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客商的形成與演變
客家人經商的曆史很悠久。可以肯定，客家人的商業活動是近現代南中國地區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客商的形成與演變經過了近五百年時間，可以用“源遠流長、四海為商”來概括。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早期客籍商人、明清時期的廣東“客家商幫”、近現代客商網絡。客商從早期家族行商演變為有全球網絡的實業家群體。
一、早期客籍商人
客家人曆來崇文重教，但並不蔑商輕商。因為客家人在遷徙過程中，一般隻能選擇偏僻的山區。山區上地資源有限而且貧瘠，隨著族群的繁衍，人口越來越多，脆弱的農業經濟不能支撐他們的生存與發展。於是，經商則成為客家人謀生發展的重要途徑。如果說，客家人的概念形成於曆史避亂遷徙，那麼，客家精神的形成和凝聚則和商業的拓展有關。經商，是客家形成後的再一次遷徙的重要推動因素。客家早期的遷徙是在中國境內族群的遷徙；而經商，則是漂洋過海，走向世界的另外一種方式遷徙。“有太陽的地方就有客家人”，便是一種恰到好處的注腳。“四海為商”是客商的基本特征，也是傳統“客家商幫”得以在近現代中國社會劇烈變革中保存並發展壯大的主要原因之一。近代客商領袖張弼士當年在南洋感慨：“大丈夫不能以文學致身通顯揚名顯親，亦當破萬裏浪，建樹遐方，創興實業，為外國華僑生色，為祖國人種增輝。”其實這就是傳統客家人的人生選擇和事業觀的心聲。
根據羅香林教授的研究，客家人的形成與遷徙曆史分為五個階段，綜合其他學者的研究，大致情況如下：
(1)晉元帝率臣民南渡，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亂，衣冠南渡”。從漢末至東晉，中原漢人南遷長江流域，這是第一次大遷徙。羅香林教授《客家源流考》稱：“迄晉武帝統一中國，又以隻見及三國割據的由來，而盡罷州郡兵權，邊州因而空虛。會八王相繼作亂，國力因而削弱，邊區內徙的部族，便得相繼乘機而起，於中國內地的一部分，建立他們的割據政權。晉代的中央政府，不得已也遷到建康，就是現在的南京，內地的人民有遷移力量的，或有遷移機會的，都相率南遷，當時稱為‘流人’。”當時，福建地處東南海濱，局麵較為穩定，因此南遷的中原民眾一批批湧來，沿武夷山南下或由贛南到汀州、寧化的石壁寨（現名石碧村）一帶，然後繼續移遷汀州郡各屬地；一部分人則由贛北散居各邑。人汀的中原民眾與當地閩越族、佘族逐漸融合，成為汀州早期的客家人。魏應麟教授曾說過：“汀州的客家人來自中原的氏族與閩越族的結合。”《客家源流考》指出：“這些南渡的人們，在政治方麵，支撐了東晉以來朝代的局麵；在經濟方麵，開發了南方的產業，增進了南方的生計；在民族方麵，增加了內地人民和南方部族如百越族（包含閩越族）、一部分苗裔（包含佘族）的融合。”
(2)黃巢的部下朱溫投降唐朝，被授予宣武節度使之職。天佑元年，朱溫弑唐昭宗，越兩年受禪為帝，終於篡奪了唐朝政權，改國號梁，開始了五代紛爭的割據局麵。據誌載：後梁時（897年），王審知被朱溫封為閩王。王審知為了順時應人，確實做了一些有利於人民的事。他“折節下士，開門興學，以育才為急。凡唐末士大夫避地南來者，皆厚禮延納，築‘招賢院’以館之”。於是中原士大夫紛紛攜帶家眷，不畏艱辛，爬山越嶺，分路入閩為王審知效力。從東晉至五代，漢人又由長江流域南遷，這是第二次大遷徙。當時中原氏族入汀者數以幹計。故汀城建有白馬廟，奉祀王審知。
