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喬，乾隆元年（1736年）率子女人四川榮昌貿易，嘉道年間轉到重慶經商，生意極盛，名譽甚隆，經常來往於四川、湖北、湖南進行貿易，發家致富。直到近代，榮昌陳氏仍是中國聞名的商業家族。
曾秀清，長樂（今五華縣）人，隨父入四川金堂縣，與親戚合夥經營，糴糶糧食。嘉慶五年（1800年），王三板蹂躪四川中部，鶴唳風聲。於是曾秀清乘此動亂之機，收買莊稼而囤積大量糧食，並在形勢穩定、糧價上升之際拋售出去，從中獲取高利，成為巨富。又在此基礎上，擴大經商規模，走出四川．販糧到湖北、湖南及東南沿海各省，資產日益雄厚，聞名東南。
興寧縣羅金蓮一族，專門經營工藝精湛的廣東扇子到湖南、湖北、四川等省貿易，大賺其錢，其族人經常到四川重慶、瀘州、資州、內江、涪州等地傾銷廣東扇子。因此發財致富，最後該族有150人“落籍西蜀”，定居於涪州、瀘州、內江等地。
乾隆年間，平遠縣出產的葛麻布和生鐵質量較優，該縣商人即將葛布運往蘇州、杭州等華東地區去販賣；又將生鐵運至安徽省的蕪湖等地出售。“客家商幫”還深入到四川偏僻的少數民族地區去經商，乾嘉時期他們到雷坡廳（今雷波縣）少數民族地區銷售鹽布，收購皮革、山貨販賣。與此同時，梅縣、興寧的商人也到廣西的邊遠山區城鎮經商貿易，如到思陵州（今廣西寧明縣東南思陵）和思樂土州（今寧明縣）。鹹豐同治年間，梅縣黃姓商人在宜山懷遠鎮經商並定居，後來又到柳城、忻城等縣做生意。 2．海外開拓 客家商入利用廣東、福建的地緣優勢，想方設法到東南亞以及美洲國家經商貿易，而且許多入在經商發財之後定居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等國家而成為華僑。據統計，明清時期客家人由於經商或其他原因定居於這些國家的約有300萬人之多。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開海貿易，設粵、閩、浙、江四海關。這標誌著自唐以來，中國對外貿易一千多年的市舶製度的終結和中國海關製度的創始。市舶製度和海關製度最大的區別是：市舶製度足以“朝貢貿易”為主要特征，即各國商人隨貢使到廣州，貢使將貢物獻給中國皇帝，其商人將貨物交與市舶司，在“市舶館地”臨時招商發賣，並無專設的買賣機構。到了明代，開始在市舶司下設牙行，由牙行負責買賣。海關製度建立以後，將對外貿易管理（海關）和對外貿易機構（洋行）完全分離開來，是我國傳統的朝貢貿易製度向商業行館貿易形式轉變。
梅縣鬆口人梁采臣（印尼巨富梁氏家族始祖），是較早去印尼爪哇島的華商開拓者之一。清嘉慶年間，他在惠州三多祝經營糧食生意。他胸懷大誌，冒著不準出國的禁令及漂洋過海的危險，乘“大眼雞”木帆船，到荷蘭管轄的殖民地東印度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經商，創設“南茂商”，經過苦心經營，成巨富。
大埔縣商人戴春榮，同治十一年（1872年），到馬來西亞檳城做小販生意，繼而轉到怡保太平市當中藥店店員，積累資本後收購這間中藥店，命名日“杏春堂”。後來隨著商務日益發展，在怡保太平市和檳城開設分店，經營典當業，不幾年發財致富，成為巨商。
