開埠先鋒
南洋，今天已是曆史名詞。當時南洋的概念是與西洋、東洋、北洋相對應。西洋指馬六甲海峽以西的印度洋地區，還包括歐洲或更遠的地方，清朝一度特指歐美國家；東洋特指日本。南洋是明、清時期對東南亞一帶的稱呼，是當時以中國為中心的一個概念。包括馬來群島、菲律賓群島、印度尼西亞群島，也包括中南半島沿海、馬來半島等地。清朝時期也指自江蘇以南的沿海諸地稱為“南洋”（江蘇以北沿海稱北洋）。清末設“南洋大臣”管理諸項事務。
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中國人到東南亞地區定居。唐宋時期人數大增。到了明朝中葉，東南亞就出現一些幹戶規模的華僑聚居地。明朝時期及明亡後，大量中國移民湧人該區域謀生、定居，叫做“下南洋”。曆史學稱之為“南洋開發”。中國人曾建立過一係列的政權。
客家人在長期遷徙中，為了生存和發展，養成頑強的開拓精神。“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占楚人的這種開拓精神被客家人曆史地繼承和弘揚。在開發南洋的曆史過程中，客商再次弘揚這種開拓精神，為南太平洋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也為客商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有關客家人在明清時期遷居南洋、開拓發展的情況上一章已有敘述。客家人是比較早到南洋各地，同時客家人長期遷徙，養成的與當地人和平相處、共同發展的傳統，使客家人在南洋各地深得當地人民的歡迎和支持。他們不僅把先進的墾殖技術、文化思想帶到南洋，幫助當地人民發展經濟，組織社會生活，而且同當地人民一道同西方殖民者作鬥爭，贏得共同發展的權益。另外，因為客家人有著較高的文化素質和群體觀念，西方殖民者也要依靠他們管理社會，很多客商領袖擔任過當地的“甲必丹”等地方領導職務。客商領袖利用他們的職務，溝通殖民者和當地土著統領的關係，共同墾殖開發，將西方先進的工業技術應用到南洋各地的社會生產中，極大地促進了南洋各地經濟社會的發展。客商們還利用客家社團辦學校、建醫院，修橋鋪路，發展地方文化事業，同當地人民融合發展。客商的本土化思路同西方殖民者的經濟掠奪截然相反，因此，得到當地人民的大力擁護，他們成為地方領袖，在南洋各地的早期發展中貢獻卓越，被南洋各地譽為“開埠先鋒”。他們的名字被當地人民寫人史冊，有的並被建廟立祠，享受當地人民的永遠紀念。
南洋人曆史性評價廣東三大商幫，有句話：“客家人開埠、廣府人旺埠、潮汕人占埠。”客商初到南洋時，大部分地區還是蠻荒之地。他們白手起家將人煙稀少或毫無人煙的地方開發成為城鎮乃至大城市。客商是南洋各國的開埠先鋒，他們每開一埠，團結各係華工，與當地人親密合作，籌劃資金，提出建設項目並逐步實施；既搞經濟又搞文化教育、交通等配套設施；有時還要與西方殖民者的騷擾、入侵作鬥爭，曆盡種種坎坷、竭盡終生心血，最終才建立起區域性的經濟文化中心。至今，南洋各地政府和人民仍以各種方式紀念開埠功臣的客商領袖。
羅香林在《客家研究導論》中說：“客家人士，以遷移而僑居於南洋各地與南北美洲的，多始於宋高南渡之時。自南宋首都臨安被元人攻陷後，君臣南下，奔走嶺海。客家人士，多起而出師勤王，而文天祥輾轉抵抗元軍之地域，更為客家居住之所在。正氣之所感，使抗元的意識，更為強烈。後來宋帝崖山兵敗，遺民多相繼逃亡海外，而交趾、占城、爪哇等地，浸為彼輩僑居之良所，就中自不少客家人士。”到了明末清初，客家人大批赴海外經營工商業，在南洋各地置田園、長子孫，開辟埠頭。