(3)宋高宗南渡，金人南下，元人入主，客家人之一部分，又由閩贛分遷至粵東、粵北。這是第三次大遷徙。在此期間，中原氏族流亡人汀者日眾。據說陳朝皇室陳元光裔孫陳叔明共有九子，成為巨族，奉諭凡巨族分居，乃散處九州。“九子分九州，滿子封汀州”的陳魁（其實為第六子），字參琬，敕封大夫，攜帶家室97口遷汀州，為汀州陳姓始祖。陳氏就是宋代人汀的。當時的汀州，地廣田多，人口日殷，竟達10萬之眾，可謂盛矣。據史誌記載，自東晉以來直到宋代末期，是中原人民大量湧人閩、粵、贛三省邊區的時期，因為閩西、粵東、贛南山水相連，土地肥沃，氣候溫和，有江河之利，而人口相對稀少，遷來的中原流徙民眾到這裏有田可耕，有安身之地，環境較為穩定。汀州寧化石壁寨是當時江西入閩和閩北南來的重要通道，成為中原人人閩的中轉站和客家許多姓氏先祖的居留地。黃遵楷所撰之《先史公度事實述略》一文中說，就在此時，“散居於汀州、邵武各屬的客家人，再遷梅州”。《嘉應州誌》卷三十二《叢談》也說：“閩之鄰粵者相率遷移來梅．大約以寧化為最多……”客家人從中原遷徙到中國南方，以及出海至南洋群島乃至世界各地，有一大部分都經過了汀州寧化石壁。
（4）明末政治腐敗，又值連年災荒，赤地千裏，民不聊生，加之文官貪斂，武官誅戮無辜，致使官逼民反，農民起義，各地峰起。清軍入關，進逼京師，朝祚已衰，無可挽救。南京福王昏庸，馬、阮掌權，結黨營私，誣陷忠良。清兵南下，大軍壓境，大臣史可法殉難，南都失守，福王出降，腥風血雨，遍於國中。弘光元年乙西，唐王聿鍵監國於福州，旋即皇帝位，改元隆武。隆武二年，鄭芝龍受清統帥的賄賂，並許以“閩粵王”，竟盡撤仙霞關的駐軍，清兵人閩。客家群眾奮起抵抗。然而清兵鐵騎追至，隆武帝汀州蒙難，隨臣殉國，汀州、贛州文臣武將，自刎、自縊、跳水或引火自焚者均有。大批民眾倉皇逃難，分遷至粵中及濱海地區，乃至川、桂、湘及台灣，且有一小部分遷至貴州南邊及西康之會理。此為客家人第四次大遷徙。
(5)清同治年間，受廣東西路事件及太平天國起義的影響，部分客家人分遷於廣東南路與海南島、台灣、香港、澳門、南洋群島，甚而遠至歐、美各洲。這是第五次大遷徙，是太平軍失敗以後的屬於世界範圍的遷移。 客家的概念大致形成於宋朝，以前被稱為“流人”，聚居的核心地域在粵閩贛山區。客居地的商業一直很發達，兩宋時期，客居地的一個中心區域——贛州，便是當時全國最發達的商業區之一。從商應該是當時客家人溝通南北、發財建家的重要途徑。稍後一些，粵東的商業也發達起來，客居地之一的廣東興寧縣曾一度是重要的商業中心。粵東客家人利用潮州臨海、贛州臨河的地域優勢，從潮州販鹽到江西，然後再販米、布、絲綢、茶等到粵東，當地人稱之為“挑鹽擔”。這一條從潮州到平遠然後到江西的“挑鹽擔”之路，延續幾百年，可以稱為客家人的“茶馬古道”。宋元時期，廣東大埔的瓷器興起，一度有“南國瓷都”的美譽。明清時期的《潮州府誌》載：“（大埔）高陂瓷僅追蹤於江西省景德鎮。”可見當時大埔陶瓷的生產和貿易規模。明清時期，梅縣鬆口是著名的商埠，舟楫往來、商賈雲集，以至於客家山歌從這裏傳到四方。當時客籍商入的發展區域可以分為國內和海外兩個方向：
（一）國內
國內方麵主要是以五嶺地區以及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廣西為集中。早期客籍商人的經營規模不大，以行商為主，沒有地域組織，經商所到之處，就可能是遷徙選擇之地。早期客籍商人仍秉承“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傳統，經商有了積蓄後，便墾荒定居，耕讀傳家。
例如，朱德的祖先原居廣東韶關附近的客家村落。在清初“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高潮中，其先祖約於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左右，由韶關老家遷徙到川北的廣安、營山一帶，靠走街串鄉、經營小雜貨生意維持生活。直到雍正年間，朱氏入川的第3代朱文先，才攜妻帶子，遷居四川儀隴縣的馬鞍場。從此，定居該地，以農為生。所以，朱德父親朱世林的墓誌碑上，刻有下列文字：“朱氏籍起粵東，分支蜀北。自先世文先公移居茲土，世代業農，數傳而至於公”。