蕉嶺縣三圳鎮東嶺村商人吳德馨，嘉慶年間（1796-1820年）到印度尼西亞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經營小攤販謀生，因為經營得法，生意日隆，稍有積蓄，便接其弟吳友祖去巴達維亞，共同經營“元合公司”，生意更加興隆，資本積累更加雄厚。光緒年間，吳友祖接其子吳清亭及孫吳鬱青、吳香初到爪哇經商，擴設“順合”和“太成”兩個子公司，經營豆醬、豉油、米粉、咖啡、洋雜貨等生意。之後商務日益發展，再興建一間肥皂廠及經營房地產生意。上世紀30年代，吳鬱青回香港九龍深水埗投資經營房地產業，擁有樓字60-70幢，成為深水涉三大地產商之一。還在新界八鄉創建“吳家村”，擁有大量土地；在九龍及新界興建織布廠生產布匹，又開設中藥、百貨等商店多間。
侯芳伯（梅縣灣下人）19世紀80年代，他從汕頭乘“紅頭船”到泰國，後成為泰國的“柚木大王”。梅縣入伍淼源，與澄海人許必濟利用曾在航行南洋航線的“紅頭船”上服務多年的機會，移居泰國曼穀，初在酒店服務，後創立廣源隆商行經營木材業，生意十分興旺，不幾年發財致富，成為巨商，聞名泰國。他凶熱心捐資公益慈善事業，獲泰國王賜予泰姓“藍三”( Lamsam)，成為著名的泰國藍三家族始祖。
五華縣人鍾木賢，於同治二年（1863年）作為契約華工到南洋，後轉去美國夏威夷。光緒四年（1878年）與土王血裔瑪莉結婚，後於1880年，偕夫人遷居檀香山經商，商務蒸蒸日上，賺錢致富，成為巨商，並被選為檀香山商會會長。
據《永定縣誌》載：縣人遠渡重洋，僑居海外有悠久的曆史。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前，就有溪南裏蘆竹（今仙師鄉蘆下壩）盧姓人出國謀生。清順治、康熙年間(1644-1722)，因戰亂頻繁，賦役畸重，連年災疫，大量田園荒蕪，一些人為了謀生，不顧當時朝廷的“海禁”而出國。康熙十七年（1678年），下洋鎮思賢村吳集慶從廣東汕頭偷渡到馬來亞。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解除“海禁”，出國謀生人數逐漸增多，大溪鄉東片村遊翹其於雍正十年（1732年）前往印度尼西亞，下洋鎮中川村胡兆學、胡映學兄弟亦於這時期前往沙撈越。乾隆十年（1745年）馬福春到馬來亞檳城島珠海嶼，他是登上該島的第二個華僑。1786年8月10日，英國萊特上校在檳島登陸之前，島上已住著58個華僑，其中就有永定人。1840年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強迫清政府為其掠奪東南亞殖民地而輸送勞工，這時，山多田少的永定人民，因生活貧困，大批出國謀生，出國人數猛增，形成第一次出國高潮。僅下洋鎮中川村，就有胡永春、胡永和兄弟前往印度尼西亞甲八丹，胡門林等前往井裏汶；胡移玉、胡增瑞、胡武撰等前往馬來亞檳榔嶼；胡移林等前往馬來亞霹靂。
鹹豐、同治年間(1851-1874)，因永定條絲煙逐步被進口的香煙所取代，致使煙農破產，煙廠關閉，煙工失業，煙商收盤，經濟蕭條；加上連年災荒，官吏橫征暴斂，人民掙紮在饑餓線上；西方殖民主義者在東南亞各殖民地加緊掠奪，需要大量廉價勞工，海上交通也比以前方便、安全，因此，下洋、大溪、湖坑、古竹、岐嶺、撫市等地人民大批湧向馬來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緬甸等地區，形成第二次出國高潮。
這些客家商人初到異國，人地生疏，難以立足，為了生存和發展，便以同·一方言或同一地域、同一姓氏或親朋，組織起社團，謀求共同利益。這其實是國內商幫在海外的翻版。早期客家商人的社團組織，以廟宇神明崇拜為主，據新馬學者劉果因、吳華，日本學者今崛博士等人考證，今馬來西亞地區最早出現的客家華僑社團是地緣性團體“檳城嘉應會館”的前身——仁和公司，創立於1801年，“昔年館宇，頗似神廟”。當時，南洋各地的華商社團基本上是以地緣、方言、宗親結幫，有福建幫、潮州幫、陳氏宗親會等等。“客家商幫”早期有的名為“大伯公會”，有的名為“義祠”、“公會”或“公司”等，後期則多以地域結幫。正如羅香林先生所言：客家“做生意的，無論走到哪裏，都有會館一類團體的組織，有時為謀保持旅外係眾的安全與利益起見，且有類似於英雄一類的人物，發現於他們工商階級”。