第一個到南洋拓荒開埠的客家人，據考證是南宋末年到印度尼西亞的廣東梅縣鬆口的卓謀。當時卓謀追隨文天祥抗元，失敗後，與幸存的同族人結隊乘坐木船，漂泊南洋，至婆羅洲（即印尼加裏曼丹）定居，開墾荒地，創立家園。不到20年，把荒蕪的島嶼開墾成富庶的寶島。現在婆羅洲北岸仍有中國式城堡的廢址，即卓謀等人當年留下的遺跡。
華人到南洋，早期是以建神廟作為聯絡思想的方式。這些神廟代表中國民間崇拜和認知，是早期華商的聚合和議事場所。在會館和學校出現以前，神廟在南洋華商開發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這些神廟中供奉的有中國傳統的神靈，比如菩薩、媽祖、關公等等，也有人格神。這些人格神，很多是當年墾殖開發南洋的客商領袖的化身。
青雲亭是新馬曆史最悠久的古廟，坐落在馬六甲的甲板街，於1673年為馬六甲第一任華人甲必丹福建客家人鄭芳揚與第二任華人甲必丹李為經所倡建。廟內供奉的主神為觀音大士。青雲亭的最高領導人為亭主。它也是曆任華人“甲必丹”與亭主之治所，用於治理弓六甲華人的事務，至1911年為止，可說是馬六甲華人社會的最高領導機構。 現馬來兩亞霹靂州怡保的大伯公廟裏供奉的主神大伯公也是地方上最早的華人拓荒者。據古廟秘書處的記錄，大伯公原為廣東大埔客家人張理，清朝乾隆十年（1745年）與鄉人冒險出洋，船至南洋海麵，被颶風衝到海珠嶼（即今之馬來西亞檳島），成為該島上的第一代華人。張理指導當地土人伐木建屋、開墾土地，為造福當地作出很大的貢獻，然而在一次采藥時不知所蹤。後人為紀念他，尊他為人格神，並在檳島建“大伯公廟”。
新加坡海唇福德祠，俗稱海唇大伯公，位於當年大海堤岸的直落亞逸街，為新加坡最古老的大伯公廟，亦係早年廣惠肇嘉應豐永大廣客兩幫方言群體的共同核心組織，創建於1824年。
“雖然，客家人不是華人中最大的民係，它的人口數目也有一定的爭議。但不爭的是，客家人的身先士卒而引發移民南向的第一個浪潮，這個地方就是檳城。自此之後，絡繹不絕的華人大量從不同的渠道相繼湧人，形成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
英國人萊特於1786年7月11日抵達檳榔嶼時，已有華人生存在島上。檳榔嶼開發初期的情景，英國曆史學家卜望克在其《檳榔嶼開辟史》一書中有詳細記載，其中講道：“1786年英人萊特上校商得吉打酋長同意初到檳榔嶼時，全島僅有中國及馬來漁人五十八名。”這是華人南迂的一個重要起點，因為在1794年時，萊特的報告說華人已增至3 000名。萊特作為英國占領馬來亞土地（檳榔嶼）的第一入，在他主政的年代，為華人打開一扇大門，客家人也隨之而至，成為第一批拓荒者。從當地史料中可以查出，早期到檳榔嶼的基本上是客家人。中國古代航海家客家人謝清高（梅縣金盤堡人）所著的《海錄》三卷中，對清乾隆末年檳榔嶼的自然環境及閩粵華僑從事種植業的記述：“一山獨，周圍約百餘裏，土番甚稀，本無馬來由類，英吉利招集商賈，逐漸富庶。”“閩、粵人到此種胡椒者萬餘人。”可見在這一時期華人來檳榔嶼之盛。“捕龜閑暇，黃石磯邊理桂棹；逐鹿歸來，桃源灣裏話桑麻”。這是當年檳榔嶼的著名僑領客商領袖張耀軒為大伯公廟石柱題寫的一副對聯，被後人認為是反映當年華僑墾荒生涯的紀實文字。從對聯中可以看出，當時檳榔嶼人民的生活已經相當富足。按照學者許雲樵的研究，檳州華人隨萊特大批南來後，人口不斷地增加。從1818年的7 000千餘人，到1860年的2萬8 000人，到了191 1年已是11萬人；1931年17萬人；1947年(戰後)24萬人及1957年（獨立）時32萬人，占檳州總人口的57%。