郭沫若的祖先是福建寧化縣客家人，其祖籍是現今福建三明市所屬的寧化縣石壁鄉龍上裏七都。其祖先在“湖廣填四川”的高潮中，於乾隆年間離開寧化故鄉，遷居四川樂山。郭沫若在《先考膏如府君行述》中寫道：“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前由閩遷蜀，世居樂山縣銅河沙灣鎮。”此文作於1939年其父去世之時。由此推算，郭沫若先祖人川的時間應為1781年（即乾隆四十六年）。又據郭沫若的堂弟郭開鑫考證：“郭家第一位定居沙灣的祖先是郭有元。”而郭氏家族的字輩是按“鴻延壽顯元，永誌有承賢；明朝開宗遠，英良虎少全”4句20字排列的。入川始祖為“有”字輩，經過5代人的發展，到郭沫若這一代“開”字輩（郭沫若，原名郭開貞），為人川的第6代，中間經過了一百多年的漫長歲月。郭沫若述及其祖先人川時的情況：“我們的祖先是從福建移來的，原籍是福建汀州府寧化縣。聽說我們的那位祖先是背著兩個麻袋上川的。在封建時代弄到不能不離開故鄉，當然是赤貧的人。這樣赤貧的人流落他鄉，逐漸地在那裏發起跡來。”另據郭沫若的族弟郭開宇說：“我的曾祖父郭賢惠講，先輩由福建來四川，開始是做苧麻生意，從福建寧化采集野生芒麻，跟著入川的馬幫，到了現在的牛華鎮。牛華是鹽井林立、盛產食鹽的地方，苧麻用於鹽業生產中纏紮鹵水筒用。後來，也運麻布來賣。”也就是說，郭氏祖先由最初的“跟馬幫”，到後來的“開馬幫、辦驛站”，再到後來的“鑿鹽井”，最後定居樂山沙灣鎮，“亦商亦農”。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到郭沫若的曾祖父手裏，家道已經發達起來。郭沫若曾說：“我們的家產是在曾祖父的一代積累起來的。”
英籍華裔著名作家韓素音（原名周月賓）在談到自己的祖輩家境時說：“我的祖先姓周，來自廣東梅縣，約在1682至1710年間遷移到四川省。我們的家譜記載著先袒移來四川時，是個沿途叫賣的小販，後來到四川亦以經商為業來維持生活。”
羅香林先生對四川客家的來源作了這樣的考述：“今日四川東自涪陵、重慶，經榮昌、隆昌、瀘縣、內江、資中，西至成都、新都、廣漢，其間居民，大率皆康熙末年自廣東惠州、嘉應州及江西贛南等縣搬去的客家。”可以肯定，當時這些內遷的客家人大都是以經商建家的。
廣西靈川縣大圩鎮有·一個客家村名毛村，140戶，700餘人，皆黃姓。先祖唐末從福建遷廣東。後子孫繁衍，輾轉遷徙，其中一支在宋末遷毛村建村居住至今。毛村位於漓江中遊大圩河段北岸3公裏，黃姓先民篳路藍縷、不斷開拓，毛村便由一片茅草之地開發出來。啟祖黃冬進世業捕魚，因子孫繁衍，沿河捕魚而不斷拓展，毛村成為“水上部落”的根據地。鴉片戰爭之後，梧州門戶被迫開放，桂江水運業興起。黃氏發揮水上優勢，許多人“漁轉運”，從事“水麵行”。有“桂林東鄉第一”、“大圩四大家之首”之稱的巨富黃秋波（商號黃源順）先是從毛村遷大圩做包子賣，後來主要靠“水麵行”發家，生意做到梧州、香港；黃洪吉坐鎮桂林（碼頭設在象鼻山南麓），大做竹、木生意（收購竹木運銷梧州），並利用黃氏“印章簿”（從桂林至梧州的每個碼頭的黃氏族人，每戶用1張綿紙登記造冊，有如戶籍簿，共有1寸多厚），建立“代辦”，生意暢達，時為“漓江首富”。
陝西省商州市有一個客家村，名叫廣東坪，顏姓村落。其祖先原住廣東平遠，於康熙已己年（1689年）分族徙居湖南長沙府瀏陽縣。住了八十一年後，其中一支的兄弟三人，從乾隆庚寅年至戊戌年（1770-1778年）經商到陝西洛南縣，定居下來，故村名叫廣東坪。