1805年，惠州客家商人在馬六甲首創了第一個會館——惠州會館。以後，在新加坡、檳城及馬來亞各邦也相繼建立了惠州會館。1862年，惠州府客家籍華僑組織了“舊金山惠州會館”，1880年，在吉隆坡首任甲必丹葉德來（惠陽淡水人）創辦了吉隆坡惠州會館。由惠陽（惠州）、博羅、紫金、河源、龍川、海豐、陸豐、新豐、和平、連平等十縣屬同鄉所組成，擁有五十萬會員。會館的章程明文規定以聯絡同鄉感情及扶助貧苦無依同鄉，救濟貧病失依之同鄉，促進同鄉福利；共同發展馬來亞經濟，使之繁榮；用各種實際行動支持和援助祖國強大為宗旨。每逢節日或有喜慶之事，華僑多群集會館。逢中國傳統的春節，會館還組織舞獅舞龍隊，到華人駐地向每家每戶賀新年，每家華僑都敞開大門，燃放爆竹歡迎，向龍獅隊贈送禮物。
“客家人在東印度之團體組織，其曆史較長者，當以巴達維亞之客屬總義祠為最著。總義祠倡設於同治四年乙醜歲，即1865年……其初不過祭祀先民而已”。“至於暹羅客僑最早之團體活動，則殆始於各廟宇之創建與崇祀。盍廟宇一方所以寄托民眾之信仰與儀式，一方即為華僑之公共機關。客人在暹所建立廟宇，一為曼穀豆芽籠之呂帝廟，…為曼穀百彩路之觀音廟，三為曼穀安南巷之關帝廟，四為曼穀達叨仔之漢王廟，五為曼穀新開港之本頭公廟，六為吞武裏境內之三奶廟”。梅州籍印尼的客家商人先後成立有“吧城華僑公會”（成立於1882年，原稱客屬總義祠）、“蕉嶺公會”、“吧城興寧同鄉會”、“雅加達茶陽會館”、“泗水大埔同鄉會”、“巴達維亞大埔同鄉會”等；泰國的客家商人有“泰國興寧會館”、“豐順會館”、“泰國大埔會館”、“合艾客屬會館”等；旅居馬來西亞的梅州籍客家商人則組織有“霹靂太平茶陽會館”、“古晉大埔同鄉會”、“馬來亞嘉應會館”、“怡保蕉嶺同鄉會”等等。
美國的舊金山、非洲的南非、毛裏求斯以及南美洲等地都先後出現客家商人的地域會館或客屬聯誼會、宗親會。
三、客屬公會成立——全球客商網絡的形成
這些以地緣或宗親為紐帶的社團組織規模小、活動少，而且精神渙散，自我觀念、地方色彩嚴重。對於客家商人的支撐和保護作用有限。另外，客家人是不斷遷徙的，本來地域觀念就淡泊，加之客家人在遷徙過程中一直是弱勢群體，受到其他族群的歧視。“粵人”的記述中對於客家的記載大部分是負麵的，如崇禎（1639年）《東莞縣誌》稱客家人“獠”，在許多地方誌中客家人還經常被稱為“匪”，到1907年順德著名詩人黃節在編著《廣東鄉上地理教科書》時，還將客家人劃在“漢種”之外。“獨億30年前，我客屬人上，僑居香港，以無統屬團體，常遭意外歧視”。因此，客家人的自組織意識很強，客家話足他們認知的重要紐帶。很快，南洋各地這些以地域或宗親結成的客商社團就轉變為以方言和文化為核心的跨區域組織。
1795年，廣東客家商人和福建客籍商人共同組織的廣汀會館丁檳榔嶼成立，這是第一個打破區域觀念的海外客屬組織。1840年前後，檳榔嶼的永定籍客家人和大埔籍客家人結盟，成立永大會館，1864年，永定下洋籍胡氏和福建同安籍胡氏聯合組成“帝君胡公司”。隨著客家人聯係的日益廣泛，在19世紀，客家人的這種聯合會館在東南亞分布極廣，遍布新馬各地。諸如豐（順）永（定）大（埔）公司、應和會館、新加坡新生聯誼社等等。這些客屬會館的會員除廣東、福建的客家人外，還有廣西、湖南、湖北天門籍客家人。梅縣旅居泰國的客商僑領伍佐南，看到當時曼穀客家商人存在兩派，互相拆台，互相傾軋，鬥爭甚熾，嚴重影響了旅泰僑胞的團結協作和事業的發展。為此，伍佐南毅然以團結客屬同胞為己任，分別向兩派陳說厲害，使兩派冰釋前嫌，於1910年合並，正式組成暹羅客屬會所，向暹羅政府立案，使其成為合法社團。