“也隻有檳城才是華人的發祥地。在時間上，從1786年算起，直到1819年萊佛士在開辟新加坡屆，華人才有另一個渠道進入馬來西亞。新加坡是在1830年後才淩駕檳榔嶼，成為英國的重要軍港。而在1826年時，英國將檳城、新加坡及馬六甲並成海峽殖民地。不論後來的政局如何演變，不爭的是，檳城始終是為華人南來開了第一道門。它的曆史地位也使到南來的客家人有了一個大展其才的舞台，演繹出一件又一件傳奇的故事，直到今天，仍令人津津樂道和嘖嘖稱奇的曆史故事，彰顯客家人早年在馬來西亞的檳城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且是開創性的表率，強有力地證明客家人以檳城作為客家人在馬來西亞的第一塊基石”。
二、南洋各地人民至今紀念的開埠功臣中的客商領袖
（一）羅芳伯(1738-1795)，廣東梅縣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下南洋到坤甸東萬律（今印尼加裏曼丹），開始以教書為業，他有文化，還懂武術，深得當地土著和華僑擁戴。當時該地內憂外患，羅芳伯聯絡當地蘇丹，率領由華僑及土著組成的民軍，先平定內亂，後又擊退荷蘭帝國東印度公司的武裝入侵。蘇丹以其功績將當時有11萬人的東萬律交其統轄。羅芳伯順應民意，在轄區創建蘭芳大總製，被推為“大唐總長”。總長下設各級機關首長、副首長，實行民主製度。羅芳伯領導東萬律人民改進落後耕作技術，擴大金礦開采，發展交通運輸，開辦學校，提高生活水平。為保衛蘭芳大總製的安全，他組織青壯年進行軍訓，平時生產，戰時打仗。羅芳伯創建的“蘭芳大總製”先後有12位總長，直到1884年被荷蘭殖民者占領，曆時108年。“蘭芳大總製”政製分司法、軍事、財政、經濟、教育5部分：軍備方麵，開辦軍械廠，鑄造兵器，除軍事戰略要地派駐少量常備軍外，其他地方沒有駐軍。平時大家各安本業，抽調適齡青年練習射擊，一旦有事，就征召這些青年組成軍隊（很像當今的預備役）；財政方麵，設稅收督察官，實施征稅來充實國庫，征收商人的貨物稅，並且以出口創收為原則；經濟方麵，積極擴充市場；礦產由國家組成公司（現在的說法就是國企），實施統一經營；教育方麵，舉辦漢文學校，聘請儒士執教，以中國傳統文化為重點；司法方麵，以天地會綱領為基礎（蘭芳公司在與天地會進行了艱苦的軍事鬥爭之後，吞並了天地會，所以天地會比較係統完整的綱領也被蘭芳吸收），進而修訂為普及易行的法規。蘭芳還確定了自己的國旗，規定以各式漢服為國家禮服。 坤甸人民為了紀念開埠元勳羅芳伯，敬仰他的豐功偉績，特地在加裏曼丹的卡浦亞斯河畔建了一所堂皇的具有中國古式風格的廟宇，裏麵有羅芳伯的塑像供人們悼念瞻仰。廟內懸掛有一副對聯：“百戰據山河，揭地掀天，想見當年氣概；三章遵約法，經文緯武，猶存故國冠儀”。
與羅芳伯差不多同時的還有一位吳元盛，廣東梅縣人，乾隆末，率眾殺死婆羅洲戴燕國王，“國人奉以為王”。在婆羅洲北部建立戴燕王國，自任國王，王位世襲，立國百餘年，於19世紀亡於荷蘭。
（二）鄭信(1734-1782)，泰王國吞武裏王朝開國國王，生於泰國阿瑜陀耶城。父鄭鏞為福建省澄海縣客家人，清雍正年間(1723-1735)南渡暹羅，居阿瑜陀耶城，娶暹羅女洛央為妻，生鄭信。鄭鏞去世後，鄭信為暹羅國財政大臣收為養子，接受貴族子弟的傳統教育。長成後從政，官居甘碧府府尹，封爵為披耶，暹羅人稱為披耶達信。1763年緬甸軍入侵暹羅，次年大城王朝滅亡。鄭信以東南沿海地區為基地，組織軍隊抗擊緬軍，於當年收複大城，並遷都吞武裏。同年，鄭信被擁立為王，史稱吞武裏王朝，稱鄭信為達信大帝。此後陸續消滅各地割據勢力，於1770年統·一了暹羅全國；又多次對外擴張，成為泰國曆代幅員最廣的王朝。1782年，在一次宮廷政變中，鄭信被殺。為紀念鄭信，泰國很多地方建有他的塑像或紀念性建築物，1950年，泰國政府在曼穀市吞武裏廣場中央建立了“鄭皇達信紀念碑”供人瞻仰。泰國政府規定每年12月28日為鄭王節。