香港的“客家村”原地名叫“紅棗田”。在清朝康熙初年，已有寶安簡姓客家人在此居住，隨後遷來了陳姓寶安客家人。至20世紀初，又有寶安籍客家人李斌華家族遷入（其後裔李靜波是後來村中的主要理事）。開始的居民以從事水稻種植為生。但由於此地水源不足，非耕種良田，人口增多以後，便多到海外經商。（二）海外
據1940年版《華僑名入故事錄》記載，南宋末年，梅縣鬆口人卓謀等隨宋軍到崖山，1279年兵敗宋亡，卓謀與十多位幸存者乘木筏漂流到東南亞（印尼加裏曼丹）定居，為有史可查的客家人旅海外最早者。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程鄉縣（今梅縣）的商人林朝曦、大埔縣的肖雪峰、羅袍等人，與饒平縣的張璉結拜聯盟，自號“飛龍主人”，先在福建和廣東交界地區經商。萬曆初年，林朝曦和張璉一起到三佛齊貿易，列肆為番艦長。梁啟超先生將張璉稱為中國殖民八大偉人之一。他在《三佛齊國王張璉》中說：“王，廣東饒平人，本劇盜。明嘉靖末作亂蹂躪廣東、江西、福建三省，勢極猖獗，合三省會剿，調兵二十萬，凡三年乃平之。官軍報捷，謂已獲巨魁就戮。萬曆五年，有商人寓舊港者，問其王，則璉之。蓋敗後潛逸。倡以力據此國雲。”舊港在三佛齊（即現在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一帶），商務印書館《中國人名大辭典》載：“璉潛逸人海，奪據三佛齊，自為國王。”《明史·三佛齊》亦有記載：“久居三佛齊有數幹家閩粵人，可能是張璉部屬的後代。”據日本人藤田豐八博士考查，三佛齊島、舊港等地出現很多古碑，上鐫記“15龍”年號。經鑒定是張璉當時的國號。今三佛齊客家人講饒平客家話的，應是明朝年間隨同張璉去的。據曆史資料記載，客家人旅居印尼已超過700年的曆史。
海上武裝集團反抗明朝的林道乾（惠來人），反抗失敗，於明萬曆元年（1573年）率部數幹人逃到柬埔寨，後到暹羅南部北大年定居。民國新修《大埔縣誌》記載，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鄭成功舉義旗抗清，鎮將江龍，偏將羅宏（均大埔人）等率領義軍幾千人，隨鄭成功到台灣，以後不少人輾轉到南洋各地。海上武裝首領林風（饒平人），於明萬曆二年冬率領戰船62艘，步卒、水軍各2000人，婦女、工匠近2 000人，從澎湖列島往菲律賓，遭西班牙殖民主義者阻擊，林風餘部至萬曆五年潰散，不少部屬流散到東南亞各國定居。張璉、林道乾、林風流散到東南亞的部屬，半數以上是廣東人。他們早就同東南亞各國進行“走私”貿易，“借交趾、占城、暹羅以為逋藪”。
客家人大量移居海外是清朝康熙解除海禁後，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開始中暹（中泰）大米貿易，一批客籍商人乘此到南洋開拓發展。1840年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於1842年8月29日簽訂《南京條約》，開放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五口岸通商，清政府由海禁政策變為對外開放，承認“契約勞工”，準許洋人在通商口岸設“洋行”，亦稱“賣入行”，殖民主義者在中國大量掠奪華工，運往東南亞各國及南北美洲等地，進行“契約華工”（即豬仔）貿易。乃至1860年汕頭開埠，客家人出洋與曰俱增。據《客家》雜誌載：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閩西汀州客家商人謝文彬，因販鹽下海，遇大風漂至暹羅，後就在暹羅定居，改名美亞，出任該國嶽坤（相當於中國古代的‘學士’）。”這大概就是最早到達泰國的客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