世界各地的客商組織普遍認為必須有一個統一的組織，溝通團結，更有利於事業發展，更有利於與祖國的聯係。“本洲屬僑雖眾，然向乏聯絡，無共同組織也”。進入20世紀20年代，”客人南來日眾，人事交接日繁，分布區域日廣，社會關係日密，非作有組織之大團結，不足以聯絡感情，互通音訊，及收團結互助之效”。廣泛地團結客屬華僑力量，維護華商的合法權益，影響殖民當局的各項政策，被客商領袖視為一項緊迫任務。“自合群組織發達以來，團體構成，指不勝屈，或以地方為區別，則感於疆域之不廣，或以姓氏為依歸，則感於群道之不足，若崇正總會，則以語言為係統，為客族之集團，橫貫數行省之地區，綜合百家姓氏之群眾，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兼收並蓄，團結精誠，其集思廣益之功，較之同鄉同姓之團體，實更巨大”。
1921年，當胡文虎在香港設立第一家“永安堂”分行時，就與賴際熙、黃茂林、李瑞文等參與香港崇正總會的建立活動。1928年當選為會長，繼而成為該會永遠名譽會長。
1923年，胡文虎等客商領袖籌建南洋客屬總會。1929年8月23日，南洋客屬總會正式在新加坡舉行開幕典禮，胡文虎被推選為會長。1935年，胡文虎再次當選，並曆屆蟬聯，成為新馬華僑社會的著名領袖。自從擔任客屬總會會長以後，胡文虎還十分注意吸收新、弓華僑各幫僑領為領導骨幹，把新馬僑界的優秀人才聚集在自己周圍，形成強大的社會網絡。南洋客屬總會不僅是團結新、馬客屬人士的核心組織，而且也是聯係東南亞各地客家同鄉的唯一紐帶，南洋客屬總會經常與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之客屬僑團保持聯係，發揮溝通聲氣和團結互助之橋梁作用，對加強各地客屬僑胞之間的聯絡、協作和團結、互助，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37年抗戰爆發後，胡文虎更以南洋客屬總會會長名義，利用其積累已久的社會影響，推進了客家社團組織的發展，逐步主導著社團發展的方向，特派代表丘孑夫、範長峰兩人到南洋各地宣傳發動組建客屬公會，“各地同僑應起而組織客屬公會，以符合先有小組織，而後有大組織，先有小團結，而後始能大團結之主旨”。遇到籌備費用不足時，胡文虎則資助重金，因而南洋各地的客屬公會紛紛成立。在短短的一年中，共有53個客屬公會成立，分布在馬來亞、沙撈越、印尼、緬甸等地。這些客屬公會在組織關係上都隸屬於客屬總會，並直接由總會領導，形成了係統的客家社團聯絡體係。1946年，暹羅客屬會所更名為泰國華僑客屬總會，製訂有為僑胞服務的“生有所養，長有所教，病有所治，死有所歸”的福利措施，提出了擴充華僑校舍、籌辦公立醫院、增設新的“義山”（指無依無靠的華僑去世後安宿之地）的計劃。
1971年9月，世界各國和地區近50個客屬團體及代表數百人，在香港發起成立世界客屬總會，創會宗旨為：宣揚客家精神，加強屬入團結，凝聚屬人力量。推動並傳達全球客屬人士的工商業和文化活動，使各地客屬人士能進一步了解和團結，使客家人的優良傳統——果敢、剛毅、吃苦耐勞的精神，在全世界形成一股受人尊重的組織力量。
至此，以客商為核心的全球客屬網絡正式建立。客商也由早期的行商、傳統的“客家商幫”演變成為具有全球網絡的客籍實業家。