（三）馬福春，生卒年不詳。大伯公廟碑記載：大埔人張理在乾隆年間，和同鄉人丘兆進及另一福建永定客人馬福春一道乘帆船到海珠嶼，成為比英殖更早到達檳城的華人。碑記也記載說：三人之中，張為塾師、丘為鐵匠、馬為燒炭工人，結拜為兄弟；其中張理一直住在海珠嶼，丘、馬二人在鄰近找生活，但他們常常歡聚；一日，丘、馬兩人到海珠嶼探望張理，見他已在石岩之中坐化了，丘、馬二人便把他安葬和祭祀他；丘、馬二人去世後，人們也把他們安葬在張理墳墓左右，並奉祀三人和祈求他們的保護，以後在他們海珠嶼的土地一角，就成了大伯公廟的建廟處，也即大伯公神靈的發源地。至今，海珠嶼不僅流傳著馬福春的許多事跡，而且還有許多顯靈顯聖的故事，是大伯公的神話的一部分。據《永定縣誌》記載：“縣人遠渡重洋，僑居海外有悠久的曆史。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前，就有溪南裏蘆竹（今仙師鄉蘆下壩）盧姓人出國謀生。清順治、康熙年間(1644-1722)，出國謀生人數逐漸增多……乾隆十年（1745年）馬福春到馬來亞檳城島海珠嶼，他是登上該島的第二個華僑。”清光緒年間，清朝駐南洋檳城領事張榕軒在檳榔嶼大伯公廟內題寫了這樣一副對聯：“君自故鄉來，魄力何雄，竟辟莽櫬蕃族姓；山隨平野盡，海門不遠，會看風雨起蛟龍”。這副對聯生動地反映了馬福春及其同伴登島初期的墾荒生涯。至今，前往大伯公廟憑吊、祭祀的人們每每讀罷這副對聯，莫不唏噓感歎，潸然淚下。
（四）葉德來（1837-1885），廣東惠陽客家人。1854年出洋到馬來亞馬六甲謀生，先是當夥計打工。後因其卓越的組織才能很快成為華工領袖。1859年，當地土酋為爭奪華人錫礦稅和保護費引發戰爭，華人深受其害。葉德來被委任為芙蓉華人“甲必丹”盛明利的副隊長。1868年，在當地馬來人領袖支持下，葉德來就任巴生、吉隆坡兩地“甲必丹”。後因協助王室平定內亂有功，被正式委任為吉隆坡地區行政首腦。1872年，戰火蔓延到吉隆坡，葉德來組織礦工奮起自衛，吉隆坡幾度易手。葉德來認為，這個由華僑建設起來的城市不能輕易放棄，遂決定回國組織力量。據李長傅《南洋華僑史》記載，其時葉德來“遣子弟回嘉應，募義勇，葉氏舉族萬餘人，皆渡海助戰，而鄰近村落應之者亦眾，他邑之流寓其地者皆從”。經過浴血奮戰，1873年，葉德來收複吉隆坡。他依靠華人資本恢複礦區，並發展礦區周圍的農業，吸收爪哇、蘇門答臘島的中國移民墾荒。吉隆坡先後三次被焚毀，都是葉德來組織重建。在20年間，葉德來以極大的毅力和過人的才幹，把貧窮落後不足千人的吉隆坡建設成為馬來亞早期繁榮發達的大埠。葉德來被譽為“開辟吉隆坡的功臣”。曆史學家認為，如果沒有葉德來，吉隆坡很可能成為一個被人遺忘的廢棄礦區。連後來控製吉隆坡的英國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認葉德來的功績，英國人吉利克在《早期吉隆坡史話》一書的序言中寫道：“1857-1895年這一段時期，吉隆坡的曆史大都同其最偉大的中國甲必丹葉德來的曆史不可分割。”葉德來的英名和事跡至今仍在當地廣泛傳揚，當地人還為他塑像、立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